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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专家—杜新忠记事 《中国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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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史、戒毒史
中国烟毒史
毒品与禁毒史话
2007-07-08 16:56:59 来自:豆豆戒毒论坛 作者:dxformat 阅读量:1

    近代以来,泛滥于中国的烟毒,包括鸦片烟、毒品两大类,其中尤以鸦片烟流布最广,吸食者最多,为害最烈,为害时间也最长。

  鸦片,是从罂粟的蒴果上割取的汁液加工制成,又名阿片、阿芙蓉、洋药、土药、烟土、大烟等。鸦片中含有罂粟碱、野罂粟碱、原鸦片碱、吗啡、可待因等多种生碱类物质,对人类、动物的中枢神经有较强的麻醉作用,是一种天然毒品。人们吸食鸦片以后,会暂时忘却痛苦,产生快感,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连续服用鸦片,会产生身体的依赖性,需要不停地服用鸦片才能维持身体上的生理需要;还会产生药物的耐受性,当一个人长期服用鸦片后,再服用同样的剂量就不会有多大快感,必须不断加大剂量,才会产生相似的效果。同时,长期服用鸦片,还会产生心理的依赖性,形成了习惯,难以戒除。

  鸦片何以成为毒品的呢?推本究源,鸦片是以“贡品”进入中国的。鸦片原产于西亚,起初被视作一种良药,用途十分广泛,疗效十分显著。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唐朝时,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即遣使贡献以鸦片为主要药物成份的“底也伽”。可以说,作为药物,鸦片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只是在清朝时鸦片被过多过滥地使用,才演变成一种为害人类、为害社会的毒品。清朝道光年间,鸦片输入的数量空前增加,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严重的局面,朝野为之震惊。清廷采纳了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建议,于1839年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严禁外商走私鸦片。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清廷战败,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默许了鸦片的大量输入,从而鸦片更加泛滥。鸦片战争以后泛滥于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

  公班土,又名“派脱那土”,俗称为大土。产于印度,输入中国时,制成了大圆球式样,颜色呈黄黑色,质地较软,裹以烟叶,是鸦片中的上品,质量高,售价高。

  加尔各答土,俗称小土,亦产于印度,颜色为黄黑色,质地较硬。质量较次,价钱也稍便宜。以上两种烟土,多为英国人走私入口。

  金花土,产于土耳其,质量比印度土差,多为美国人走私输入,但由于质次不受吸食者欢迎,故输入的数量并不多。

  红土,即波斯烟土,俗称“新山”、“红肉”等,是日本人从伊朗输入的,通常用红纸包裹。但红土质量低劣,毒性大,对人体的危害也大,吸食稍多会出现便血等病症。因此,红土售价低廉,贫穷的烟民乐于吸食。

  大量的洋烟土充斥中国,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加重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于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廷公开允许种植鸦片。不久,全国各地,从长城至云贵、从东海之滨到陕甘,到处都种植罂粟,鸦片迅速国产化了,并逐渐排挤、替代了进口鸦片。国产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较为著名:

  云土,产自云南省,是国产鸦片中的著名品种。云土又分迤南土、迤西土、迤东土,其中迤南土质量最好,色香味俱佳,有“王中之王”的美誉,嗜食鸦片的人称之“半里闻香味,三口顶一钱”。云土一般制成长方砖型,外包装上贴有以虎门销烟著称的林则徐的头像,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川土,产自四川省,质量稍次于云土,也是烟土中的上品。四川全省各地都产鸦片,其产品又细分为丰都土、南坝土、涪州土、夹江土、屏山土、巴州土、桂花土、龙泥、凤土、磁块等,产量在全国居首位。

  贵土,又称黔土、毛块、贵州黑等,产自贵州省,质量也较好。毛块形状如马蹄,每块重约10~20两。

  西土,产自陕西、甘肃等省份。又分为甘肃省出产的甘土,俗称甘砖、兰砖,制成长方砖形,质地坚硬;陕西出产的西土又称西砖,其中渭南所产渭南土尤为著名,是西土中的佼佼者。

  交土,又称代土,产自山西。

  宁土,产自宁夏。

  北口土,产自热河,又称为红土,一般制成砖形,重约100两。北口土烟味浓烈,也是著名的烟土。

  西口土,产自绥远。

  西货,又称西口土,产自察哈尔。

  边土,又称东土,产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其中名品为“冻土”,烟劲最足,连烟灰也可以吸食多次。青海所产烟土,也称为边土。

    亳州浆,产自安徽。

  东土,又称洛宁土、枣泥土,产自河南。

  湘土,产自湖南。

    施南土,产自湖北。

  建浆,产自福建。

  鲁土,产自山东。

  苏土,产自江苏。

  粤土,产自广东。

  赣土,产自江西。

  在国产烟土中,以云贵川、东北、陕甘等地产量较大,其他省份所产烟土数量较少。但是,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既有洋土,又有众多品牌的国产土,使嗜大烟的瘾君子们能各取所需,有钱的人吸食上品,没钱的人吸食劣品,从而沉溺于鸦片烟中,忘却自己的职责和人生意义。

  同时,如此众多的鸦片也为加工其他毒品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自晚清至民国的百余年中,除了鸦片泛滥于全国各地之外,还有以下毒品助纣为虐,残害中国人。

  吗啡,是浅黄色、棕色、白色或无色的结晶粉末,是从生鸦片中提取、制成的药力更大的鸦片结晶体。它的主要成份就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占鸦片的10%左右。19世纪初,医学家研制、发明了吗啡,广泛用于镇痛,效果十分明显。但令人吃惊的是吗啡对人体的循环、呼吸、消化系统都有副作用,还具有比鸦片更强的成瘾性,很快就作为毒品流布人间了。吗啡一般用于皮下注射,使用后立即会感到瞬间的冲动,畅快无比。清末民初,吗啡这一毒品就输入了中国。

  海洛因,又叫“白面”、“料子”等,是用化学方法对吗啡再加工提炼制成的,多为白色或无色粉末,也有浅灰褐色、深褐色的。海洛因起初被当成对付吗啡瘾的灵丹妙药,且具有极强的止痛性。但海洛因的副作用更大,其成瘾性更强,相当于吗啡的2倍。20世纪20年代以后,毒品海洛因盛行,也开始传入中国。海洛因的吸食方法较多,可放在香烟中,也可用鼻子嗅吸,还可用火柴烘热放在锡箔上,用吸管吸其烟雾(俗称“吞白粉”),对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鸦片、吗啡。

  红珠子、白珠子,也是海洛因的制成品,因颜色的不同而命名,多由英国和日本制造输入,是放在烟枪筒上抽吸的毒品。

  红丸,是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的毒品,最先由日本人生产,输入中国。后来,中国有的奸商也用鸦片、吗啡加葡萄糖等制成红丸、白丸出售。

  以上都是鸦片类毒品。此外,当时古柯类毒品如高根等,大麻类毒品,也在中国社会中流布害人,但数量较少,影响并不太大。
 
    罂粟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叶片碧绿,花朵五彩缤纷,茎株婷婷玉立,蒴果高高在上,但从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可加工成鸦片、吗啡、海洛因。因此,罂粟成为世界上毒品的重要根源,而罂粟这一美丽的植物可称为恶之花了。

  罂粟的原产地是西亚地区,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并有种植。对此,邓之诚先生考证道:

  《冷斋夜话》引陶弘景《仙方注》曰:断肠草不可知。其花美好,名芙蓉花。故太白诗曰:“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断肠草即指罂粟花、知其流入中国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予曾镌太白诗四句为小印。

  但罂粟种植并不广泛,至唐朝时还作为贡品从国外贡至。有关罂粟的材料,也是在唐朝时多了起来。因此,有论者谓罂粟至唐朝时传入中国。据史书记载,唐朝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是古代西方的灵丹妙药,它的主要成份是鸦片等,可以治痢疾、解除中毒等。与此同时,罂粟的种子也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了。不过,当时鸦片罂粟的种植,纯粹是为了观赏和药用,而不是把它当成毒品吸食。

  唐朝时,人们对罂粟已有相当的了解。陈藏器在其《本草拾遗》中记述了罂粟花的特点,他引述前人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

  不仅如此,对如何种好罂粟花,唐人也有认识,唐文宗时人郭橐驼在《种树书》中指出:“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时人在诗词中多有吟咏。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

  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

  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米囊花”,即罂粟花。游子在经过爬涉艰险路程之后,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极目远望,平川万里,赏心悦目,游子的愁容消失在一片五彩缤纷的罂粟花里。罂粟花使游子有归家之感,使游子消失了愁容,感到了归家的快乐。

  直到明朝末年,罂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朝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他写道:“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崇祯年间,旅游家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

  鸦片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等症的良药。宋徽宗时中医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王磟在《百一选方》中清楚地记录了罂粟治痢疾的处方。他把罂粟当作治疗赤白泄痢的特效药,为此专门将罂粟子、壳炒熟研末,加蜜制成药丸,患者服食30粒后即病愈。此外,宋代中医们还发现罂粟的其他功效,如治呕逆、腹痛、咳嗽等疾病,并有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因此,罂粟子、壳也被当成了滋补品。苏轼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即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的兄弟苏辙的《种药苗》诗,更详尽地说明了罂粟的滋补作用:“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元朝时,中医对罂粟的巨大副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建议慎用。如名医朱震亨即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然而,世人并未记住朱氏的劝告,元朝时,已有人开始服食鸦片了。

  元朝人所服食的鸦片,并非中国本土所制成的,而是从征服印度等地的战争中掠夺而来。作为战利品的鸦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到了明朝时,中国人才逐渐懂得了鸦片的生产、制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录了当时采收生鸦片的方法,他写道:“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但是,这种方法,并未普及,李时珍也是道听途说,并未看到或亲自采集制造过鸦片。当时中国境内的鸦片,还大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据《明会典》记载,东南亚之暹罗(泰国)、爪哇、榜葛赖(马六甲)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并不时作为“贡品”药材贡献给明朝皇帝,如泰国即一次入贡300斤鸦片。直至成化时,鸦片进口还相当有限,因此市面上鸦片价格昂贵,竟然与黄金相等。其后,鸦片进口逐渐增加,明朝正式对鸦片征收药材税。万历十七年(1589),鸦片首次被列入征税货物清单之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规定,鸦片每十斤征收税银一钱七分三厘。这表明,鸦片输入增多了,食用鸦片的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富绅地主已经为数不少了。

  清朝初年,仍沿用明朝的方法,将鸦片视为药材,征收入口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规定:每进口百斤鸦片,征银三两。清初进口的鸦片数量每年约二百余箱(每箱约100斤),这个进口数量表明,鸦片吸食者不是很多。但是,四十余年后,即雍正七年(1729)以后,鸦片进口大量增加,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一千箱,嘉庆五年(1800)达四千箱,道光初年达八千余箱,至鸦片战争(1840)前夕,每年进口的鸦片多达四万余箱,约四百万斤了。这时,鸦片已是一种吸食者甚众的毒品了。至此,罂粟已由来自域外的美丽的花朵,演化成害人的毒  
品。

 鸦片进口数量的激剧增长,有着众多的原因,就鸦片本身而言,吸食方法的改进有着极大的关系。如上所述,鸦片最初是作为灵丹妙药进入中国的,有权力享用的人很少。作为药物,是将罂粟的子、壳炒熟,研成粉末,加上蜂蜜,制成蜜丸服用,或者用罂粟子、壳煮水服用。作为滋补品,宋朝时又将罂粟制成“鱼饼”和“佛粥”食用。鱼饼是将罂粟子洗净磨乳,去渣后煮沸收聚,制成小块,服食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鱼鳞状的小薄块,这种罂粟饼即为鱼饼。佛粥,也是用罂粟子和竹酒煮成。这时,人们只是服用罂粟的子、壳,还没有掌握刺取罂粟毒汁制成鸦片的技术。

  元朝时,印度已经盛产鸦片,蒙古人远征印度时,掠取了大量战利品,鸦片就是其中的一种。一般认为,元朝时,中国人还没有自制鸦片,明朝时才开始自制鸦片。其提取汁液、制作鸦片的技术,名医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此时,人们提取了罂粟汁液,阴干成生鸦片,吞服。由于其毒性很大,吞服过量的生鸦片,便会中毒身亡,危险性很大。因此,服食鸦片并不普遍。

  如同罂粟由海外传入的一样,吸食熟鸦片的方法也是由海外传入的。据记载,在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苏门答腊人首先发明了服食熟鸦片的方法。他们将提取的鸦片浆汁煮熟,再滤掉残渣,与烟草混和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或者仅用熟鸦片制成丸子吸食。这种吸食方法很方便,又能品尝到鸦片烟的芬芳香味,很快就流传开了。到了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厦门、台湾等海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也开始使用吸食法享用鸦片毒了。到了乾隆年间,中国已流行竹管吸食鸦片,即烟枪吸食鸦片了。

  吸食法的流行,将鸦片由药用彻底推到了毒品的行列。首先,由于吸食法方便、易于仿行,使吸食者大大增加,全国每年消费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其次,用吸食法食用鸦片,使鸦片中的毒素更易深入人体,刺激大脑,产生自我麻醉、忘却烦恼、昏昏欲仙的感觉,加重了吸食者的成瘾性,从而更加离不开鸦片了。吸食法,使沉迷于其中的瘾君子充分领略了鸦片的“功用”,在烟毒的熏陶下,自觉不自觉地称颂鸦片的“妙处”。清朝时的瘾君子们即对鸦片交口称誉,他们认为:“(鸦片)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其实,这种感觉就是鸦片的麻醉作用,耽于这种吸食之中,很快就形成了难以戒除的成瘾性,自身受到的毒害越发严重了。
 
    烟毒,尤其是鸦片烟的危害,自晚清以来由于吸食者众,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毒瘾,即鸦片瘾、吗啡瘾和海洛因瘾。对于中毒甚深,搞得面目黑瘦、精神萎靡、形体瘦弱的鸦片嗜食者,国人斥之为“鸦片鬼”。从鸦片战争直至解放前夕,各大都市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鸦片鬼。因此,烟毒的危害,普通人虽然不能从学理上搞清楚,但耳闻目睹,几乎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毒品一般分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两种。麻醉品如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吸食后对人体的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服用后就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依赖性,即成瘾。精神药物则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服食后容易产生兴奋和抑制作用,连续使用一段时间后,也能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依赖性,即成瘾。人为什么会对毒品上瘾呢?这个问题已有了科学的解释。即在人类的大脑中,能分泌出一种化学成份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它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幻觉。可以说,人类之有快感其根源在于二羟基苯基丙氨酸的分泌。在人脑中,还有一种成份与吗啡非常相似,这就是内呔啡。它有较强的镇静作用,且有助于大脑中分泌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因此,只要大脑中分泌出这两种化学成份,人们就会感觉到安静、快乐和幻觉,从而十分愉悦。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鸦片等物服食后异常快乐,便乐于服食,长期反复服食,这就成了吸毒。因为,当人们服食毒品之后,毒品直接进入了人体,刺激大脑,复制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和内呔啡,使吸食者产生莫大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毒品进入人体以后,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增加了血液的供给量,增加了人体的兴奋度和力量,并产生快乐;当毒品药力消失以后,人体内便严重缺乏这类物质,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又需吸毒。如此反复下去,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大脑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吸食毒品之人,沉溺于一时的快乐,养成毒瘾,困于毒瘾,无暇他顾,以至于死于毒瘾,自鸦片战争以来,死于毒瘾的鸦片鬼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鸦片作为毒品,相对于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而言,其毒性是较低的。但是,对人类和某些动物而言,其成瘾性仍是相当强的。一个人,刚开始吃鸦片烟时,每每觉得刺喉难挨,但吸上十余口后,即会感到“快乐”,更思吸食,久之自然成瘾。因此,当时劝人不要吸食大烟的措施,都指出不要尝第一口。而一旦吃了第一口,往往就会上瘾。光绪时人张昌甲指出:

  凡人初吃烟时,其志个个持定,必曰:“他人心无主宰,以致陷溺其中(指成瘾),我有慧力焉,断不至此!”及至(瘾)将成之际,又易一言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有戒力以制之!”迨其后明知不可复返矣,则又曰:“我终有定力以守之,不至沉迷罔觉也!”直至困苦难堪,追悔莫及,方瞿然曰:“一误至此哉!”然人寿几何,此生已矣!

  其实,人们吸食第一口鸦片烟,滋味并不好受。光绪时人张昌甲是个吸食大烟的人,他在其《烟话》中描述了他初试鸦片的感觉,写道:“余于烟之初上口时如不胜,然迨十余口后,乃觉其味醇醇,每欲请益。尝读《桂留山房诗》中有云:‘初犹艰涩刺喉,醇而后肆乃贪馋。’足以移此。”但是,十余口后的快乐感觉,使他还想吸食。如此,坚持三五天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鸦片烟瘾。张兴智在《从种烟到禁烟的亲见亲闻》指出:“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连续吸食三五天大烟,便可成瘾,并难于革除。”

  鸦片烟不仅能使吸食者本人上瘾,而且对于长期处在鸦片鬼烟雾之中被动吸食二手烟的人和动物来说,也极易上瘾。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的回忆文章中,以切身的经历讲述了戒烟之难和被动吸烟上瘾的情形。他写道:

  我的父母均吸大烟。父亲患多种疾病,医生再三劝其戒烟,并说如再吸用必会短寿。他到40多岁时才戒烟,但仅活到50周岁就病故了,母亲于1937年在医院戒烟时受了不少苦,初戒时不思饮食,呻吟床榻,日夜不能入睡,甚至腿足倚墙形同倒立,呼喊难过大汗淋漓……

  吸用大烟者容易上瘾,常闻烟的人也可以上瘾。我的妻子为侍候老母,经常为老人烧大烟,后来发现如不代母烧大烟,就觉得周身无力,困倦没有精神,有时还连打哈欠。后来母亲发现我妻子染上了闻烟瘾,便不再叫她代烧大烟了,过几日即恢复正常了。
 
    不但人能闻烟上瘾,动物如久在大烟室中也可上瘾。我家的男佣人有的上了大烟瘾,晚饭后均到马号吸用大烟。我家的马车小冯养有一只黄鸟,晚间即把鸟笼悬挂在住房内防止猫扑。该屋中无人吸大烟时,笼中小鸟把头藏在翅下呈睡眠状,但当吸烟喷出烟雾之际,小鸟把头伸出,鼓动双翅,抖擞羽毛,在笼中飞动跳跃,双爪立于笼架上开始鸣叫。纸顶棚内的老鼠也活跃起来,在顶棚内来往狂奔呼呼作响。

  李希贤在《旧社会河套地区鸦片烟害》一文中,也指出了老鼠、百灵鸟被动染上鸦片烟瘾的情形。他指出:“鸦片烟毒之为害,不仅祸殃及人类,就连周围的小动物染上烟瘾也会死亡。有一户人家,房顶有鼠洞,老鼠嗅闻鸦片烟气,日久上瘾。当房主人外出一个时期回来,发现老鼠死了,掉下地来。另有一户人家,饲养一只百灵鸟,每当晚上主人吸烟,鸦片烟气满屋时,百灵鸟才在笼中欢蹦乱跳地鸣唱。后来主人没有烟吸了,百灵鸟也死了。”烟毒,准确地说是吸食大烟之人喷出的烟毒废气,竟使穴居的老鼠、笼中的宠鸟上瘾,以至于瘾发命丧,可以清楚地看出烟毒的成瘾性是多么强烈,其为害范围是多么广大!

  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吸食鸦片烟,那么腹中的胎儿也会中毒染上毒瘾。袁简之在《鸦片在鄂西的泛滥》一文中指出:“常吸鸦片人家的烟雾在空间飘散,猫儿老鼠呼吸这种烟雾时间久了也会上瘾。老鼠发瘾趴着不动,猫儿发瘾叫喊不止。有鸦片瘾的妇女,怀孕期间,胎儿在腹中受毒也有瘾,出生后每天要哺喷鸦片烟雾,不然则啼哭不止。”杨国治在《西康省雅属的烟祸》一文中,也记载了婴儿、猴子上瘾的事例。他说:“我家隔壁张子绍的儿子才生下地,她母亲就向他吹送鸦片烟的烟子,说是在胎中就有了瘾,每天吹送烟子,婴儿不哭;不吹,他就哭。幼小的生命就这样害了。原二十四军有个团长傅德铨,喂养了一个猴子,随时跟在身边玩弄,傅德铨吸鸦片时,猴子就在烟塌上玩,嗅嗅烟子,傅也常常向猴子吹吐烟子搞着玩,无形成瘾,如果到时没有给猴子吹烟子,他就要急躁得叫闹。有一次傅故意把猴子释放出去,不出一天,猴子烟瘾发了,逼得它主动放弃自由的天地回到傅德铨的烟塌上来。”

  以上数例充分显示了鸦片烟具有多么强烈的成瘾性。而且鸦片烟对于上瘾的人来说危害甚大,不啻为杀身害命的利斧。“鸦片烟,一入其境,而一得其味,苍生之大患具于此,万万不可救药者。”“人当发瘾之时,欲吃不得,欲忍不能,其苦莫可名状。”而且,长时间的服食鸦片烟,会使“其肉必瘦,其血必枯,其舌常脱液”,对身体危害极大。在解放前,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鸦片烟瘾君子的狼狈相:“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趿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其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灾,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而“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

  吸食鸦片烟的危害有目共睹,一些瘾君子“迷途知返”,尝试戒掉恶习。但是戒掉大烟是一条难于攀登的蜀道,“难于上青天”的重任。晚清时,有人指出:一个人一旦染上烟瘾,“则一息尚存,断无中道弃捐之日”,不死不止,“凡人烟瘾既上,无休歇时,一睡是小休歇,一死是大休歇。”自鸦片泛滥以来,多少中毒的烟客饱尝戒烟的痛苦和难堪!从下面几例,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罗从修在《自贡“烟王”》中,记述了自贡“烟王”刘圣瞻的成瘾、戒瘾、复吸的经过。1926年,刘圣瞻经过的路旁有一家“吮香烟室”,门帘上写有“闻香下马”的广告词,“他看见字还没有闻到香就迷着了,马上闯将进去。初试云雾,果然异香扑鼻,其臭如兰,尽情吞吐之后,精神百倍,抖抖擞擞而归。”从此,他就成了烟馆的常客,成了一个十足的鸦片鬼,不久,又在自己的家内私设烟具,卧榻逍遥。但是被母亲发现后,“烟灯烟枪,全部捣乱,烟膏交出,命书童监视,不许出门,闭户读书”。这样一来,刘圣瞻可尝到了戒烟的滋味。“足不出户还不在乎,那腰酸背痛,哈欠连天,涕泪交流,头昏目眩,口干舌躁,吃又吃不得,睡又睡不得,终日昏昏,天旋地转的境况”,让他活受罪。在他母亲的严厉监管之下,他苦苦熬过了一个月,总算脱离了苦海。但是,“戒后不多久,老瘾复发”,刘圣瞻再次坠入鸦片烟中,在茫茫孽海中醉生梦死。

    总之,鸦片烟对吸食者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民间歌谣有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很好地形容了大烟的危害。其实,鸦片烟还对吸食者的家庭、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在云南德宏有这样的说法,充分显示大烟对家庭、社会的危害:“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由于家破人亡,进而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危害社会。关于吸食烟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下面有关章节详述,兹不重复。

  鸦片烟的危害已经令人怵目惊心了,而比鸦片毒性更强的吗啡、海洛因对吸食者的危害更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了。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一文中指出:“‘白面’(即海洛因)之毒害甚于大烟,凡染上白面瘾,家业败得快,人也死得快。吸食‘白面’方法简便,……一小包‘白面’仅需一角钱,可吸好几次,与大烟相比要便宜一些,因此一些吸大烟的人便改吸‘白面’(按,吸食海洛因药力更强,故常吸食鸦片的人为增加刺激,往往改吸食毒品)。‘白面’吸后口中干渴,想饮用清凉之物,但喝下汽水后立即犯瘾,仍须再吸。如此反复自然花费增加,故倾家荡产和早亡丧命者大有人在。”

  不久,又发明了体内注射毒品的方法,“即把‘白面’用蒸溜水溶解成液体,用注射器注入体内,这种方法较吸要过瘾,但对人体的毒害亦同时加大了。凡注入‘白面水’的地方只能扎一次,再在原处扎针头就扎不进去了。所以用不了多久遍体全是针眼,甚至连头皮和手脚指甲缝都扎了,无处可扎后,便会因毒瘾发作而致死。30年代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王文源……他的妹妹是个女票友,年20多岁,容貌非常美丽。她染上烟瘾后,先吸后扎,后因毒瘾加深,卧倒在(北京)地安门外白米斜街水窑胡同的‘白面房’中,不能自行回家。在她垂死前,流氓无赖给她一小包‘白面’,即可同她睡一次。待其奄奄一息,高丽浪人便将她撵出门外,最后死于什刹海畔。”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时,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在抚顺千金寨矿区,开有多家吗啡馆,出售吗啡和海洛因,造成了一大批吸毒者。“长期吸毒瘾者,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形同行尸走肉。他们一日不吃不喝尚可,但不扎不抽则万万不能。中毒越深,犯瘾越频,乃至无可救药。这些人到后来,虽然熬过酷暑盛夏,却熬不过数九隆冬。冬天腹中无食,身上无衣,毒瘾又在大作,多是活活折磨致死。有的躺卧在屋檐房角下悄然死去,有的怀抱饭馆门前的大铁炉(借余温取暖),而至冻僵死掉。每到寒冬,冻死之路倒,横躺竖卧,呲牙咧嘴。”。他们多是扎吗啡、抽海洛因搞得一贫如洗,形消骨玄,而走上了死亡之路。

[责任编辑]杜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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