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一） 鸦片，19世纪中叶流入湘西
　　清咸丰元年（1851年），保靖县署从贵州引进种子，在县城南门外种植。同一时期，龙山县明溪、二所、大达一带边远山区有少数偷种。据《永厅志》记载，1875年，清政府为增加税收，明令湘西农民种植鸦片烟，至清末民初，鸦片烟种植扩散到湘西各县。
（二）"乌金"泛滥
　　民国6年（1917），湘西地方实力人物陈渠珍，由田应诏（湘西镇守使）手中接掌军政大权后，即强迫农民种植大烟，以征收烟税。民国10年（1921年）陈出任湘西巡防军统领，驻防保靖，为扩充军备，兴办实业，开放烟禁，进行横征暴敛。大烟种植由非法变为合法。
　　民国20年（1931年），"湘西王"陈渠珍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在凤凰县城合资筹建吗啡制造厂。次年投产，用于生产吗啡的鸦片原料日耗达100余担。上行下效，种、制、吸烟毒之风遍及城乡。
　　民国24年（1935年），湘西各县城镇、交通要道民办之"土膏点"、"售吸所"均收为官办。据官方统计，是年，大庸、泸溪、永顺、保靖、乾城（1953年更名为吉首）、凤凰、永媛（1953年更名花垣）、古丈8县，有"土膏点"16家、"售吸所"183家。民国25年（1936年）2月～28年（1939年）2月，湘西10县仅登记烟民即达58499人。实际烟民数字远不止这些。
　　有"乌金国"之称的龙山县，1918年、1928年和1943年几个种植大烟高潮时期，年均种植户数和吸食人数，分别占全县总户数和总人数的70％和30％。到1949年，种植户数达41133户，占总户数52988户的77.61％；种植面为604628挑，占总耕地面积1727652挑的35％；年产湿烟土564.57万两，折合干烟土300万两。该县苗儿滩，428户中除25户无田土外，其余403户均种植大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4.2％。同时，县内有大小、明暗烟馆5000余家，贩毒者4500余人；仅有500余户的洗车河集市上，即设有烟馆20余家，纳税烟灯1700盏；召市集市上最大的烟馆老板向元香死后，清扫房屋时，屋内的鸦片渣子需用背笼来背。 
（三） 黑色诱惑
　　在自然环境恶劣、农村生产技术落后的旧湘西，大烟不仅成了农民赖以生存的衣食和官府取之不尽的财源，更成了土匪托枪拥众的经济支柱和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自1917年开始，龙山县地方武装头目刘紫梁、师兴吾等，就以征收烟税来筹措军饷、扩充武装和牟取暴利。他们划分各自收税范围，交叉进行明收暗抢。"天干地开坼，烟税少不得"，1921年龙山县因种大烟耽误粮食播种，加上自然灾害，饿死万余人横尸遍野。刘、师等人则分别增加人枪数百。
　　1939年，师兴吾胞弟、龙山县著名匪首师兴周，以1500斤鸦片行贿省府官员，换得一顶保安团长的"乌纱"，匪借官威，更不可一世，成为湘、鄂、川边界地区声威赫赫的"土皇帝"。
　　1942年国民党永顺专署派保安团前往龙山征收烟税，与瞿伯阶土匪部队在桂塘老兴一带发生激战。保安团战败后，迁怒于当地百姓，纵火焚毁民房数十栋。
　　1944年4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派兵前往古丈县李家洞清剿匪首张平，立足未稳就被打死一名排长，清剿部队扬言要踏平李家洞。张平请县长陈立谟出面斡旋，并赠送两大缸鸦片以示"谢罪"。清剿部队得烟土后回赠枪支4箱，回省府复命时，吹嘘张平"关心百姓，安民有方"。
　　1946年，国民党"川湘鄂边境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令其收编的土匪武装陈南亭师驻龙山县清剿瞿伯阶。陈、瞿二人"暗送秋波"，白天放枪，晚上协商，做了一桩以枪换烟的买卖。瞿得枪后兵力扩充到数千人，陈则获得一批"乌金"大饱私囊，也充实了其部"双枪将"的弹药。
　　1948年夏，永顺县匪首刘和清率部到龙山县乌鸦河、大南坪等地捉拿300余人，强行勒索鸦片，声称"捉到了龙山的叫化子，也要换大烟二两"。

（四） 人间地狱
　　烟毒为害，以吸食尤烈。染此恶习者，莫不精神萎靡，形容枯槁，民间称之"鸦片烟鬼"，讥云："未曾身死足先伸，当面占盏地府灯，左手拿根哭丧棒，右手拿根引魂针"。这既是对"鸦片烟"的惟妙惟肖的画像，也是对鸦片烟毒危害的生动写照。
　　古丈县居民杨春生，因吸食大烟，卖掉了3栋房屋、108挑谷田和两个老婆，生活无着，投奔乾城协镇向天爵，后因盗抢逃跑被人杀死；龙山县苗儿滩叶新柏，原有100多挑田产，大烟成瘾，荡尽家产，买枪一支，邀人结伙为匪，抢劫过往行商；龙山县里耶张安宁，原有家产五、六万银元，全部填进"烟枪"落得个卖身充当壮丁的下场；里耶瞿国培之父与人合伙开"复春恒"油号，置田20余亩，烟毒缠身，瘫痪身亡，瞿国培夫妇步其父后尘，不几年，产业卖尽，其弟在重庆大学念书，因生活得不到接济，跳楼身亡；龙山县洗车河姚某，原有田土800余担，桐山100余担，是当地大财主，吸烟成瘾，耗尽全部家当，死时竟连下葬的棺材都没有；保靖县拨茅寨张宝成加入"瘾君子"行列，倾家当产仍"痴心不改"，先后两次将年仅8岁的女儿带到沅陵去卖，均因年幼未能脱手，回来后又将15岁的女儿带到龙山，换回大烟两碗。
　　据统计，1949年，古丈县河蓬、尚公、永宁、和平4乡，吸大烟卖尽田产56户，离婚18对，体衰800余人，死亡18人，烧毁房屋50余户，相杀致死129人；同年，保靖县城关，因吸大烟致死39人，致残6人，卖儿卖女21人，倾家荡产17人，沦为盗贼4人。可谓"引魂针"上家破人亡，"哭丧棒"下妻离子散，"地府灯"前人间地狱。

                                 国民党政权在湘西的禁烟运动

（一） 清末，湘西烟毒无禁政可言
　　自民国9年（1920年）开始至1949年，国民政府在湘西禁了30年的烟，收获甚微。相反地愈禁愈多，禁得烟毒泛滥成灾。
　　 
（二）"挂羊头，卖狗肉"
　　民国9年，湖南省禁烟局派员到湘西督办禁烟事宜。次年陈渠珍即开放禁烟，对种植者实行按"窝"征税，名目"窝捐"大烟公开上市交易。省府奈何不了这位"树大根深"的"湘西王"，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民国11年（1922年）开始，国民党龙山县政府历任"父母官"，均把征收大烟税当作头等大事，他们强迫农民种烟，待烟苗出齐后，派保甲长实地点窝收税，然后又要种烟户具结，写上"小民无知"偷种鸦片若干株，甘愿受罚，保证今后不种。手段卑劣而又滑稽可笑。这套把戏，意在征而不在禁。 
　　民国19年（1930年）陈渠珍成立禁烟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各县亦相继成立禁烟机构。设禁烟机构，名为禁烟，实为敛财，如规定售烟者交"印花税"，吸食者纳"烟灯税"；对种植者征收"窝捐"，如此"奖勤罚懒"，对烟毒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应付上面的检查，有时也得装装门面：或安排一块禁烟示范场地，照相后上报，以示查禁彻底；或给省府、专署禁烟人员塞上几个"红包"，尔后抬上轿子沿交通要道"逍遥"一番，以示本地没有种烟。凡此种种掩耳盗铃的"闹剧"，下面有心，上面会意，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
　　民国33年（1944年）10月，龙山县县长魏逸群贴出布告："本年全县田土不准有一株烟苗发现，如有故犯，一经察觉，无论情节轻重，株数多寡，一律处死。本县长言出法随，决不姑息"。这位"言出法随"的县长，在龙山禁了三年烟，刮了三年地皮子。卸任时，仅鸦片烟担子就有数十挑。
　　民国36年（1947年）10月，龙山县警察局局长谭子林率警赴隆头乡第六保查铲烟苗，乘机勒索钱财，吊死无辜，激起公愤，农民持枪反抗。当场一农民被警察枪杀，乡长黄兰秋和一名警士亦在混战中死于非命。之后，警察将第六保的牲畜、粮食、衣服等财物洗劫一空，一把火烧了18栋民房。
　　同年6月，龙山县县长向阳召开县政府会议决定偷卖应上缴的鸦片，所得款项用来修建县府大楼。
　　明禁暗纵，寓禁于征，禁民不禁官，禁下不禁上，借禁烟之名，行搜刮之实。如此禁政，禁出了林立的烟馆，遍地的"烟鬼"，一片瘴气乌烟。

（三） 有心除弊、无力回天
　　国民政府禁烟也并非"空雷不雨"有时还确定下了点"小雨"。民国17年（1928年），民国政府公布禁烟法，并在刑法中对鸦片的制造、种植、吸食作出处理规定。龙山、古丈、大庸等县相继禁烟。次年，龙山县还处决了种烟犯王朝龙和彭武智。
　　民国24年5月，湖南省成立禁烟委员会，主管全省禁政。湘西各县遵命推行禁政，各县成立临时"勒戒所"各2所，共20所；永顺、乾城、古丈3县还各成立戒烟医院1所，强制"瘾君子"戒烟。次年，古丈县县长罗亨衢、禁烟委员会陈严明，因查铲烟苗疏忽，被省府各记大过一次。
　　民国27年（1938年）10月，省禁烟委员会主任张治中训令"古丈领照烟民626人，第七期仅换发执照24张，似此相差甚远，不知禁烟科员平日所司何事？"民国29年（1940年）1月，古丈县政府向省禁烟委员会恳呈古丈烟民困窘，请求免除积欠照费，省府答复："烟民即多贫苦，何不先期传戒？"
　　民国24～29年，湖南省推行六年禁政期间，据官方不完全统计，湘西10县共处理烟毒犯172人，其中处决34人，判处无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54人，拘役83人。然而，湖南省宣布六年禁政完成之日，却正是湘西烟毒愈演愈烈之时。
　　国民党政府官员中也不乏真心戒烟、不识时务的"俊杰"。民国27年，古丈县县长罗万类向省府具结保证不吸食鸦片，县府各色人员亦纷纷具结保证。同时，罗县长还微服私访深入民间调查烟毒情况劝说烟民戒烟。并令警兵将"瘾君子"拘传进"勒戒所"强制戒烟。其事迹至今仍为人们称道。
　　也有不走运的"父母官"，民国33年5月，另一任古丈县长卢觉上任伊始，即带警兵下乡查铲烟苗，雷厉风行，触动了当地绅士的利益，受到诬告被省府革职。卢觉清贫无蓄，只得身背行李步行往沅陵卸任。
　　民国37年（1948年）古丈县又一任"县太爷"王天龙，发布禁烟告示："凡种、运烟者和抗铲者捕，制、藏和吸食烟者或者在解毒所再吸烟者捕"，并于城乡交通要道设置木牌520块，上书"种烟者死！运烟者死！买烟者死！再吸者死！"是有心还是无意，亦或是其他？个中奥妙且不去探究。事实上，种、制、贩、吸烟毒者，依然故我，且有增无减。加之政府官员层层舞弊，烟毒泛滥如故。
　　到1949年，鸦片烟毒已如决堤之洪水，难以遏制，墟场集市，鸦片公开交易，且充货币流通，无商不烟，无烟不富；城乡要道，十户内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客；平民百姓，口耳相传，不外"今年烟价几何"、"每年抽税若干"，耳濡目染，舍大烟外而不知其他。 
　　
    根除湘西为祸近百年的鸦片烟毒，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是不现实的。然后，禁烟禁毒一波三折，烟毒活动几起几伏，这里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
（一） 加强专案
　　禁烟禁毒中，公安机关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开展专家侦察，特别是集团案件的侦破。利用犯罪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及主、从犯之间的利害关系，采取"拉出来"的办法，瓦解犯罪同盟，扩大战果。从而成功地破获一批重大、特大贩毒集团案件。典型案件有：
　　永顺姜万盛武贩毒集团案：姜犯自从1947年开始，勾结永顺县匪首向克武、龙山县匪首向心国、大庸县警察局警察所长龙国清，组织两个武装班共30人，于龙山靛房至大庸沿线设立据点，分段押运毒品，往常德、汉口等地销售。1950年开始转入地下、至1952年破案日止，该集团贩运鸦片71112两，吗啡192两。1952年9月24日，首犯姜万盛在永顺县处决。
　　龙山刘永祥贩毒集团案：刘犯自1933年开始贩运鸦片，并勾结匪首师兴周等人组成贩毒集团，以"友联"、"力和"布号为掩护，暗中大量制造、贩运毒品，仅1937年一年即贩运鸦片12万两；1947-1949，年均贩运鸦片万余两。1949年后，在常德设"大地土产贸易组"，"公大油行"、"河北旅社"、"何记油行"，在津市设"两湖旅社"等为毒品中换站和销售点，将毒品销往长沙、汉口、上海等地。1950--1952年破案日止，该集团共制造吗啡4500两，贩运鸦片23.96万两、吗啡2816两。1952年9月25日，首犯刘永翔在龙山县被处决。
　　1952年禁烟禁毒运动中，通过专案侦察，破获贩毒集团案19起，涉及案犯202人，其中制造58人，贩运144人；逮捕万两以上的案犯14人，其中制造1人，贩运13人。
（二） 发动群众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克敌制胜的法宝。专案侦察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禁烟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手段。
　　发动群众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召开各种类型的干部会、群众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烟毒分子，澄清底数，二是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腰鼓、快板、街头剧、广播筒、山歌等形式，宣传禁烟禁毒的意义和有关政策；三是发现、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规劝小组，开展亲劝亲、友劝友活动。 
　　宣传发动，收到良好的效果，如龙山县苗儿滩一位15岁的少女，主动交出自家的藏烟12两，尔后又动员其姨母家，未有效果，她便上山寻找，将其姨母藏在山上的百余两大烟取出上交。保靖县拔茅寨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把准备卖掉买棺木的一碗鸦片交了出来，周围6户人家受其影响亦主动将家中藏烟交了出来。
　　据统计，1952年禁烟禁毒运动中，仅32个重点地区通过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烟毒分子即达1347人，占登记数4564人的29.51%，查获鸦片10232.3两，吗啡12.35两；群众自动交出鸦片22962.21两，吗啡61.45两。
(三)宽严兑现
　　禁烟禁毒实行种、吸从宽，制、贩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想结合的政策。区别大犯、中犯、小犯，主犯、从犯，惯犯、偶犯进行处理。对于少数民族和工商界知名人士的烟毒问题，采取更加慎重和宽大的方针。
　　运动高潮时期，各县均召开了公审大会，对于万两以上和过去制、贩毒品至1950年2月以后仍有现行犯罪活动的惯犯，从严惩办；对于种植、吸食烟毒者、以及主动登记悔过，坦白交待的烟毒犯罪分子，从宽处理。通过宽严兑现，进一步掀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号召烟毒分子交烟、交"枪"和登记悔过。同时，还举办罪证展览，当众销毁烟毒。群众欢呼叫好，一致反映：这可是真禁烟，共产党说话算数，动真的。
　　宽严兑现，孤立了大犯、惯犯，消除了一般烟毒分子的思想顾虑，主动交烟、交"枪"、登记悔过和交待余罪争取宽大处理日见增多。1952年禁烟禁毒运动中，通过登记悔过，主动交出的鸦片达53668两，吗啡216.62两，分别占整个运动收缴鸦片、吗啡总数的44.6%和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