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贵族喝茶
罂粟果实经加工提炼制成的鸦片，在18~19世纪的东亚作为麻醉毒品被广泛使用。鸦片的种植和加工均在印度——这片由诸多王公国家组成的次大陆，于1757年臣服在大不列颠的王旗之下。在英帝国的庇护下，印度鸦片的经销由光荣的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
山茶叶经采摘加工可冲泡饮用，通称为茶。一直以来，中华帝国几乎完全垄断了这种“清澄碧玉”的所有产销环节：种植、采摘、加工、炒制及其他加工方式、批发、出口……一切一切，皆由此一国独享。
近二百年来，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并以所获利润购入茶叶；而中国反过来用在茶叶贸易中获得的白银，从印度的英国商人手中购买鸦片。
鸦片-茶叶贸易对于英国而言不仅仅是获利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元素。英国政府每10英镑的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售——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年要消费一磅茶叶。茶税被用于铁路和公路建设、公务员薪水支出以及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国方方面面的需要。鸦片对于英国经济而言同样重要，它为印度——这颗维多利亚女王皇冠上闪耀的宝石——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希望印度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但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发动的一系列扩张战争，却将它从这块富饶而辽阔的次大陆上所能获得的利益迅速消耗殆尽。植物商品的三角贸易是此时推动世界经济运转的原动力，帝国的车轮随作物的生长、加工与销售而转动：大不列颠从印度鸦片和中国茶叶中均分得一杯羹。
19世纪中叶的中英外交是一部不幸的悲剧。北京城内高高在上、贵为天子的皇帝于1729年下诏“严禁”在中国销售鸦片，然而持续了数十年的走私仍使鸦片得以流入(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诸岛的鸦片贸易亦遭维多利亚女王禁止，然而她的法令却得到了广泛服从)。鸦片销量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着，从1822年到1837年，销量增加了5倍。终于，在1839年，统领广州港的宫廷大臣(钦差大臣林则徐。——译者注)为这些外国人的目无法纪以及民众吸食鸦片上瘾后的病态所激怒，扣押了夷馆区内的所有外国人，并要求以300名英国人手中价值600万美元(约折合今日的1亿4500万美元)的鸦片为赎金。当鸦片贩子们被迫妥协、人质获得释放之后，这位大人命令500名中国劳力对将近300万磅的毒品用盐和石灰加以搅拌，将混合物倒入珠江。作为回应，年轻的维多利亚派皇家海军出战，以武力使获利丰厚的鸦片-茶叶贸易得以延续。
在战争中，英国一举打垮中国，清政府粗劣不堪的木制帆船根本不是女王陛下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海军的对手。作为和平条约(实为不平等条约。——译者注)的一部分，英国人赢得了经一个世纪的外交恳请而不得，以至于无人再抱希望的对华特权：香港岛，外加大陆五处新通商口岸，或是说贸易港口。
自马可·波罗时代起，鲜有西方人得以窥探中国内陆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余年间，英国船只被限制停泊于广州——一个珠江口贸易城市的港口。英国人无法光明正大地涉足所居货栈以外的场所，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离商馆区仅200多码远的、25英尺高20英尺厚的广州城墙。而现在，挟战争胜利之威，中国的内地终于向大英帝国开放了一条缝隙——仅限贸易。
《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后，英国商人做起了美梦：堆积在中国内地的华贵丝绸、精美瓷器以及喷香茶叶正等着被他们销售到广阔的世界。商人们开始构思一种可能：绕过难缠的中间人和控制广州货栈的商行直接与中国的生产商打交道。银行家则在幻想着无以计数的财富、矿藏资源、粮食谷物、经济作物以及梦寐以求的开花植物——一个遍地都是待装载商品的巨大国度。
然而，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建立起的新秩序并不稳固。在英国坚船利炮的压力下签订的无法忍受的条约，令中国这一曾经骄傲自满的国度蒙受了彻底的羞辱。英国的政客与商人们担忧受辱的中国皇帝可能借鸦片本土生产合法化颠覆由协议建立起来的脆弱平衡，进而打破印度(也就是不列颠)对罂粟种植的垄断。
伦敦方面现在坚持着一种意见：应该且必须保障对英格兰的茶叶供应。距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战争结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然而那些曾奋战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滑铁卢(Waterloo)的勇士们却依然强势左右着英国的外交政策与舆论。亨利·哈丁(Henry Hardinge)，一位曾追随纳尔逊勋爵与威灵顿公爵，协助他们战胜拿破仑的名将，在担任印度总督期间，曾针对目中无人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危机做出如下警告：依我看来，北京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将中国的鸦片种植合法化，这里的土地已被证明像印度一样适宜这种作物的生长，可能导致(英国)政府目前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彻底枯竭；基于这种推断，我认为最理想的对策是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进行茶叶种植。依我之见，后者(在印度种茶)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为国家提供同等收益，并且是比当下鸦片的垄断销售更加保险的财政来源。假若中国真的将鸦片合法化了，那么在三角经济上将留下一个非常致命的缺口：英国将再无资金进口茶叶、支付印度战场的军费或承担本土的公共建设项目。中国的鸦片种植业将为两大帝国耻辱性的经贸依存或“由两种花木交易包办的不幸婚姻”画上句号——这种“离异”是大英帝国所承受不起的。
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几无二致。除坐拥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和肥沃土地之外，云山雾罩的环境使茶树在享受露水滋润的同时又遮蔽了骄阳烈日。经常的霜冻气候更为冲泡出的茶水增添一份醇香浓厚，令其口感更加丰富、浓郁、可口。
随着植物商品贸易顶破东亚贸易的资产报表，它们对于世界格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研究它们的人们——曾经被大众视作区区花匠之流的人——摇身一变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受到众人瞩目。到了19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已不再被视为戴着工作帽，穿着钉靴，躬身伺候着他们的鳞茎、花卉和灌木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以勇敢的冒险家与世界的改变者闻名。他们采集各种对英格兰乃至帝国各地具有科学、经济与农业潜在价值的异国植物。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术也发展得更为先进，使职业植物猎人们得以采集、运输越来越多的异国植物样本。
不再受限于中国最南端的沿海口岸，如今英国得以深入到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区域。但若要茶叶产业成功落户印度，英国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
这个担负着大英帝国希望之人，名为罗伯特·福钧。
维多利亚时代的茶叶
当中国人意识到福钧从他们手中窃走了一件无价之宝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无法挽回他们的损失了。福钧盗窃得手，促使茶叶以更为低廉的价格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令这件奢侈品彻底平民化，从此以后，全世界都得以享受茶叶的芬芳了。
茶叶已经和糖、咖啡、烟草、鸦片一样，跻身世界产量最高、销路最广的日用品行列。尽管茶叶并非工业革命的诱因，但它在英国广受欢迎；随着印度新式茶叶的出现，购茶变得越来越方便，大大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
这类全球性日用商品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动力，以茶为例，售价1英镑的茶叶，其采摘时所花费的人工成本只有1便士，而且行销世界各地。它通过销售链条上的每一环，从山中的农场到英国人的住宅，重新分配了这个世界的利益。通过茶叶这种普普通通的药用商品，中国的劳工开始与美国的商人、广州的帕西银行家打起了交道，开始与伦敦的金融家以及正享用早餐的曼彻斯特妇女、儿童有了交集。
茶叶也彻底改变了英国的资本和经济体系，其影响力通过英国在远东的商贸网络迅速扩散。当大英帝国的魔爪伸到包括诸如缅甸、锡兰、东非以及其他适于种茶的地区时，茶叶就变成了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先前上述地区被认为除了枯萎的热带雨林外，别无他物，但现在英国利用茶叶种植得以在这些地方建立产业经济。茶叶的影响力还蔓延到了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区，在那里，它有助于满足英国人对糖的需求。与东方的贸易成就了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确立了近两个世纪以来英镑在全球经济中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还没有一个人口稀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岛国能以别的方式取得这一非凡成就。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亦因茶叶而改变。茶叶贸易起源于繁华的、被实施殖民统治的城市香港——现在这座城市再次回到了中国的怀抱——它也是东方的商业中心。有人认为，如果由一系列茶叶贸易所导致的革命没有打断中国大陆大约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那么现在的整个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可能更类似于香港。在华外国势力的存在，再加上茶叶和鸦片贸易所引发的巨大浩劫，使得大清王朝的皇权遭到严重削弱。大清王朝的没落引发了一连串的历史演变：先是国民党崛起，最后为中国共产党所取代，当所有的历史大戏尘埃落定后，便成了今天的海峡两岸远远相隔的局面。没人能合理地论证出，这一幕幕历史演变都只是因那些茶叶而起的；但同样没人会忽视，正是外国势力对这种充满中国风情的日用商品的渴求，才迫使中国向西方开放门户，进而导致了这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帝国的没落。
除了引发了一系列地缘政治后果外，茶叶贸易几乎左右着地缘经济的每一个环节。
运输
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同等情况下，从中国前往伦敦比起十几年前要快上一个月，茶叶货运方面的竞争令航运时间大为缩短。出于贩运茶叶的需要，最为敏捷轻便的货船出现在海面上；它们的速度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茶叶贸易兴起之初的200年间，只有东印度公司拥有在远东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权，因而当时从英国出发前往中国的货船全都隶属于东印度公司。那些被称为“东印度人”的船只简直是些慢吞吞的浮动仓库。这些“海上茶叶货车”在泰晤士河和广州之间来来回回。新采下的茶叶要在海上漂浮9个月——有时要整整1年——才能出现在民辛巷拍卖行的大厅里。这就意味着即使船上装载的是花白毫和毛尖这样的极品好茶，其质量上的优势在抵达英国后也必定荡然无存。尽管旅行家和商人的报告已经指出：“初摘茶”一眼看上去就是制作茶饮的最佳选择，但英国人从未得到过真正的“新品茶叶”。当时或许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伦敦品茶师曾注意到茶叶质量的下降，那些吃茶叶商贸饭的人们清楚：这方面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只要有人愿意出高价收购那些优质的新鲜茶叶就行。但当时的茶叶生意为东印度公司所垄断，没有了竞争，也就无人愿意冒险完成在一季之间将茶叶从中国的半山腰带到英国拍卖桌上的壮举。在缺乏变革动力的前提下，英国茶叶的质量长期得不到改善也就不足为怪了。
19世纪的时光见证了造船工艺方面的突飞猛进。当英国于1815年击败了拿破仑帝国后，战争所带来的压力随之消失，他们不再需要那些武装到牙齿、自给自足到可以在海里漂上老长一段时间而不需靠岸的老式英国战舰了。在和平年代里，船体变得更长，外表变得更光滑，航速也变得更快了。
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局面于1834年终结，新的贸易公司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它们纷纷要求从这块大蛋糕上分走一块——这些商界新贵的名头在东方依旧备受尊敬：太古集团、渣甸集团以及马西森集团(后两者合并后即是著名的怡和洋行。——译者注)。这些商行为了抢占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市场，而向东印度公司发起挑战，后者就像它名下的船只一样，笨重臃肿、效率低下。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为结构更为精密、速度更快的高桅帆船的出现创造了新的原动力。
1849年，《不列颠航海条例》(British Navigation Laws)的撤销使得美国造船只得以在中国出入，美国人终于可以直接在英国码头卸下一箱箱中国茶叶了——他们的卸货时间还能比英国造船只提前几周。美国舰船是以1812年战争中出现的快速私掠船的流线式船体为蓝本而设计的，这种船往返纽约和广州之间只需不到100天时间。出于对航速的渴求，英国的船舶设计师们又重坐到制图板前：他们削减了船头，将船体设计得更窄，让桅杆倾斜化，用这些新创意朝波士顿最好的舰船工程师叫板。
短短20年时间内，在上述三大因素——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时代的终结，以及美国船舶开始进入中国——的共同作用下，舰船航速方面有了革命性的突破，茶叶航运的时间成本也大为缩短。新式舰船被命名为茶叶快船，只要看到那修长低矮的船身，鱼头形状、好似竖起的刀刃般垂立于水面之上的船头，便能立刻认出它来。这是一种横帆三桅船，“在每一个海员的心目中，它都是一位无瑕的美人。”当时的一位船长评论道。
随着运茶快船的出现，茶叶贸易也变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体育运动。每当东方舰队的第一艘斜桅帆船出现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平面上的时候，伦敦市登时万人空巷，大家一齐拥到泰晤士河畔，驻足观赏一年一度的运茶比赛。期盼装载着刚采摘下来的新品茶叶的中国快速帆船的到来。竞赛开始了，一路上，一直到伦敦的每一个海岬上，充当信号的火焰都在熊熊燃烧着。投注开始了，赌徒的手气取决于第一个从帆船舷缘投下的茶叶板条箱在码头上落地的一刹那，英国人对这一竞赛的热情不亚于对赛马结果的关注。
运茶快船如今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帆船，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帆船是工程学和人类进取精神的结晶，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人们再也不需要那种体积大、速度快的帆船了。与远东的贸易所获利润实在太丰厚了，法国人眼红之下，开始动手开凿苏伊士运河。尽管快速帆船是根本无法在运河河道通行的——它们实在禁受不起红海海面上大风的考验，然而蒸汽轮船却能够以比帆船快一倍的速度抵达中国。由于沿途的燃料补给站选址布局合理，乘船前往中国和印度比以往变得更容易了。到了1869年，随着苏伊士运河开凿完成，因茶叶运输业而生的航海技术革新全都成了历史。野心勃勃的英国商船船队已经不再需要变化无常的风来驱动，它们可以用可靠而稳定的煤作燃料。
生产
茶叶的分量很轻，这决定了运茶商船要用压舱物来保证行驶途中的平稳；在茶叶贸易刚刚兴起之时，大部分时候，压舱物都是由蓝白色的中国瓷器来充当的。尽管商人们对这种商品的估价往往偏低——那些人更喜欢丝绸那样利润巨大的日用品，但人们一致认为，当瓷器填充在装茶叶的板条箱的夹层空间时，它起到的作用与那些“压舱铁”是一样的；而当瓷器沿着船体和龙骨排成一线的时候，还能起到附加效果——可以有效防止船舱漏水。运送茶叶一类的奢侈品风险很大：它们的质量很容易因为浸水而受损，价格也随之下跌，而一艘船在海上航行也就意味着它一直冒着损失金钱的风险，因而可以说瓷器的存在分担了这一风险。瓷器还能挡住船舱底部的污水，从而对那些利润更高的货物起到保护作用。
茶叶消费者群体的不断扩大带动了英国瓷器工业的发展，它也成为第一批享受到19世纪机械创新成果的行业之一。在18世纪以前，尚无一家欧洲工厂能制造出能盛开水的陶瓷茶杯。
由于欧洲出产的黏土缺少瓷土所需的必要元素，因而欧洲黏土无法像中国黏土那样用于制作茶杯。中国的瓷器是利用高温烧制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坚固透明的釉，所以具备低廉、耐用的特点。而欧洲的黏土则是在低温环境下烘烤，它们只能覆盖多孔的釉料，这样制成的瓷器更容易破裂。
对更为坚固耐用的瓷器的追求，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工业竞赛。英国的制造商们能生产出质地更坚硬、价格更便宜的餐具来吗？长期以来，英国工厂车间里造出来的瓷器又笨重，又粗糙，又易碎，但它有个优点：运输成本较低，因而在价格上还是能够和中国瓷器较量一番的。大约到了1750年的时候，欧洲工厂终于刺探到了瓷器制造工艺的秘诀，借助当时英国工业向机械化转型的契机，一项新的产业随之诞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最早一批使用瓷器改良工艺的陶艺家之一，可以算是与罗伯特·福钧同一时代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爷爷辈人物］。
茶叶贸易在依托瓷器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对“异国”之地——中国和东方——的探索热潮。带有浓郁中国艺术风格的图像——垂柳和高耸的宝塔，以及身着长袍、举止娴静的妇人——以印在邮票上或画于进口茶杯的两侧的方式而在西方广为流传。这种充满东方浪漫风情的艺术品对大英帝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大有帮助。它展现了一个未知世界的美好形象，创造出一种优雅迷人的氛围，取代了西方人先前的想法：出国前往东方的旅途是可怕而危险莫测的。贫困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伴随着疾病和混乱正在一点一点地摧毁英国。城市化进程蚕食着农村地区，原先的农村居民现在正在工厂里劳作，呼吸的是被烟尘污染的雾气，住的是拥挤的廉价公寓，然而那些在瓷器上随处可见的图像向他们描述了一个更为宽广、庞大、怡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商机和希望的世界，一个大不列颠帝国可以征服的世界。
英国人的生活
正如可敬的东印度公司所预言的那般，印度的茶叶种植产业借着茶税的取消和航运技术的发展这两大有利因素而迅速繁荣起来。随着东印度公司一家独霸的历史的终结，茶叶贸易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这导致了茶叶价格的全面下跌。茶叶越来越便宜，也意味着那些黑心茶商觉得既没必要再将其他植物混杂在茶叶包装袋之中，也不用再用危险的化学品对茶叶进行加工，因而茶叶的质量有所改善。尽管此前英国全民饮茶的风气已经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茶价的便宜化对于这个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国度而言仍不啻为一个福音。
很久以来，人口统计学者和医师们就已经注意到随着饮茶习惯的日益大众化，死亡率在不断下降。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污染程度越发严重，疾病传播率也随之上升。霍乱这个恶魔在印度次大陆上肆虐已久，它的魔爪于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伸到了英国大陆，当时几个水手饮用了船上水桶中的水，而这些水桶是在印度被灌满的，这些水手因此感染上了霍乱病菌。而他们回到船只所在的母港时，这种致命的病菌开始通过当地的下水道到处传播。到了19世纪中叶，霍乱这一传染病已经几次三番地夺去了数以万计的伦敦市民的生命；单单1848~1849年的那次大暴发就导致5万人丧生——这5万人无一例外都是因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染病的。
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比起用热水而不是用开水冲泡的咖啡，茶叶更受人们的欢迎，这种饮用习惯直接给他们的健康状况带来了好处，因为将水煮沸可以杀死水中那些在近距离传播病菌的微生物。由于伦敦的人口密度庞大，且缺乏有效的排污系统，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伦敦市民的饮用水也是非常不卫生的。在传染病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全球经济产物的反复侵袭下，一个喝茶民族的生存概率比一个喝咖啡民族的要大。
对于帝国的宏伟战略而言，茶叶同样是上天的恩赐。它成了英国军队配给标准的一部分，由当地人组成的英属殖民地军队同样享受这一福利。当英军在热带丛林中困苦不堪地行军，寻找着帝国边界的时候，喝上一杯茶就能让他们身心放松，与此同时，还能预防水源性传染疾病。
如前所述，糖类是大英帝国那错综复杂的经济中另一种必不可少的日用品，它产自新大陆中仍由女王陛下统治的几片殖民地：巴巴多斯(Barbados)、牙买加(Jamaica)和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在英国，糖类已经过剩了，而茶饮的普及让糖有了新的伴侣。
加糖的茶饮为大不列颠人提供了便捷的热量来源。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意味着穷人们已经难以吃到农产品，而茶叶本身并不含有营养价值，喝茶时可以在里面掺上牛奶、蛋白质和糖，这样一杯茶就变成一份廉价而营养丰富的能量来源了。
在饮茶之风还未盛行的年代，工厂里的工人们所摄取的大部分卡路里来自啤酒和麦芽酒，这种习惯造就了一批不理想的劳动力。在工业化之前，工人们的劳作方式以手工为主，因而喝点啤酒是可以容忍的，但这就给英国经济的工业化领域——这一行业需要较为精细的劳动技巧——带来一个严重问题：曼彻斯特纺织工业的主要设备为飞速运转的纺纱机和纺织针，而让一个醉醺醺的工人去操作它们实在是件很危险的事。但大不列颠人如果在周末喝的是加糖的茶，吃的是面包和肉的话，那么他们既可以获得所需的所有热量，又不必冒喝醉的风险。毫无疑问，茶叶有提神的作用。它能让工人们集中精力，有助于让他们全神贯注地完成那些艰巨的工作。
像酒精这样的发酵饮料有清除寄生虫、将卡路里以液体形式加入日常饮食中的优点，但到了18世纪初，啤酒生产要耗去英国将近一半的小麦收成。对于英国国内的农业而言，同时保证迅速增长的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啤酒供应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养活每一张工业化时代新增的嘴，现有的农场完全不够。这样只能另辟蹊径，从英伦三岛以外的地方，从帝国那无边无际的领土中寻找外来的热量供应源。对食物的追求总会塑造社会的发展进程，在维多利亚帝国时代，我们的现代全球工业化食物链形成之初，掺了牛奶和糖的茶满足了英国对廉价营养品不断增长的需求。
诸如法国和德国那样继续选择酒精作为主要饮料的欧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落后英国达15年之久。
以茶代酒还有别的好处，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怀孕期间的妇女如果不喝酒，而选择喝茶的话，婴幼儿群体的健康状况就会发生显著改善。茶叶中也含有抗菌的酚类，它们是可以起到天然杀菌作用的植物类化学物质。在英国，婴儿诞生的头一年一般是用母乳喂养的，因此妈妈们以茶代酒也就意味着英国的婴儿们将不再受到酒精的影响。饮茶习惯的流行不仅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在需要更多劳动人口的工业化时代也提高了人类的免疫力。
到了19世纪中叶，“以茶待客”现象的出现首次标志着饮茶这一仪式化行为已在英国社会牢牢扎根。下午茶起初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一项礼仪，随着茶叶价格的逐步走低，这一生活方式开始成为英国社会的普遍习俗。下午茶时间是一段享受的时光，是拜亲访友的时光，是午餐和晚餐之间的闲谈时光。茶叶是工业革命的助推器，创造了足够多的剩余资本的英国人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他们那些殷实的劳动成果了。
时至今日，在西方似乎有一项新的、每日公布成果的科学研究：检验喝茶对健康带来的益处——从茶叶的抗氧化功能和抗癌功能入手，推断出它在缓解糖尿病症状、提高新陈代谢速率，以及降低发胖所带来的风险或提高免疫系统功能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尽管这一类结论尚需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证实，但随便哪一个普通的茶叶消费者都可以证明：喝茶可以提高精神警觉性和短期记忆力，也能舒缓压力。专家将茶叶当作一种具有暂缓疲劳、放松身心、改善健康以及延年益寿效果的灵丹妙药，并从这些方面去研究它。
英国在印度进行的伟大的茶叶种植试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喝更多的茶饮。福钧窃走中国商业机密后不到20年，茶叶贸易的重心就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的版图内。当一个单一物种被移植到它的故土之外的时候，这个世界也随之发生了永恒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