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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史、戒毒史
翻译的政治:马儒翰与第一次鸦片战争
2015-03-22 15:10:02 来自: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胡其柱 贾永梅 阅读量:1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场奇特的对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对英方的无知与英方对中国的熟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本文想问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格局?是清军将领过于无能,还是英军主帅表现神勇?笔者在读史过程中发现,双方主帅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恐怕与他们各自对待翻译问题的态度有关。那么,英方在对待翻译问题上到底与中方有什么差异,为什么会有此差异,这些差异又有什么后果?本文拟以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为个案,对鸦片战争期间的翻译政治作一初步分析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翻译的政治”有两层意思:第一,指作为英方首席翻译的马儒翰与鸦片战争的关系;第二,指马儒翰的语言、文本翻译与鸦片战争的关系。

  在19世纪以前,英语是一种地方用语,在国际上尚无政治地位。即使19世纪上半期,法语仍然较英语更为通用。在这种情况下,与之相隔万里的清政府,自然没有培养英语人才的必要。为了与欧洲打交道,他们只是设置了拉丁语和俄语专业。当然,反过来,英国对汉语的态度亦是如此。乾隆五十七年(1792),马嘎尔尼使团准备来华,寻遍了英国、瑞典和葡萄牙的里思本,都没能找到一名翻译人员。最后不得已,在意大利聘请了两个华人传教士,但是他们却只懂拉丁文而不懂英文②。这说明在19世纪以前,英国人对中文的掌握也极为有限,在与清政府的交涉中并没有语言优势。然而,中英之间相互隔膜的“平衡状态”,很快被传教士马礼逊打破了。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英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1807年来华传播基督福音。为了胜任传教工作,他在来华前后苦学中文,短短几年便能口说笔写。来华后不久,为了取得合法留居资格和提高经济收入,他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获得了大量语言实践以及观察中国政治、人情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份兼职还让他与英国政府建立了联系。1830年左右,当马礼逊因种种原因与伦敦传教会疏远后,便开始与政府正式合作。1834年7月,英国任命马礼逊为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兼译员③。就这样,本为传播福音而来的传教士,最终却成了英国政府驻华商馆的一员。马礼逊精通中国语言和政治,他的加入大大提高英政府的对华了解水平。从此,中英之间的“隔膜平衡”被打破了。

  马礼逊任职不久就因病去世,但这并未中断英政府对华的语言优势。因为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又被请来继任中文秘书。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马礼逊的长子,1814年(嘉庆十九年)4月生于澳门,1822年返回英国上学,1827年再度来华,旋即转往马六甲学习中文。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急需翻译,督促马礼逊邀其子到广州工作。不久,马儒翰应邀来到广州,为英国商人做翻译。在此期间,他的中文知识得到了实践机会,并于1833年编纂出版《中国贸易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一书④。他甚至还准备编纂一部中国官员名录⑤。

  英国驻华监督虽然屡屡易人,但每任监督都很重视马儒翰。尤其是1836年上任的义律(Charles Elliot),对马儒翰尤为器重。1840年2月,义律致信英国外相说:“所附信件是我的朋友兼中文秘书马儒翰先生亲自抄写的,他在有关中国事务方面一向是可以依赖和磋商的官员。在我的机构中,没有其他的人对这些信件中的问题具有任何知识。”⑥ 由此可以想见,义律对马儒翰是多么信任。而马儒翰的加盟,也确实令英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必再为语言发愁。而且,凭借对中国政治的了解,马儒翰还可以为义律出谋划策。那么,此时的广东当局情况又如何呢?

  广东当局对英国方面的了解,随着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有一定程度的改观。林则徐南下时,从京城四夷馆带了一名英语翻译,抵达广州后又招进梁进德、林阿舍(亚林)等人,组成一个语言班子,专门负责搜集和翻译英方资料。这几个人,或随传教士学习多年,或留学美国,属于中国人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人⑦。清军前线主帅如果能充分借助其才能,对敌人的了解恐不致有太大偏差。然而事实上,由于梁进德等人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林则徐根本不敢信赖他们。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则徐很少将重要消息透露给他们,更不会与他们商讨御敌之道。这些译员的任务,就是翻译西书西报。如有重要文件,林则徐还会再请人翻译一份,以资对证。这种用而又疑的态度,与英方义律与马儒翰的融洽,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林则徐不相信梁进德等,但还是采取了“疑而且用”的态度。而继任的琦善,则一律将林氏译员遣散了。他在与英方沟通时,倚靠的是一个叫鲍鹏的通事。鲍鹏与广东洋商关系密切,本来也属“汉奸”一类,却不知何故,莫名其妙受到琦善信任,几乎包办了琦善与英方的所有联络。然而,鲍鹏的英语多为从生意场上学来,无法与马儒翰相提并论。这样一来,中方在翻译人员配备上,自然“逊色”了不止一个等次。而及琦善获罪后,耆英、伊里布等人为避免像前任一样被指责为“滥用汉奸”⑧,则干脆一个翻译也不用。他们给皇帝的解释是:“该夷马礼逊、罗布旦、郭世利均通晓汉文,兼习汉语,勿须通事传话,反致隔阂。”⑨ 至此,中方在翻译配备上已与英方无法相提并论了。

  就这样,马儒翰莫名其妙地成了双方的“居中翻译”。然而,作为英国公民的马儒翰,真的能秉公“居中”吗?

  马儒翰和他的父亲不太一样。其父马礼逊服务于广州商馆时,仍保留了自己的传教工作。他仅仅将翻译当作一项迫不得已的兼职。在精神上,马礼逊一直保持着传教独立性,并对鸦片贸易表示过愤慨。而马儒翰则好像没有其父的原则立场。他在对华交涉问题上,与英国商人和官员基本未发生异议。他更愿意将自己当作一个英国公民,为祖国贡献一切。这是他加入英国政府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为政府服务的精神动力。

  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马儒翰不仅精通汉语,而且熟悉中国人情。他曾经对英方人员讲:“中国人是讲外表的,但不诚恳,嫉妒,猜忌,好怀疑的厉害。他们一般是自私的,冷血的,而不近人情的。”⑩ 这种对中国人情的“洞察”,帮助他解决了很多难题。比如1834年,当教徒梁发因散发传教资料被清政府逮捕时,就被马儒翰就用八百元贿赂赎了出来。马儒翰对人情如此精通,以致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中国人:“马礼逊通晓汉语,有传其为汉奸之仕于夷者”(11)。英方有这样一个“中国通”作为翻译和秘书,自然可以做到知己知彼。

  英方也确实给了马儒翰发挥才能的空间。从1839年穿鼻海战开始,英军每次北上,都由马儒翰担任首席翻译。而且在所有与中方交涉中,都由马儒翰先行联系或居中翻译。对其所扮演的角色,苏精先生曾有过一个简洁归纳:1840年英方第一次北征攻下定海后,留下翻译郭士立处理当地民政,马儒翰则继续随义律和懿律北上,负责与中方交涉;8月,舰队抵达天津白河口外,马儒翰奉派乘小艇向直隶总督琦善递送公文,随后又担任双方会谈的口头与书面翻译;会谈结束后,英方舰队南下,途经山东登州补给,也由马儒翰与当地官员打交道;同年10月,舰队到达浙江,马儒翰又陪同义律会见两江总督伊里布,谈判释放俘虏与归还定海事宜。(12)

  其实,马儒翰在鸦片战争中远不仅是一个翻译,还是为英军出谋划策的人。据说,英兵攻到南京城下时,就是根据马儒翰获取的地图,确定了攻防战略(13)。当时的部分中国人,甚至认为英军攻战南京,就是由马儒翰提出的:“镇江既破(甲乙本作“陷”),璞鼎查将如国王后命,仍遵海赴天津,再求通商地,中于马理逊(马儒翰)言而止。马理逊者,夷官也,……至是言‘燕京漕运,以江宁为咽喉,今但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所求当无不如志;否但扬言将密招汉奸,挖冲高家堰堤,彼虑工险费巨,合龙无期,阻于外舟,工亦难举,计更无不得请者。事出权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期有利于英,不必跼守国王来文也’。璞鼎查深然其言。随下令诸船并进,一路炮声(1937年本为“声炮”)不绝,瓜州仪征所有盐舶商舟,焚烧殆尽。”(14) 梁廷枬的这一说法,虽然还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但是与张喜对马儒翰的印象颇为相符。

  张喜是钦差大臣伊里布的仆人,曾多次代伊里布与马儒翰交涉。据张喜回忆,马儒翰曾对他说过:“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船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15) 由张喜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马儒翰确实坚决主张攻打南京。这与上文梁廷枬文中的看法颇为吻合。当然,马儒翰的职位是中文秘书,进攻南京与否由不得他。但英方指挥官刚来中国,不了解战略地形,在指挥上肯定会征求马儒翰意见。怡良就在奏折中说:“查夷酋璞鼎查之狡狯万端,大率(小)马礼逊、罗伯聃二人为之导引”;梁宝常也在奏折中说:“英夷领事之人,惟(小)马礼逊、罗伯聃二名盘踞最久,情形俱极狡谲,今俱天夺其魄,接踵而亡”(16)。

  综合各方资料来看,英方主帅在作重大战略决策时,一般会向马儒翰等人咨询。而马儒翰又坚决主张攻打南京,所以由此可以推断,英军完全有可能参考了马儒翰意见,作出了攻占南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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