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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史、戒毒史
21世纪初西方鸦片战争研究反映的重大问题
2015-03-19 11:23:03 来自:清华大学学报 作者:黄宇和 点击量:

——从近年所见的三部鸦片战争史研究著作说起    


  西方学者研究鸦片战争史,近年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是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2011年9月,任教于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英国年轻学者朱莉娅·骆菲尔(Julia Lovell)博士,出版了她的《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塑造中国》。①伦敦各大报章诸如《泰晤士报》(The Times)、②《卫报》(Guardion)、《独立报》(Independent)、《经济学人》(Economist)、《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甚至香港的《华尔街日报亚洲版》(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及台湾的《台北时报》(Taipei Times),都纷纷邀请知名学者撰文评论;而这些学者又异口同声地高度赞扬是书,轰动一时。

  其二也是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2004年2月,80多岁的英国资深学者哈利·盖尔伯(Harry Gelber)讲座教授,③出版了他的《鸦片、士兵与传教士:1840—1842英中战争及其后患》。④

  其三是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2011年8月,西方某专家写了一本有关书稿,交剑桥大学出版社考虑出版。该社力邀笔者审稿,笔者欣然从命。按照一般惯例,书稿不署作者姓名,审稿人也不宜深究。唯笔者愈是阅读该稿,愈是吃惊不已,完成审查报告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理应与国人共享,故连同评论上述两本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新著,在此一并评论。

  一、朱莉娅·骆菲尔博士笔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骆菲尔撰写是书的最终目标,是追溯历代中国志士如何借鸦片战争之历史来谴责帝国主义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故笔者就评价她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她赖以成书的材料,几乎全部是已经出版了的刊物。结果是:若所赖者优越,她专著的有关部分就很突出;若所赖者恶劣,有关部分也随波逐流。

  优秀的部分,已经先后有牛津(Oxford)大学近代中国历史与政治讲座教授罗讷·米特(Rana Mitter),⑤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东亚史讲座教授蒂姆·巴雷特(Tim H. Barret),⑥及英国赫尔(Hull)大学荣休历史讲座教授本纳·波特(Bernard Porter)⑦等知名学者,纷纷给予好评,故笔者在此不赘述。

  随波逐流的部分,只有专长英国帝国史的本纳·波特指出其错误之一曰:“英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并不存在刻意歧视移民的政策。她对英国历史的认识,似乎不如她对中国历史认识得透彻。”⑧容笔者补充说:她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似乎也不怎样,原因是她为某些根深蒂固的西方偏见所左右。

  根深蒂固的西方偏见之一,是英国人坚称其发动鸦片战争是正义的,所持理由是扫除广东十三行强加于外国商人的种种极度苛刻的通商条件与限制,近乎于种族歧视。倡导这种论凋不遗余力的学者,有上述的盖尔伯,⑨还有彼得·沃特·费(Peter Ward Fay)教授。⑩

  骆菲尔在其大作中巨细无遗地重复这些苛刻条件与限制,可能意想不到地为西方根深蒂固的偏见借尸还魂,甚至推波助澜。若笔者与骆菲尔易地而处,则会阐明华夏文化一般来说是比较开放的,君不见汉唐盛世以至宋明,都有不少外商到中国自由自在地贸易,他们的文化、宗教等也受到尊重。但满族游牧,对汪洋大海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对他们征服了的汉人无限猜疑。郑成功据台反清后,清政府不但严禁出海,更勒令内迁30华里至50华里不等,使东南沿海地区生灵涂炭。如此种种,皆清政府深恐海内外人士连手颠覆他们的政权也。同样,清朝设计出来的广东十三行,是出于社稷安全的考虑,并非有意刻薄洋商。(11)当时天朝上国的狂妄无知固然根深蒂固;其装腔作势之处更是让人不忍卒读。但若斥其怀有当代文明所鄙视的种族歧视,则有待深入研究。光从表面上看,19世纪的大英帝国不也是目空一切?若作如此阐述,或有助于化解洋人的气愤,而于中外了解与友谊也有裨益。

  骆菲尔继而批评五四运动人士的反帝立场,认为他们一方面抨击列强瓜分中国,抵制洋货;另一方面又崇拜西洋文化,实属自相矛盾。窃以为五四运动人士固然仰慕西方文化,更是推崇其天天挂在口边的世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故对列强之拒绝以平等对待中华民族,痛心疾首。正是列强在巴黎和会中拒绝平等对待中国,才挑起中华民族无限愤慨而导致五四运动。准此,五四运动人士并没有自相矛盾。自相矛盾者,正是列强的双重标准。为何骆菲尔漠视这双重标准,而独怪五四运动人士的反帝立场?列强的双重标准,连历来仰慕西方文明的孙中山也终于大声抱怨说:为何老师总是欺负学生!

  谈到孙中山,骆菲尔抨击他在临终前一年的1924年,为了讨好苏联以获取其援助,突然放弃一贯的亲西方立场,改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窃以为此说倒果为因:正是英帝国主义把孙中山逼得走投无路,而把他推进苏联的怀抱。事缘1921年到1924年,财政极度困难的孙中山广州政权,多次要求英国所控制的粤海关,把属于广东的关余交给广州政权而不要全部交给北洋政府,因为北洋政府千方百计地用这笔钱来对付孙中山,英国不予理会。1924年8月12日,孙中山抓获了一艘从欧洲偷运大批军火到广州的丹麦远洋船“哈佛号”(S. S. Hav),原来是广州商团干的好事,目的是准备用这批军火来推翻孙中山的政权。1924年8月29日,英国驻广州代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警告孙中山别动用武力来镇压广州商团,否则英国皇家海军将全力对付他。孙中山在1924年9月1日愤然发表了他著名的《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吾国内政之宣言》,发誓曰:“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曰排满,至今日吾人之口号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12)由此可知,孙中山之公开反英,非如骆菲尔所说的是为了取得苏联援助,而是英帝国主义把孙中山逼得走投无路才如此。

  正由于骆菲尔倒果为因地指责孙中山反帝,她接下来对孙中山生平的评述,就不会令人诧异: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献媚于英、法、日、美等列强,穿梭于强盗、水寇、保皇党、无政府主义者、外国公使、传教士、华侨、美国雇佣军之间,乞求金钱以反清,狡猾地分别对每一个集团细说该集团爱听的话……

  在(袁世凯盗国)后的十年里,孙中山再度趋炎附势于国际权贵之间,重温其灯红酒绿的生活,先后将其共和国分段拍卖……

  (1922年陈炯明部属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仓皇逃命,追杀他的人不断高声呼喊:“枪毙他!枪毙他!”……

  孙中山对于苏联不断地向其大献殷勤,开始动心了……但是,要接受俄国人的钱,就必须在重大问题上站到苏联那一边……苏联力倡反对帝国主义的枷锁,结果孙中山就开始反对帝国主义了。(13)

  只因为孙中山终于反帝,骆菲尔就连篇累牍地丑化他,既诬蔑他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涯为灯红酒绿,又颠倒因果来抨击他投靠苏联,让人怀疑她是主动地这样写,还是被她赖以成书的第二手史料牵着鼻子走。盖西方学者对孙中山的偏见,在1934年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当年夏曼就曾谩骂孙中山把中国的命运等同自己的命运,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14)明显地,夏曼没听过中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之古谚,结果仁人志士诸如孙中山也遭其辱骂。其实,在国难深重的时刻,中外志士反应雷同。君不见,在登上二战后法国总统宝座之前,命运同样坎坷的戴高乐,不也是像孙中山一样,把法国的命运等同自己的命运?在登上英国战时首相宝座之前,命运同样坎坷的丘吉尔,不也是像孙中山一样“大炮”?(15)骆菲尔并没有引用夏曼的作品,却大量引用同样刻薄的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rie Bergère)的作品《孙逸仙》,(16)故似乎她是被白吉尔牵着鼻子走。若果真如此,则其独立思考的能力跑到哪里去了?悲乎!但她的书却受到上述为其大作所写书评的著名学者追捧,为什么?容笔者在最后一节探索。

  二、哈利·盖尔伯讲座教授笔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盖尔伯把其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心得,归纳如下:

  从英国的政治角度看,1840—1842那场与中国的战争,并非一场鸦片战争,而只是区区一些地方性的小摩擦。英国坚决反抗那腐朽透顶,却高高在上而又狂妄无知的中国,坚决维护英王的尊严,坚决保护英国男女的性命安全,坚决追偿被中国政府抢夺了的财物。没有任何一个伦敦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带兵攻打中国的军官,会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系。若中国人有本领堵塞鸦片走私,就让他们大显身手吧,英军则绝对不会代劳。那场战争,打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却后患无穷,盖数十年后,传教士目睹中国的苦难,悲天悯人,错误地怪罪英国把鸦片强加于中国,才改变了英美舆论。(17)

  因此,盖尔伯以纠正该等错误舆论自命。

  窃以为其开宗明义第一句,手法就很高明。的确,当时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布全球,在中国开辟的战场,只能称之为局部性战争,这是最为明显不过的事实。当读者接受了这个明显的事实以后,盖尔伯把这个事实等同这场战争并非鸦片战争的说法,也会先入为主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

  他第二句话的第一部分:“英国坚决反抗那腐朽透顶,却高高在上而又狂妄无知的中国”,则不但外国读者熟悉,中国读者也心痛当时清朝的腐败及天朝上国态度的狂妄。英国反对这些现象,是合理的。接下来第二句话的第二部分:谓英国“坚决维护英王的尊严,坚决保护英国男女的性命安全”,也合情合理,哪一个政府不坚决维护自己国家元首的尊严,不坚决保护本国公民的性命安全?待估计到已经取得读者信任以后,盖尔伯就在第二句话的最后一部分画龙点睛:“坚决追偿被中国政府抢夺了的财物。”表面上这句话也合情合理,哪国政府不竭力保护本国公民的财物?读者会由衷地支持。但问题是,盖尔伯并没有告诉他的读者,这些财物具体是什么?容笔者指出,这些财物非比寻常,而是违禁毒品鸦片烟土!中国政府并非抢夺了别国公民的一般财物,而是没收了英国公民明知故犯所走私的鸦片。普通外国读者不一定知道当时中国政府所没收的是违禁品,还误会是贪污腐败的官员蛮横无理地抢夺了英国公民的一般财物。盖尔伯用字遣词的手法非常高明,他所用的英文字seize,既可理解为抢夺,也可理解为充公。一般不明历史细节的外国读者,会理解为抢夺,因为盖尔伯整句话是以“英国坚决反抗那腐朽透顶,却高高在上而又狂妄无知的中国”做开始。

  他的第三句话的第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伦敦人(会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系)”,此言固然绝对,但也大致属实,因为英国政府把伦敦人甚至所有英国人蒙在鼓里;虽然有异见人士诸如威廉·尤沃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MP),在国会下议院辩论时大吵大闹说:“拟发动之战争,比我曾经听说过的、或曾经阅读过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使到本国蒙受更大的耻辱。”(18)但在他慷慨激昂的演词中,却没有半句提到鸦片。对于“鸦片”一词,在国会辩论时正反双方都避如蛇蝎,又难怪芸芸众生,茫然不知。他的第三句话的第二部分:“也没有任何一个带兵攻打中国的军官,会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系”,则官兵的天职是奉命打仗,绝对不容花半秒钟问“为什么”。这一切都合情合理,难怪深得读者信任。

  至于他的第四句话:“若中国人有本领堵塞鸦片走私,就让他们大显身手吧,英军则绝对不会代劳”,当然,英军不是中国政府所雇佣的警察,自然不会为中国政府缉私。因此,这句话同样言之成理。关键是:盖尔伯既不是伦敦高层,也不是贩夫走卒,他是地位崇高的历史学与政治学讲座教授,天职是明辨是非,主持公道!

  他最后一句话的第一部分:“那场战争,打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在此,他故技重施,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让读者不断点头之际,就说出欺骗性很强的话:“却后患无穷,盖数十年后,传教士目睹中国的苦难,悲天悯人,错误地怪罪英国把鸦片强加于中国,才改变了英美舆论。”

  盖尔伯这种瞒天过海的写法,对于一知半解的广大知识分子,非常见效。君不见,他这本书,在英国售70英镑,在美国卖107美金,仍然供不应求:初版连再版共5次(见表1)。

  书成之后,他又环游世界到处演说:例如,2006年2月24日,他在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做公开讲座的题目是:“那场并非鸦片战争的所谓‘鸦片战争’。”(19)名利双收之余,盖尔伯干脆把其大作全文放在网络上,任由读者免费下载,以扩大其影响力。(20)

[责任编辑]杜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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