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鸦片的来历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它总会引起中国人的痛楚：屈辱的时代由此开始。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

　　鸦片，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罂粟确实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个大家族：它有28属，250多种;主要生长在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而这个地方几乎是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joy plant)”的美名。

　　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也使用它。至少在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疾病。

　　繁亢的列举我们不再继续，总之一句话：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歌颂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我们的祖宗也早就熟悉鸦片。文字的记录是贫乏的，但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帧皇帝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才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2.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17世纪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它成为官方特许的商行，于是就有了腐败的门户。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户部官员则获得贿赂。整个18世纪中外贸易在发展之中，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角，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鸦片也跻身其中。

　　贸易的发展导致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动摇朝廷的统治;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产生抵触，于是必须加以限制。迂腐的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诱惑，限制的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边远的广东;另一方面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于是官员们随心所欲地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由于中方市场有限，严重的出超使英国为主的商人难乎为继，此外，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更垂涎三尺于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

　　由于中国的茶叶同样使英国人上瘾，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导致巨额逆差，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商人们很快发现，只有两种商品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棉花和鸦片。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的运输成本导致无利可图;即使印度的棉花也获利菲薄;而产于印度的鸦片却有暴利可图，官员们特别需要它来发财。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需求。

　　鸦片导致不良后果的证明在于：雍正皇帝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处罚包括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对于吸食鸦片者免罚，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对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处，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仅禁令颁布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不可思议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一个苦涩的故事是，1793年英国首任外交公使马戛尔尼(Ma Cartney)率七百余人的庞大使团携各种礼品抵达北京。使团的规模与礼品之丰厚表明了英王的重视程度。在英皇乔治三世给他的授权书里，不仅有自主做出让步决定的权力，而且还有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的英王允诺，以符合中国的鸦片禁令。英国特使谋求中国开放内地市场。但马戛尔尼拒绝了必须对乾隆皇帝行跪拜礼的要求，于是被视一切外国均为夷、礼品必是贡品的清朝认定为大逆不道，清廷遂限期逐其出国门。

　　而他所赠送的大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机器都被安装于皇宫当做玩物，所提议的建立中英两国外交与商业联系，亦未讨论即被拒绝。英王促进英中正常贸易全面开展的企图寿终正寝。非但如此，马戛尔尼却通过与满清官员的接触得出结论：“清王朝已经腐败衰弱，不堪一击。”称之为“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他提议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以继续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使命。结果在跪拜礼问题上又僵持住了，这回清廷干脆连对话也不考虑，直接把他们遣送出境。

　　进口鸦片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了禁鸦片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本国发财的清国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他们阳奉阴违，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与外国――主要是英国――鸦片商互相勾结，走私鸦片如入无人之境。

　　魏源追述：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马克思也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评论：

　　“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当时人士蒋湘南调查：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林则徐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

　　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

　　由于清国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 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Karl 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中国输入鸦片达三亿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