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福音的传播和鸦片贸易，都得益于那场使中华民族丧权辱国的战争，这是历史事实。那么，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是否要为此而背上历史的包袱呢？我说完全不必。原因在于，其一，那场战争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并非为基督教而起。战后所签的条约中加上保护传教事业的条款，一来是西方传教士据理力争的结果，二来也是出于西方政治家蒙蔽其国内舆论的需要。在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欧美各国，加上保护传教自由这个堂皇的理由，比起仅仅为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来，更容易嬴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其二，中外基督徒在后来禁止鸦片贸易，医治烟毒祸患的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十九世纪中期，人们对待鸦片的态度，就像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对待香烟的态度一样，并不完全了解鸦片的害处。

　　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时髦，有的父母甚至给自己的孩子吸鸦片玩。更多的人则把鸦片当药用，误把它麻痹神经的作用当成了医病的功效。许多西方人也许受了鸦片商的欺骗，认为由于东方人的生理特质，鸦片对他们的身体无害。还有一些抱有种族主义立场的欧美人士，甚至认为中国人生来就有吸食鸦片的需要，从而证明华人是劣等人种。而正是通过传教士医生对深受烟毒之害的中国人所作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世人才逐渐明白了鸦片侵害人体的严重性。经过西方传教士和他们本国的基督徒坚持不懈的长期抗争，最终使英国政府从1907年开始，逐步采取了限制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措施。在中国国内，也是在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主导下，开展了大范围的禁烟疗毒的运动，同时推动各地政府铲除鸦片种植，取缔鸦片贸易，惩处不法烟商。在西方传教士帮助下戒除了毒瘾，信主后在山西、河北、河南、陕西一带兴办戒烟所，并带领许多昔日的烟民归主的席胜魔牧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参阅戴存义师母所着，香港福音证主协会出版的《席胜魔传》）。

　　最早对鸦片的害处进行科学研究的，正是西方传教士中的医生。1899年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一份问卷调查报告，反映了一百多位在华传道的基督徒医生经过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鸦片对烟民的危害十分严重，它使道德败坏，使身体孱弱，使社会地位滑落。这个结论本身也许并不出人意外，但因为是西方医生基于长期临床观察得到的，因而在唤起舆论上，特别是在这些医生的本国人民眼里，就显得更有说服力。

　　西方在华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行动，从战后不久的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早在1856年就出版过一部专着，论述了鸦片的危害以及与鸦片贸易有关的法律问题。创刊于1868年的《中国丛报》，从一开始就不断用中英文刊载各地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在中国国内和英美等国产生的影响不断扩大。传教士们也利用和本国教会通信的机会，向各自的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肆行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请求他们为中国禁除鸦片而祷告，并利用各种机会唤起舆论，向政府施压，要求停止鸦片生产和贸易。回国休假的传教士，更是常常在巡回演讲中，介绍自己耳闻目睹的实际事例，向听众解释烟害的实情。

　　为了更好地动员中外基督徒和各界人士积极参予反对鸦片的行动，在华西方传教士于1874年成立了“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TheAnglo-OrientalSocietyfortheSuppressionoftheOpiumTrade），首届会长为英国贵格会的爱德华．皮斯（EdwardPeace）。该协会向所有在华传教士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在发回国内的报告和信函中，把烟毒祸害中国人民，妨碍中西交往和福音传播的事实作为重要内容，也要求他们在回国休假时继续向教会肢体和社会各界呼吁。有条件有机会时，也力争亲自向本国政界人士面陈利害，促请他们推动禁止鸦片贸易的政治行动。

　　针对烟商和支持鸦片贸易的人发表的辩解之辞，许多传教士都基于圣经的立场作了义正词严的驳斥。例如有人藉口中国国内也有大量生产鸦片的事实，辩称即使英国不从事鸦片贸易，中国人也会自己去做。既然如此，为解决印度殖民地当局的财政问题，继续鸦片贸易只不过使中国鸦片贩子少挣些钱而已，并不妨害大局。对此，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反问道：“照这么说，既然世上总是有人自杀，难道我们就应该鼓励谋杀吗？”他主张英国政府立即采取禁运措施，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而把禁止鸦片消费的事交给中国政府，让他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中国内地会的戴德生和该会许多传教士，也在会刊《中华万民》（China’sMillions）上连续刊载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并在回国旅行时到处发表演讲，向各地会众详述烟毒对中国人所造成的祸患，呼吁英国大众推动禁运。1888年6月间，戴德生在伦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宣教会议”上指出：“英国的鸦片贸易在一个星期里对中国人所干的坏事，抵消了西方在华传教士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所干的善事而绰绰有余。”因而他提出动议，呼吁联合王国及北爱尔兰的基督徒，切切不停地祷告，直到这个从身体上、道德上和社会上为中国人造成无穷祸害，并使中国人民对西方传教士产生成见的邪恶贸易彻底消除为止。四总的说来，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美国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反应也比较快。早在1881年，中美两国就签订了禁止美国公民从事鸦片贸易的协定。然而，英国政府却死守鸦片战争后所签署的，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约，迟迟不肯放弃这个给英国及其印度殖民地当局带来巨额收益的无耻贸易活动。不过，在传教士和英国本国基督徒的长期不懈的努力下，公众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变得难以抵挡。1888年，英国国会议员约瑟．皮斯爵士（SirJosephPeace）在他爷爷爱德华．皮斯逝世后接任“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会长，并出资赞助该会的活动。通过他的努力，英国政界和工商界要人纷纷参与该会的活动，甚至连曾经担任过专门从事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andCompany）高级主管的唐纳．麦得生（DonaldMatheson）都加入了反对鸦片贸易的行列。这个协会出版会刊《中国之友》（FriendsofChina），并出版发行多种传单和专着，向各界人士分送，以揭露鸦片贸易的种种罪恶。

　　1891年4月10日，约瑟．皮斯在英国国会上提出了禁止鸦片贸易的动议，主张英国政府不应该通过开放这种令人厌恶的贸易，而继续助长撒但的邪恶王国。他严正指出，在道义上，英国无法为鸦片贸易辩护。他的动议在下议院以160对130的多数票获得通过。虽然因为英国政府顾虑到印度殖民地当局的财政困境，这项动议未能付诸施行，英国朝野的舆论却从此完全改观。自那以后，禁止鸦片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成为英国国会会议上持续多年的争论议题。1906年，英国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反对鸦片贸易的力量终于嬴得政治上的优势。同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禁运的议案。中国政府也立即行动，要求英国政府将该项议案付诸行动。第二年8月，中英两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诺逐年递减鸦片输入十分之一，中国政府也相应地承担了逐年减少国内的鸦片生产，禁止鸦片消费的义务。两国商定用十年的时间，逐步达到完全禁止鸦片贸易和消费的目标。至此，在西方传教士主导下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这场运动，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结尾。从那以后，公开由政府支持的毒品贸易终于成为历史。

　　到这里，我的文章就算作完了。可是，想到今天的世界上，毒品的危害已经不是某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了，而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丑恶现实。前不久，美国联邦法庭已经认定，香烟中的尼古丁也是一种毒品。然而，中国的香烟生产和消费仍在突飞猛进。在回顾当年的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壮举之余，我们似乎也应该为消除现在的毒品买卖和消费做点什么吧？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的罪所造成的。人类一天不悔改，不回到上帝藉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显明的正道上来，就一定会受到毒品或者别的祸害的捆绑。让我们为福音的广传祷告，并尽力劝人归主，因为只有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了新生命的人，才真正有能力胜过毒品的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