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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史、戒毒史
琦善:昏庸误国纵容鸦片泛滥对侵略者妥协退让
2014-10-05 20:19:45 来自:凤凰网 作者:贾祎玮 赵树志 阅读量:1
1840年,琦善与英国驻华代表谈判图

  道光十一年(1831年),那彦成退出历史舞台后,经过王鼎的短期署理,直隶迎来了新总督琦善。从道光十一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琦善在直隶总督任上主政近十年,其中仅有数月因“丁忧”而由穆彰阿署理。然而,琦善让历史铭记的,不是政绩,而是昏庸误国的丑态。
  
  “弛禁”代表,纵容鸦片泛滥
  
  琦善是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一个世袭一等侯爵的贵族家庭。由于出身的原因,琦善的仕途很顺利。嘉庆十三年(1808年),18岁的琦善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开始步入仕途。此后,琦善历任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河南布政使等职。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琦善升任河南巡抚,29岁便成为封疆大吏。
  
  道光十一年,琦善调任直隶总督。这时,琦善和清王朝的其他官员一样,面临着一个颇为棘手的全新问题——鸦片肆虐。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借此掠夺大量白银。道光十一年,也就是琦善就任直隶总督的同一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认为当以严刑峻法禁止鸦片的传播,吸食鸦片者当处以重刑。这一看法有人支持,却也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由此开始,道光朝的大臣们开始划分为“严禁派”与“弛禁派”两个阵营。
  
  “严禁派”最为着名的代表人物是林则徐,而琦善则是“弛禁派”中的重要一员。
  
  琦善反对重处吸食者的主张。他认为用刑过重容易导致吸食鸦片者“聚众抗拒”,甚至成为“夷人”的内应。而且,全国吸食鸦片的人太多了,也不可能全用重法。琦善治理鸦片的方法是“不准通商”,主张对已经进入中国的鸦片不必缉捕销毁,只是禁止新传入的即可。
  
  不过,在林则徐等人“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大声疾呼中,道光皇帝的态度逐渐倾向“严禁派”。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的一年半中,道光帝共计发布了83道有关禁烟奖惩的上谕,其中受到奖赏的文武官员共72人,受到各种惩罚的134人。
  
  在这其中,曾有人揭发天津有洋船、铺户夹带烟土,道光帝多次专门谕令琦善“严密查拿”。面对皇帝的命令,琦善也不得不打起精神查禁鸦片。道光十八年,琦善共缴获鸦片15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一次就在金广兴洋船上起出13万多两。然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由于琦善的不作为,当时直隶鸦片销售量已经相当大。
  
  妥协退让,借侵略者打击政敌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由四十七艘舰船、四千多名官兵、五百四十门火炮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侵袭中国沿海。由于林则徐等人积极备战,英军在广东、福建等地未能占到便宜。于是,英军开始向北侵袭,先是攻占浙江定海,继而直扑天津。
  
  虽然林则徐早已发出示警,道光帝也发下谕旨要各地备战,但琦善在直隶未做丝毫战守准备。当英军兵临城下时,天津只有士兵八百余名,可以参加战斗的只有六百余名。同时,直隶的防卫工事也早已荒废,所存大炮都是已锈坏不堪用的旧炮。清军在山海关的废弃炮位内发现了几尊尚能使用的大炮。让人觉得荒谬的是,这些能用的大炮,居然都是明朝遗留下来的。
  
  七月十四日(8月11日),英军7艘舰船组成的分舰队入侵天津白河口。在天津,英军扣留了所有装粮食的沙船,打伤船民,抢劫船上财物,并测量了白河口的水文资料、安置浮标。坐镇天津的琦善对侵略者的行动视若无睹,先是“派人询问来意”,继而派人给侵略者送去食物和日用品。
  
  此时,道光帝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军,抵抗之心也已动摇不定。琦善按道光帝的命令,转交了英军给清政府的公文,并与英方展开会谈。在与英军的会谈中,琦善面对英军割让岛屿、赔偿损失等无理要求,不仅未加驳斥,反而“隐忍受辱”。有意思的是,面对盛气凌人的英军,琦善虽卑躬屈膝,却不敢把英军的猖狂带给皇帝。比如,在英军给道光帝的公文原文中“要求皇帝给予满意的赔偿”一句,被琦善巧妙的译为“求讨皇帝昭雪申冤”。
  
  值得一提的是琦善给道光帝的奏折。在奏折中,琦善一方面夸大敌情,称“畿辅、盛京(今沈阳)处处堪虞,江浙洋面海口,全被英军占住,而英军后来船只无数”,以恐吓道光帝;另一方面,琦善伙同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人,大肆诋毁林则徐,称林则徐“断绝贸易启衅”、“禁烟过激”,而英军“并无滋扰之志”、“情属可原”,“洋人来津申冤,并无桀骜情形”,只要惩办林则徐,便可太平无事。
  
  鸦片战争爆发后,除个别人外,原来的“严禁派”逐渐转变为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而原来的“弛禁派”则大多转化为“主和派”。或许,以琦善为代表的封建官吏,根本无法理解帝国主义的野心,只是把英军当成“蛮夷”,而把这场战争当成了打击政敌的契机。
  
  在天津驻留40天后,英军答应了琦善的请求,把谈判地点改为广东,起航南返。道光帝听到这个消息如释重负,对身为直隶总督的琦善大加赞赏,认为他“能办夷务”,“片言片语,远胜十万之师”。不过,现代学者研究英国历史资料后发现,英军返回广东更多的是自身原因。当时,由于水土不服,四千多名英国远征军中竟有一千多人同时患病。而英国外交大臣,也曾明确指示英军:“在春季之前,采取任何积极的敌对行动,都是不聪明的。”
  
  私许香港,里外不是人
  
  顶着“能办夷务”的高帽,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接替被流放的林则徐主持对英谈判。但在广东,琦善的好运气到头了。
  
  琦善到广东后,不仅不做战争准备,反而遣散了林则徐募集的水师、水勇,只想在谈判中用妥协、拖延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要求。然而贪得无厌的侵略者野心勃勃,已超出了琦善的想像。英军在清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举攻陷川鼻要塞。琦善终于拖不下去了。
  
  1841年1月20日,琦善在未征得道光皇帝同意的情况下,和英军私定了《川鼻草约》(此条约后来清、英双方均未批准,作废),约定割让香港给英国、赔偿英国600万两白银、重开广州贸易等内容。之后,英国立刻占领香港,并宣称香港是英国领土。
  
  此事被广东巡抚报告道光帝后,道光帝大怒,认为琦善欺上瞒下,下令增兵、战备。而琦善却违反道光帝的命令,私下与英国人进行会谈。一时间,朝野上下都对琦善丧失了信任感,认为他私通英国人。
  
  有意思的是,由于琦善迫于压力,始终不敢在《川鼻草约》上用印,英国人也在此时丧失了对琦善的信任。琦善最终弄了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
  
  失去耐心的英军攻陷了虎门炮台,在这一战中,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殉国。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虎门战后,琦善被道光帝下令革职、抄家、问斩。不过,最终琦善并没有被处死。在穆彰阿的庇护下,琦善被改判流放,鸦片战争后复起。
  
  战和之争,临时总督的生死对决
  
  琦善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有两位曾经的直隶总督——在那彦成与琦善之间短期署理直督的王鼎,与曾在琦善丁忧时署理直督的穆彰阿,却仍在进行着生死对决。
  
  穆彰阿是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门生故吏众多,号称“穆党”,是主和派的领袖。王鼎也是军机大臣,却一力主战。在道光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廷谏、哭谏均告失败
  
  的情况下,王鼎决心以“尸谏回天听”。1842年6月8日深夜,怀惴“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王鼎自缢于圆明园。然而遗憾的是,王鼎的遗疏却被穆彰阿党羽篡改。道光帝始终以为王鼎是暴病而亡。
  
  王鼎死后81天,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数年,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等列强相继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王鼎为之赴死的大清王朝一步步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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