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对吸毒人员的戒断、巩固等问题作出探索，其中既有政府主导的模式如云南省红河州雨露社区、昆明市和谐家园，也有社会组织或团体主导的模式如曾经的昆明戴托普中心。

　　在云南省普洱市，一种党委政府投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主要借助社会力量进行日常管理的戒毒模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重生：让人看到了希望

　　普洱市重生关爱中心前身为民间人士李继东２００２年在思茅区成立的思茅重生水泥预制厂。

　　李继东告诉记者，一开始自己确实只是想找一些工资低廉的工人，刚好当时普洱市公安局戒毒所也在开展以劳养所、生产自救的探索，双方就协议让一些戒毒学员到水泥预制厂工作，由厂里付给他们劳务费。最多时，厂里有７０名戒毒学员。

　　随着禁毒形势日益严峻，毒品在全国的蔓延扩散导致艾滋病问题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于是，李继东就带着自己的７０名工人去做艾滋病检测，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有３５人是艾滋病感染者！这个结果一出，没有感染艾滋病的戒毒学员全部离开了水泥预制厂。

　　此时，有妻有子的李继东也感到害怕、着急和迷茫。留在厂里的艾滋病感染者，有人则开始谈论“以前谁得罪了我，我都记着呢！反正也要死了，干脆出去杀了他全家”等意图报复社会的话题。“我想，这些人一旦回到社会，有的会复吸，有的可能报复社会，有的有意无意间会扩散艾滋病……他们自己也会活得很悲惨。不能让他们就这样离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２００４年，思茅市（后改名为普洱市）市委、市政府领导到厂里调研后对这一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决定在水泥预制厂的基础上开展艾滋病关怀试点工作，并把３５名艾滋病感染者纳入城市低保。

　　此后，每年政府都会拨付一些经费，有时是五六万元，多的时候有１０多万元。来到厂里寻求关爱、想平静度过余生的艾滋病感染者也不断增多。

　　２００５年云南省红十字会向省委领导呈送的一份报告显示，至当年３月，水泥预制厂里有１０９名吸毒戒断者，其中ＨＩＶ感染者达１０７名，且均为３０岁以下的年轻人。“李继东有爱心，具有一定管理能力，初步建立了一些由感染者自己管理自己、有一定激励机制的管理方式。”报告中这样陈述。

　　２００５年，思茅市政府在思茅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召开市长办公会，研究强戒所改扩建和重生预制品厂关爱事业发展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市里筹措６００万元资金支持重生预制品厂建设关爱中心，新建的关爱中心产权归李继东所有，市政府每年视情况给予一定扶持，逐步建立产业支撑、政府扶持、社会帮助的关爱新机制。

　　２００７年，普洱市决定将重生关爱中心搬迁至澜沧县的老戒毒所，政府划拨了１３亩土地，由重生关爱中心自行改造建设，并将１０７名艾滋病感染者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如今，这里生活着２００多名艾滋病感染者。

　　一旦艾滋病感染者病危，分部就通过普洱市专门为艾滋病感染者设立的绿色通道送往医院，死亡后及时通知家属，医院出证明，驻点民警则通知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检察院、法医等相应部门。“因为程序比较完善，所以至今没有发生一起纠纷或死者家属上访事件。”澜沧分部充分体现了临终关怀：“人死了以后，我们帮他洗干净、穿新衣、按民族习惯送他们走……直到火化。”其他学员也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尊重。

　　２０１2年底，澜沧县又在关爱中心内增设了澜沧县社区戒毒康复中心，专门收容吸毒人员。据统计，康复中心累计收治学员1127人次，现有270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澜沧县政府每年给予１０万元的生活医疗补助，之后逐年递增，到２０１３年，这笔经费已经增至每年１００万元并纳入县财政预算。

　　孟连县社区戒毒康复中心成立于２００９年，是在县里老戒毒所的基础上花了３００多万元改建、新建的。政府划拨了４０亩建设用地、２５０亩生产用地，中心开辟了菜地、鱼塘、猪圈等。此外，中心还从事苗圃、挡墙工程等项目，大多数是政府帮助协调的相对简单的项目。

　　每年孟连县给中心６０万元资金，这笔钱已经纳入财政预算。“公安机关对我们的支持很大。”李继东说，有时候中心的粮食不够了，孟连县公安局还拿出办公经费买米、买土豆等拉到中心。迄今为止，孟连中心累计收治2379人次，现有202人。

　　普洱市公安局投入约７００万元在普洱市原强戒所的基础上改建的，共有土地１２０亩。２０１３年１月６日投入使用。

　　到今年６月底，思茅中心共收治１８００多名戒毒学员，目前还有４６０多名。中心的菜地、鱼塘、养猪等约有５０个工作岗位，供学员们申请。

　　李继东介绍，自己与思茅区政府签订了委托书，政府按照每年每人８０００元的标准拨付经费，２０１３年共３５０万元。２０１４年有２００万元纳入了财政预算，不足部分由政府另行协调拨款。

　　他们为什么愿意留在这里？

　　胡祥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这个在家中备受宠爱的小儿子，却在１９９７年染上毒瘾。思茅区社区戒毒康复中心戒毒学员胡祥，39岁。

　　有一就有二，胡祥慢慢上瘾了。“毒品对人心理上的吸引真的很强烈，就是总想寻找那种感觉。”他告诉记者，开始是烫吸，３个月以后就发展到肌肉注射。

　　２００１年，胡祥第二次被公安机关查获，送到思茅市戒毒所戒毒３个月。“就像看守所一样把人关起来，没有做什么劳动，但也没有做什么教育。”胡祥说。

　　“这次出来，一天都没耽搁就复吸了。

　　历史一直在重演。这次出来胡祥又当天复吸，仍然是偷、骗……“父母很爱我，头两次被强戒时还抱着很大希望。”胡祥说，但一次次失望让他们心灰意冷。而自己也在不断的重复、轮回中感到异常疲惫，甚至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想法。

　　听朋友说思茅区社区戒毒康复中心可以自愿戒毒，自己就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来到这里，下决心把毒瘾戒掉。“我也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这么久都没有复吸！”

　　如今，自己已经成为中心的管理人员，负责黑板报、档案管理等文员工作，每个月还有１２００元的收入，６００是代金券、６００元存入卡里。

　　经历了６次强制戒毒的胡祥分析，自己之所以这次保持操守的时间最长，有几个原因。

　　一是劳动方式不同。在胡祥强戒的日子里，他装过车皮、穿过磁环、编过汽车坐垫……每样都有定额。比如胡祥最后一次强戒是在普洱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每天穿磁环的定额是小环１２００个，大环１５００个，不熟练的人要从早上穿到晚上２点多才能完成，只有熟练工才可能在８小时内完成。完不成定额的人要被关禁闭，完成好的奖励也就是几包红梅烟。

　　康复中心则以身体康复为主，劳动是自愿的而且强度不大。

　　二是生活条件不同。首先是外部环境方面，康复中心绿化、运动设施都比强戒所好。其次是住宿方面，强戒所是公用浴池和卫生间，通常七八个人住一间；康复中心４－６个人住一间，且带有独立卫生间。再次是伙食方面。“强戒所吃冬瓜南瓜都吃怕了！”康复中心则品种丰富，家属探望学员时还可以自己出钱购买鸡、鱼等，由中心加工，家属和学员一起吃“亲情餐”。

　　三是管理方式上不同。在强戒所总感觉和警察是对立关系，警察管理的方式很强硬，被管的人心理压力很大。康复中心则是学员管理学员，由于同有吸毒经历，相互间更为了解，被管的人也容易接受。

　　四是延伸管理不同。从强戒所出去说是社区戒毒，其实没人管。但如果从康复中心离开，每个月还必须回来尿检。“不回来尿检的学员就说明复吸的可能性很大。”胡祥说，警察就会负责寻找学员，找到以后检测确实复吸的，将送往强戒所。

　　五是心理状态上不同。强戒所是警察押着、手铐铐着、坐着警车来的。康复中心的大门则是自己走进来的，而且一进大门看见那么好的绿化和空气，感受都不同，马上就觉得自己是来这里生活的，而不是被关着的。

　　六是适应社会的过程不同。戒毒学员赵馨表示，康复中心可以很容易地请假回家，就是这样两三天地出去，逐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自控力，慢慢地跟外界就融合了，而以前在强戒所里跟社会完全脱离，猛地从强戒所出去就手足无措、无法适应，有一种心理，你关了我2年，出去我怎么也要了了心愿，所以复吸率特别高。

　　李继东认为；强戒所里的学员是完全跟外面的社会隔绝的，这就像一个弹簧，被压到了底，一旦出所就像突然松开了弹簧，反弹的更厉害。但在康复中心，这个弹簧是慢慢松开的，让学员几天几天的出去，慢慢地适应社会，慢慢和社会相互磨合，这样等有一天完全出去，就不会反弹了。

　　李某二看上去黝黑强壮，让人无法把这个健康的汉子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

　　１９９６年，１４岁的李某二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好奇染上了海洛因。１９９７年他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戒毒半年，他在接受了一次体检。“慢慢地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

　　９８年李改二刚从戒毒所出来，马上去了防疫站做检查。看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结果后，李改二心里很难受，抱着自暴自弃的想法，再度吸毒。

　　２００２年，李某二来到了李继东开办的思茅重生水泥预制厂。数年里，李某二感受到了从未想过的温暖：李继东从来不会用歧视的眼光看他们，也从来不嫌弃任何人，跟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当李某二提及在澜沧老家受过很多白眼时，李继东竟然带着他一起回老家，把寨子里的父老乡亲都请来吃饭：“他给大家讲艾滋病的知识，让大家不要害怕。我真的感动了。”至今说起这件事，李某二仍然眼泛泪光。

　　２００７年，李某二觉得自己应该可以了，想出去到社会上看看，就离开了关爱中心。结果仅仅半年，他就又复吸了。２００８年，李改二就直接去了已经搬迁到澜沧县的普洱市重生关爱中心。

　　赵静是赵馨的姐姐，家有姊妹三个，最小的妹妹赵馨是爹妈最疼爱的一个，但却在１６岁的时候染上了毒品。今年已经４０岁的赵馨告诉记者，自己是１９９０年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吸上了毒，没想到第二次就上瘾了。

　　“就这样折磨了家里人２０多年。”赵静说，为了吸毒妹妹找各种借口跟家人要钱，什么想学车、要去同学家玩、有急事等等……不仅把姐姐的手机、电脑偷出去卖钱，连两个姐夫也是一见到就要钱，闹得姐姐家里也为此吵架。

　　为了挽回妹妹，家人想了许多办法，父亲甚至给赵馨跪下，但也没有用。“对她是又急又疼又恨，有时候甚至发狠说干脆让她一针打死算了，不要再折磨人了。”

　　吸毒的日子里，赵馨被强制戒毒过两次。“在里面的时候没有念头，但刚出大门就想找毒品了。”赵馨说，加上朋友圈子就是些毒友，很容易复吸。“每次出去都觉得好像完全身不由己，只要一沾着海洛因，２年强戒就等于０，吸得比以前还厉害！”

　　２０１３年１月，赵馨进入了思茅区社区戒毒康复中心。在这里，她只要请假就能回家，“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再吸了，不然对不起人家。”而且，每次出去只是两三天，自己就想着一定要坚持下来不要吸毒，这样还能回到康复中心。“就是这样两三天地出去，逐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自控力，慢慢地跟外界就融合了，而以前是跟社会完全脱节，猛地从强戒所出去就手足无措、无法适应。”

　　在赵馨看来，康复中心的管理很人性化，给了学员们一定的自由空间。“在强戒所要劳动，在这里就像学校一样，不会让人感到压抑。

　　“现在放心了。”赵静说，以前妹妹从强戒所回到家，一听说她去了别处大家就担心着急。现在赵馨回家，出去办完事就自觉地回来了。

　　赵馨觉得康复中心很好，她甚至劝自己“圈子”里的毒友们都来这里戒毒。到现在，有上百名学员是赵馨劝来的。

　　从源头上维护了社会稳定

　　政府和民间力量的融合，必然是取得“双赢”，双方才有可能一直合作下去。就李继东而言，他本身就想为吸毒、艾滋病感染人群做一些事情，通过和政府的合作，实现了人生价值，发展了自己的事业。目前，李继东开办有园林绿化、生物科技等６家公司。

　　从政府、社会层面看，首先是节约了警力。普洱市澜沧县禁毒大队大队长河江分析。由于国家法律规定，患有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的吸毒或以贩养吸人员，任何场所都收不进去。也因此，一些此类人员有意从事吸贩毒活动，警察却无法打击：“就算抓了，最多是取保候审。”现在，有“关爱”模式把他们管起来，“把警察从繁重、反复、无效的抓、放的解脱了出来。”

　　一位基层民警说，公安机关毕竟人力有限，一些基层派出所才两三个人，要管刑事、治安案件，还要备勤、维稳……对一些特殊吸毒人员不是不想管、不能管，是没有精力管。“关爱”模式则把这一人群管理起来，帮助警方实现了社会管控。

　　其次是维护了社会稳定。一是治安、刑事案件大幅下降。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孙振华介绍，思茅区社区戒毒康复中心２０１３年１月建立后，２０１４年前５个月思茅区的刑事案件同比下降了５００多起，其中有不少是摩托车、电单车失窃案：“以往这些案子多是吸毒人员所为。”

　　二是减少了吸毒行为在社会上的影响。孙振华说，让吸毒人员自愿进入几个社区戒毒康复中心，很大程度上萎缩了毒品市场、避免了吸毒行为在社会面的扩散。

　　三是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集中收治，有利于避免艾滋病的扩散，减少社会恐慌。一旦艾滋病人因无人关爱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艾滋病感染者，无疑是“定时炸弹”，对社会存在巨大的潜在威胁。

　　四是有利于挽救一些青少年和有改造可能的人员。孙振华说，按我国法律规定，对未满１４周岁的吸毒人员免予刑事处罚，１４－１６岁第一次发现违法行为的进行教育，由家长带回。１６－１８岁第一次吸毒的人员下行政拘留裁决，但不执行。如果第二次发现，则可以认定其成瘾，有证据证实其注射或吸食两次以上毒品的，就可以强戒。“一旦被强戒，就形成了一个污点，吸毒人员的身份就会跟着他们一辈子……”“有了康复中心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内部掌握信息，但不将其录入系统，这样他们还有机会和希望。”

　　五是减轻了吸毒人员家庭的负担。吸毒人员往往成为其家庭沉重的负担，因吸毒在家庭中发生的纠纷、伤人、命案都不是新鲜事。尤其是艾滋病感染者家庭，在面临亲情伦理难题的同时，还要面对社会上的各种眼光。有了康复中心和关爱中心这个平台以后，有人帮助家属把吸毒人员、艾滋病感染者管起来，对家属而言是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