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通气会，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以来的工作成效，并宣布从今年7月1日起，将U－47700等四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法国、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芬兰、日本等30多个国家的驻华警务联络官出席此次会议，并就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工作与中方代表进行交流。

　　

　　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为何成为国际禁毒领域公认的难题？近年来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情况和成效如何？

　　

　　

　　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所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的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尽管此类物质成瘾性和长期生理损害尚在论证，但社会危害日益显现，吸食此类物质诱发的恶性暴力案件、致幻引起自杀、过量吸食导致死亡的案例屡有发生。日本研究发现，滥用该类物质导致的暴力犯罪案件是管制毒品的7倍。

　　

　　随着国际毒品形势的发展变化，新精神活性物质也不断出现新的特点——

　　

　　新结构的非管制品种不断出现。境内外不法分子一旦发现某品种被列入管制，在短时间内即研制出新的非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一些不法分子改变过去照单生产的固有模式，开始自主研发非列管品种并向外推销。2015年10月以来，国内新出现了数十种非管制物质，其中有10余种属于在全世界首次发现。

　　交易方式多样，走私渠道更加隐蔽。境内外不法分子通过即时聊天工具联系交易，利用地下钱庄或比特币进行资金转移，利用货运和寄递渠道走私新精神活性物质，联系交易方式更加多样，走私渠道更加隐蔽。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服务器设在境外的网站发布供货信息，监管和调查取证难度加大。

　　

　　国内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案例开始增多。除氯胺酮滥用人数增加外，其他合成大麻素类、甲卡西酮类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也相继在云南、湖北、辽宁等地娱乐场所被缴获。这些制品以香料、花瓣、烟草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与海洛因、冰毒等常见毒品相比伪装性更强，含有多种合成大麻素成分，具有较强的致幻能力，滥用风险加大。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工作，积极推动立法、完善管制机制，强化执法打击，务实开展国际合作。

　　

　　立法列管方面。早在2001年，我国将氯胺酮列入管制。2010年以来，及时将国际社会反映突出的四甲基甲卡西酮等13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先后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办法》，一次性列管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对于国际社会较为关注的芬太尼类物质，目前我国已列管23种，远超联合国已列管的15种。

　　

　　执法打击方面。我国依托各地公安机关和海关收集可疑样品并进行分析，掌握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制贩趋势，定期发布国内新精神活性物质监测情况及预警信息；协调海关、邮政部门在重点口岸加大对流向高风险地区货物的查缉力度，抽检国际邮包时重点关注新精神活性物质；加大对互联网、物流寄递业等巡查管控力度，发现案件线索，坚决予以打击。《办法》实施以来，共抓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违法犯罪嫌疑人数十人，捣毁新精神活性物质非法生产窝点8处，缴获已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1753千克、非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原料约10吨。

　　

　　国际合作方面。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毒罪办“SMART项目”、国际麻管局“离子项目”，加强就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种类、数量、流行趋势及致死案例的国际交流，及时掌握各国新精神活性物质制贩和滥用趋势。同时，与相关国家开展情报交流和办案协作，成功破获了“湖北张正波案”等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案件。

　　

　　

　　通过采取一系列管控措施，我国政府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方面取得显着成效，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非法生产和出口得到有效遏制。

　　

　　自《办法》实施以来，国家毒品实验室检测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仅有17％左右属于《办法》附表中的列管物质，远低于列管前（2015年1月至9月）95％的比例。今年3月1日公告列管卡芬太尼等四种物质后，该四种物质在海关抽检和案件核查中基本销声匿迹。

　　

　　我国政府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举措亦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国际麻管局主席就《办法》的制定出台专门致函中国禁毒委员会领导同志，对我加强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工作以及对国际禁毒合作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在第60届联合国麻委会会议期间，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布朗菲尔德在大会、边会、双边等多种场合高度赞赏我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