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费了很长时间，确定2C-I-NBOMe的化学式和网上说的25i-NBOMe是不是一回事，最后是询问公安部禁毒局才确认它们就是同一种物质。这应该是国内和澳大利亚方面的命名方式不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禁毒教研室副教授张黎拿着日前发布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加上以前的麻醉和精神药品管制品名录，打印了厚厚一摞递给记者。
张黎的困惑与一位经历丧子之痛的澳大利亚父亲有关。2015年9月14日，英国媒体报道了这位澳大利亚父亲赴华卧底的消息。两年前，他的儿子在一次聚会中坠楼身亡，警方发现他在聚会中服用了产自中国安徽的致幻剂——也就是张黎所说的25i-NBOMe。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禁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告诉记者，这天采访之前，化学专业出身的她，和法律专业出身的张黎以及禁毒教研室的另外一名老师，对这两个化学式讨论了一中午，无果。毒品变化太快，名录更新突然，国内国外名称不统一，谁也不敢贸然下结论。最后张黎才去询问了公安部禁毒局。
当舆论和坊间已经对冰毒、大麻等新型毒品见怪不怪时，这些被称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新新型毒品”也开始在大陆各地相继涌现。这些更为新型的合成毒品尚未被公众知晓，但其造成的社会问题却日益严重，亟待正视。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各种合成毒品的流通渠道越来越复杂和隐蔽，更加难以防范，其社会影响也借“互联网+”的东风大大泛化。
“新新型毒品”悄然而至
“N-（2-甲氧基苄基）-2-（2,5-二甲氧基-4-碘苯基）乙胺”，在增补名录里的备注：“2C-I-NBOMe”。这不是一种普通的化学物质，而是几个月前刚刚被列管的一种“新新型毒品”。2015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列管了116种类似的化学物质，有些化学成分差异极小，只有一个元素或化学键之差。它们太“新”了，以至于只有冗长的化学名称，还没有通俗的中文名字。
这些“新精神活性物质”一般通过修改现有毒品的化学结构，从而变成新的物质。与冰毒、K粉等新型毒品相同，新精神活性物质同样是合成毒品，但大多具有更为强烈的兴奋或致幻作用，而且更易于逃避法律管制。
2012年5月，美国迈阿密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迈阿密先驱报》的报道称，一名赤身裸体的男子居然正在疯狂啃食一位倒地不起老人的面部，在多次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方连开6枪将这名疯狂男子当场击毙。迈阿密警方相信他是吸食了一种名叫“浴盐”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者可能因为这种强效毒品陷入极度精神错乱状态并极具攻击性。
同年11月，又有本港媒体报道，一名“90后”迷幻青年疑吸食新兴毒品“浴盐”后顿变“丧尸”，如行尸走肉般至荃湾葵盛围一间中学外，甫见学校保安员突发狂袭击，仅隔9分钟再于附近紧咬一名夜归少女颈部，大批警员随后到场围捕，终将迷幻青年制服拘捕，3人先后送院检查及敷治。
这些以往似乎只在电影里出现的场景正在现实中上演，并开始在内地出现。根据内地官方媒体2014年5月6日的报道，哈尔滨市禁毒支队联合道里分局抓获吸贩毒嫌疑人17人，其中贩毒犯罪嫌疑人8人；缴获新型毒品甲卡西酮7千克、冰毒300克，收缴作案车辆2台，彻底斩断了一条山西长治到哈尔滨的运毒通道，成功破获一起公安部目标案件。
报道还特意对甲卡西酮做出解释——俗称的“丧尸药”，并称该毒品“造价低廉、易于上瘾，吸毒人员在吸食过量后会产生幻觉并啃咬其他人员，极易导致案（事）件的发生，社会危害性极大”。
该毒品的主要成分合成卡西酮类物质被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列入“当前国际上危害形势最为严峻”的七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之一。其余六类分别是：合成大麻素、氯胺酮、苯乙胺类物质、哌嗪类物质、植物源类物质和其他新精神活性物质。
“丧尸药”很可能已经在内地多个城市出现。2012年12月的《法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上海和苏州的法医联合写作的论文《吸毒后杀人并食尸致机械性窒息死亡一例》：一名男子吸毒后将一名女子杀死，并将其开膛破肚，啃食其心脏和子宫等内脏，而后噎死。文中提到，该男子的体内检测出了冰毒，并分析称，是否冰毒也如美国出现的“卡西酮”案例一样，具有让人产生食人冲动的效果。但也有观点认为，冰毒作为一种广泛吸食的毒品，很难找到“啃人”案例，更有可能的是，该男子还吸食了“丧尸药”，只是当时的技术手段很难查出。
“新型合成毒品种类太多，非常难以监管。2C-I-NBOMe等药品的列管速度远远跟不上毒品制造者变更分子式的速度。”张黎感叹说：“新精神活性物质合成方法简便，它们变种翻新的速度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12年的报告显示，虽然无法知晓市场上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全部类型，但专家推测这类物质估计已有上千种之多。
2015年6月，中国政府对外发布《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全方面披露毒情。这份由国家禁毒委员会起草的报告透露，中国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吸毒已经蔓延到全国90%的城市和区县。报告警示中国社会，中国毒品滥用形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合成毒品：“2014年，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快速蔓延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以冰毒、氯胺酮为主的合成毒品滥用人员增长迅速。近80%记录在案的新吸毒者沉迷于合成毒品。”
尽管报告并未详细披露新型毒品与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合成毒品中的具体比例，但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已成为第二大滥用物质，青少年的滥用尤为严重。内地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案例已在各地相继涌现。在中国国家毒品实验室对全国样品的检测中，除植物源类物质外，其他类别的新精神活性物质都有发现。
官方通报称，中国除存在20多万人的氯胺酮滥用群体外，其他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总体滥用规模不大，目前仅发现滥用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的个别案例。张黎告诉《凤凰周刊》：“目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国内主要是少部分留学生和外籍人士存在滥用，具有传播潜力。”
虽尚未形成“规模性滥用”，但“根据个别案件的统计，分销商采购的该类物质已可供数万人次吸食，因此亟需加强监控滥用规模。”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医疗部主任杜新忠说。
互联网+：新型毒流通道
“溜”、“666”……这些是冰毒吸食者为了逃避监管而使用的暗号。2015年10月，《凤凰周刊》记者潜入一个名为“冰交流”的QQ群。几乎每日都有人发出吸食的邀约，有人是询问是否有同城网友，还有些则希望视频聊天一起吸食。
这个“交流”群同时也是一个“交易”群。群主的网名非常直白——“出货”。和群主私聊建立信任后，记者称想购买冰毒，“出货”在QQ里发来银行卡账号，告知先汇款再用快递包装运送，留个模糊的收货地点“某市某区”和电话即可。“包裹到达快递点后，快递员找不到投送地址，会联系你上门自己提货。”
群主“出货”是一个生意相对较大的卖家。冰毒500元1克出售，但必须5000元以上才发货。若购买量大，还有折扣。“出货”的备注里写着：“为方便新老顾客转单，现在满五千的货款可以接单，单价不变。月底恢复到一万起拿。”
该QQ群管理很严格。顾客不得在群里以及空间发送广告、图片、文件链接以及视频信息，不然会直接被群主踢出群。
在和QQ群内其他两名成员私下交流后，吸食者告知群主“用诚信出货，稳定下家关系，做长线生意”。一位吸食者还向其他群成员推荐了另一个起售价更低的QQ群主。
半个月后，群主“出货”闻讯有人在跟群内成员打听多余的事，又迟迟没有汇款交易的意向，便将记者“清理出群”。这也证实了这个群的公告：“各位老顾客发现有问货套话不懂规矩的请直接发送过来，我这里清理出去。”半个月里，这个QQ群的名称一直在变更。
互联网为聚众吸食新型毒品提供了线上的平台。它也通过互联网社区，提供了形形色色新的交易方式，使得毒品交易日趋隐蔽，减少了贩毒被抓的风险。
《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披露，2014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一次清理互联网涉毒行动中，7起专案锁定涉案QQ群近百个，涉毒QQ号码近2000个，涉及重大涉毒嫌疑人717名，涉及全国31个省份和亚洲多个国家。“互联网涉毒活动已从单纯的视频吸毒发展为传播制毒技术、贩卖制毒原料、销售毒品和聚众吸毒等全链条涉毒活动，形成‘网络联系、银行打款、物流销售’的贩毒模式。”
通过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确定交易信息，用支付宝、网银等付款，卖方用快递包装运送，伪装或将毒品夹藏在普通货物中，让快递员送货上门，实现“人毒分离”、“钱货分离”，出省甚至出境贩卖。这样的毒品交易方式充分利用了现代网络和物流的便利，而交易对象、长相模样可以一无所知。
多个地方的物流快递贩卖毒品数据在上升。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姜良栋介绍，北京市破获的毒品案件中，90％以上的犯罪嫌疑人曾使用微信等手段联系毒品交易，大量毒品通过物流寄递等快捷、隐蔽的方式流入北京，不断拉低北京市场的毒品价格。2014年，北京警方共破获通过物流、寄递渠道从事毒品犯罪案件同比上升61％，缴获毒品近15公斤。
除了对各种社交网络平台加强监控，公安部门也企图封堵新型毒品贩卖的隐秘物流网络。主管禁毒的中国公安部门强力推行物流寄递实名制政策。2015年10月，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局长邓建伟透露，物流寄递实名制已在广东试点两年，2016年底将在广东全面执行。
《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毒品滥用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吸毒群体向企业事业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
一位要求匿名的禁毒学界专家评论公务员群体吸毒时说，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毒品的社会亚文化:“从跟地方实务界的一些交流和接触来看，一些地方公务员的‘系统性吸毒’尚未被曝光。”
来自北京、上海、云南等地的高校社会学学者，在获取地方公安部门、戒毒所的数据研究分析后，发表的多篇社会学研究论文均指出：与吸食传统毒品人群相比较，滥用新型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人群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收入更高。从年龄上，他们更加年轻。性别上，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裹挟其中。职业上，传统毒品如海洛因滥用者绝对以社会闲散和无业人员为主，而新型毒品滥用的职业结构分布要更为广泛。
更易引发极端案件
自被冠以“新型毒品”的名号将近20年后，尽管经以公安部门为主的多部门合力围剿，层出不穷的新型毒品还是以几乎不可逆转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社会。“新新型毒品”的出现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这是当前中国禁毒学界各方专家广泛认可的事实。
《中国禁毒报》2015年12月1日的报道称，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后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绝不亚于合成毒品。一方面，某些新精神活性物质会在滥用者脑中形成奇幻景象，并促使其在现实中做出极其异常的行为，甚至发生恶性伤人案件。另一方面，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行为已从普通民众蔓延至军队等特殊行业，可能酿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
新型合成毒品崛起迅猛，甚至于在传统毒品流行重镇都能攻城略地。据内地媒体报道，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局长胡祖俊曾透露，从2010年开始，云南缴获的新型化学合成毒品数量超过传统毒品，占51%。201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0%。在北京等部分非传统毒品流通地区，合成毒品的吸食比例已经大大压倒传统毒品。北京市禁毒委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姜良栋说，“2013年北京查获的5100余名吸毒人员中，滥用合成毒品人员占83.1%。”
北京市高院称，涉及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案件比重逐年下降至30%左右，涉及合成毒品和新类型毒品的案件增长较快，上升至60%左右，以新型毒品为主的犯罪案件时常引发伤害、“毒驾”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危害极大。《凤凰周刊》记者梳理文献发现，近年来吸食合成毒品肇事案件中30%以上都是交通肇事，“毒驾”或将成为比“酒驾”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吸食合成毒品出现精神症状后引发的自杀自残、伤害他人、毒驾、暴力抗法、肇事肇祸等极端案件时有发生。国家禁毒委员会披露称，经吸毒人员数据库与刑事案件数据库比对，2014年中国破获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案件14.9万起，占同期刑事案件总数的12.1%。其中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性案件7.2万起，涉毒犯罪案件4.7万起，更有杀人、绑架、强奸等严重暴力案件300余起。
“与服用传统毒品海洛因和鸦片相比，使用甲基苯丙胺可以很容易地带来精神问题。吸毒者很难控制自己，而且容易出现极端和暴力行为，包括谋杀、绑架和伤害别人。”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刘跃进指出，相比滥用海洛因，滥用合成毒品人员低龄化、区域扩大化、种类多样化趋势更明显，由此酿成了诸多极端案件。
“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诱发的暴力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大高于海洛因、冰毒等毒品。”杜新忠对此深有体会。杜早年间创办“杜新忠戒毒网”，常常接到全国各地吸毒者的求助电话。
此外，因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危害性在滥用初期不易察觉，最终可能引发严重公共健康问题。《中国禁毒报》的分析称，滥用毒品危害后果的发展往往呈现出“荷塘效应”：某种毒品在滥用初期，尝试者更加关注毒品对自身需求的迎合性，而忽略或者回避该种毒品的滥用危害潜力，滥用毒品的危害作用因滥用人数较少而未能引起广泛关注；当滥用问题积聚并突破“临界点”时，原先处于隐形状态的公共健康和社会问题最终全面爆发，所形成的社会危害已呈现出难以扭转的严重态势。
杜新忠认为，目前国内戒毒服务领域还存有不足。“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所中，大部分是无业、失业吸毒人员。受教育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吸毒人群，包括尝试性吸毒的在校学生，基本不会进戒毒所。现在有个性化设计的戒毒机构非常少，应该有更高端、设施更好、医护人员水准更高、保密性更好的戒毒机构，对这类群体更有帮助。”
“我们心理咨询工作中接触到一位吸毒的董事长，当时推荐他去戒毒，他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因为登记到动态系统而影响到他的工作。这样他可获得的治疗就非常少。”北京戒毒NGO“一线希望”成瘾者服务中心项目总监刘雪莉说，她知道一些吸食过毒品的企业家在宾馆和客人谈生意，警察进去查他有无复吸，对方知道他的身份后生意就谈不成了。
“目前国家戒毒的资源非常少，我们向卫计委申请信息公开发现，全国强制戒毒所300多家，自愿戒毒机构非常少。除了住院机构，专门针对成瘾的心理咨询机构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都非常少，全国仅有110多位咨询师有治疗成瘾的经验。”深圳“清醒人生”专业戒瘾支持机构创始人袁献远说。
毒品治理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2011年发布报告称，世界各国的“禁毒战争”事实上已经失败，呼吁各国政府推出新措施应对毒品泛滥。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明儒认为，各类新型毒品的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执法部门的查处和拦截，也需要制定一整套社会政策进行积极主动的应对和防卫。
张黎也认为，目前中国禁毒工作以公安为绝对主体，社会组织很难插进去。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为政府部门服务或自愿参与的社工和义工，他们的体系更为完备、灵活。此外，中国的毒情应对体系应该加强对毒品的市场调查，从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的角度，进行滥用危害的监测和社会调查，多方面来保证对毒品防治的准确性。
对于国外执法部门提出的涉及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的国际核查请求，中国也积极协助开展相关工作。据官方媒体报道，自2012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共协助相关国家核查并反馈涉及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线索30件。
未来，“新新型毒品”的流通方式还将借助现代科技变得更加隐秘，化学合成毒品方法更加多变，制毒化学原料来源更多样化，还会有更多逃避法律监管的新型化学合成毒品不断出现，这些都使得对毒品治理越来越艰难。这场应对毒品的战役可能不仅需要公安机关的打击，还更需要社会各界从多维度共同抗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