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历史上第一首有据可查的摇滚作品应该是美国的白人音乐家Bill Haley录制的《整日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据说那个时候的Bill Haley还穿着笔挺的西装，而且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与之后的“猫王”他们或者现在这群摇滚歌手相比，形象几乎“南辕北辙”。要放到今天，任谁也不会相信这样一个怎么看都像雅皮士的哥们是搞摇滚的。

　　六七十年代，摇滚开始盛行，当仁不让地成了当年“垮掉的一代”中嬉皮士们的最爱。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披着长发，唱着摇滚，抽着大麻，喊着性解放。他们作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亚文化”群体，即使我花费再长的篇幅，也难以言明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个年代和摇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摇滚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一种特殊的情感载体，在各位不出世的音乐大师手中，被赋予了各种意义。

　　从大名鼎鼎的鲍勃.迪伦到“甲壳虫”，嬉皮士们把对文明的失望、文明使他们感到的厌倦，以及自己的喜好追求，难以明喻的兴奋，通过手中的吉他和麦克风宣泄出来。可以说，本来仅仅只是艺术一种表现形式，代表着人类感情张力的摇滚乐，在不同人手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虽然摇滚诞生初期，还是属于被当时主流社会所诟病的亚文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摇滚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中国为例，由于崔健等人的努力，摇滚已经很难再被完全归于亚文化了。如果谁再站出来大喊一声：“摇滚就是非主流，就是亚文化。”他肯定得被数以百万计的摇滚爱好者用唾沫给淹死。

　　但是与摇滚一道，作为当时嬉皮士们用来寻求刺激的另一载体大麻——或者说各类毒品，还仍然受到各界口诛笔伐。

　　目前在中国，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已现颓势，新型毒品由于其来源渠道、传播途径和吸食滥用的对象、方式以及毒品价格均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有很大的区别，因此迅速占领了毒品市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媒体类似的报导：在迪厅昏暗的灯光下，伴随强烈刺激的背景音乐，一群“嗨”完药的青少年手舞足蹈，神志不清——这里所说的“嗨”就是指吸食K粉、摇头丸、冰毒等新型毒品。

　　一手吉他，一手大麻，宛若当年的嬉皮士？

　　什么是摇滚精神

　　摇滚乐是音乐发展的必经阶段，与后现在艺术中的抽象画一样，对感官上刺激的追求已经超过了音乐本身，它不强调音乐的外在表现而强调离奇的音乐独创性。作为最直观的情感表达方式，揭斯底里地大吼对很多人而言是最好不过的选择，压抑或者澎湃的情感就通过这一个个充满力量的音符开始在空气中横冲直撞。

　　这个艺术载体自诞生以来，经过半个世纪的洗涤沉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在我看来，简单点说，摇滚可被分为摇滚精神和摇滚音乐。音乐是形式，精神才是内在，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正因为次，在很多摇滚迷看来，摇滚乐可以没落，但是摇滚精神却不可能消逝。而且并非一定要懂摇滚的人身上才存在血统纯正的摇滚精神，比如切?格瓦拉，他的头像被印在很多摇滚杂志、海报上，但是他是否听过摇滚，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什么是摇滚精神？

　　我估计还没一个人能明白无误地将它的定义描述出来，正所谓道不可言，凡是涉及精神意识这类形而上的东西，一旦被严格定义，那就落了下乘。而且这东西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若很果断得给它下了定义，难免遭到口诛笔伐。

　　所以，我只能说，我是如何去理解摇滚精神的。

　　在独立中寻求个人价值；在社会矛盾中寻求生命意义；在逆境中寻找迎难而上的勇气；个人对群体的卑微反抗

　　前面也说了，摇滚是很强调个人感受的一种音乐，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价值。而其始作俑者，恰恰也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意者。

　　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刚刚从朝鲜战争脱身，又陷入越战的泥潭，数以万计的美国青年在战场上死去。以“杜鲁门”主义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的美国社会，充斥着“冷战”和霸权这些沉闷的思想。

　　美国青年们面对整个国家的意思形态，不知道何去何从，迷茫可以成为那一代人的代名词，是归入这个沉闷、政治化，是一味追求物质成就的社会，成为其中自己厌恶反感的一员，还是寄身其外，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反主流文化”在这时成为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嬉皮士们在刺激的摇滚音乐下振奋昂首，无所谓旋律和步调，发自肺腑的竭斯底里的狂欢大吼，让他们暂时忘掉了眼前的现实，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即使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和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想依然格格不入。而摇滚人坚持独立谱曲作词，力图赋予自己作品更多的个人感情和世界观、价值观，如传教士一般去布道，也使得摇滚音乐晦涩难懂，难以被主流认可，同时越是不被认可，愈加晦涩，好似哲学家们沉浸于自己精彩的理论里不能自拔，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以先锋姿态出现的摇滚，也愿意与通俗大众格格不入，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思想、信仰，就必须穿着主流社会嗤之以鼻的“奇装异服”，这也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摇滚可以看作是非主流对主流的反抗，双方的定位就决定了当时社会中双方所群体的人员数量上的差距，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反抗，这本身就带有着浓厚的革命意味，何况以个人去反抗群体，听上去就充满着悲壮和传奇色彩。

　　但是，摇滚精神也并非是都是怒目慈悲的，由于其的反抗色彩，所以它一诞生就带着浓厚的末世情节，摇滚精神也有了孤僻、愤世嫉俗、自负、破坏的一面，嬉皮士们开拓性地吸食迷幻药LSD，以及到现在以冰毒、K粉等新型毒品为主的各类管制药物，就是这种消极思想具体表现。在主流社会看来，这就不缔于自我毁灭。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目前中国，我们能看到无数“嬉皮士”，他们比前辈更加年轻，也更加迷惘，更加幼稚，也更加空虚，很不幸的是，你我可能都身陷其中。

　　主要人群集中于80后以及90后，缺点和优点同样明显。与上一代相比，优越的生活环境是培养“嬉皮士”的温床。而计划生育政策又导致一大群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衣食无忧。得益于此，我们这一代人并未经历过上一代人的生活磨砺，缺少他们从小培养起来的社会责任感，更谈不上具备历史使命感，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和性格。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强烈的冲击，也促成当今社会的青少年能接触到的多元化的文化、世界观以及价值观，也是前代难以企及的。而从小培养起来对共产主义的薄弱信仰，在这庞大的信息面前显得无比单薄，几乎不堪一击。

　　心智尚未成熟，价值体系仍不健全，同时又无坚定的信仰来支撑，因此，在物欲横流的外界思潮强烈冲击之下，很容易就会手足无措，来者不拒，不知道应如何去筛选信息，鉴别利害。有部分人沉浸于追求物质成就，无视若是无法及时得到指导纠正，长此以往，就会陷入自我迷失的深渊。

　　更可怕的是，这代“嬉皮士”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上世纪那个年代的模仿，仅得其形，未得其神，他们靠的是激情燃烧，而非理性，所以吸食廉价的——与海洛因相比——新型毒品，重走前辈们的“旅途”（吸食LSD等迷幻药物），盲目的朝圣和膜拜偶像们的一切，却都未触及其真正的内涵，体会不到当年他们的初衷。

　　而青少年吸毒会导致一种恶性传播，就好比摇滚精神中的布道一样，当吸毒成了一种潮流和时尚，有些青少年为了寻求认同，融入同龄人之中，则在他们的诱导之下，也开始吸食这些新型毒品。这也是他们寻求其他人认同的一种途径——等待对方来迎合自己。摇滚精神的末世情节在这些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几乎所有的吸毒者都认为，吸食K粉并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伤害，有个16岁的少女甚至天真的告诉记者，等这次出去以后，她还会继续吸。小林说，“找一个更安全的场子，这不是个安全的地方，被抓不是一次了。”当记者问其为什么还会继续吸时。她的回答让记者感到惊讶： “因为我周围的人全部都要吸，就你一个人不吸，显示你很清高。”

　　正是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中国目前至少70万的青少年涉毒，其中仅北京市登记在册的就有2万名，而绝大部分青少年第一次吸毒都是在某些“迪厅”，而哪些“迪厅”出售管制药物，在他们圈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

　　我们面对什么

　　虽然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宗教，各自信仰不同，但是，当孔夫子走下神坛，重回诸子之列，特别是当前，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信仰了。这是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信仰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文化的重建问题凸显，或者反过来说，目前作为社会文化主体和布道者的知识份子是怎么看待信仰的。

　　对他们而言，孔子之后，可能还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鲁迅，作为上一代知识份子共同的老师，即使在其身后，他们也毕恭毕敬地称之为“先生”，至今仍然津津乐道曾经与鲁迅相处的日子。不少老师，也将鲁迅的作品作为必读书目推荐给学生。他们深受鲁迅生命哲学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更加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选择。鲁迅在他们心中永远是充满力量的斗士，让他们正视现实，正视丑陋，正视缺陷，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而鲁迅先生的缺点——我认为即使是鲁迅这样的斗士也有他的缺点——却绝口不提。正是以理想化的鲁迅为其奠基和共同信仰，郭沫若、老舍、巴金、钱钟书、钱理群等人一脉相承，构筑起看着都让人顿生妒忌的辉煌文化。

　　目前，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代的文化界缺少真正的领袖，很多所谓的“大师”，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未能经久不衰，而且娱乐、商业，也在日夜挤压蚕食着文化的生存空间，有使其沦为附庸的趋势，让这样的文化担负其布道的使命，本来就是件很不靠谱的事。

　　让我们这代人再以鲁迅为信仰，这就好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新抬出孔二哥，虽然还有其价值所在，但是对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来说，却已经是强弩之末。何况钱理群先生也说了：“鲁迅是从根本上拒绝了完美与完善，断然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中的‘凝固’与‘不朽’，确认万事万物的过渡性，一切都是环节，中介，在具体时空下存在，并必然在另一种时空中丧失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那么，是否需要为我们以及今后的时代创造一个和鲁迅、孔夫子一样的信仰？这个问题留给那些力图重建文化的学者来解答。

　　而摇滚的精神领袖是谁，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摇滚的精神领袖是个和摇滚一点几乎不相干的人，他就是有“红色罗宾汉”之称的切?格瓦拉。与鲁迅不同，他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及时的死亡成就了其传奇的一生，在古巴经济建设上的失败和好血嗜杀的性格，也无人问津。后人关心的只是他对自由、民主、平等的不懈追求，在摇滚迷们看来不亚于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基督的死亡使得基督教的发扬光大，而他则成了摇滚的图腾，最广泛的大众偶像。

　　但是与鲁迅不同的是，鲁迅留下的是大量的著作，类似于“经学”，与孔子相似，这将鲁迅思想的大方向给确定了。切留给我们，特别是现在的80后，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我们更多的是依靠旁人去解读切的思想，所以这个空间显得非常大，而且包容万象，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包括前面所说的末世情节，都可以在切身上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切也就成了揉和我们一切反抗思想的一个象征。由于所求不同，那么切代表的也不同。比如，切一生为自由而战，于是沉迷于各类能帮助他们踏上“旅途”的新型毒品中的青少年，通过各类药物来寻求自己希望的“自由世界”。

　　给摇滚寻找一个新的图腾无疑是很可笑的想法，甚至有点可气了。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找到一个正确的途径，去发泄摇滚的末世情节？疏还是堵，历来是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但必须承认的是，摇滚的末世情节若得不到良好渠道的疏导，必将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摇滚可能是这种情绪最文雅的一种发泄突击。

　　附：Doak在有关吸毒人员的音乐种类爱好和毒品种类爱好的相关性研究中发现，尽管大部分吸毒者所喜欢的音乐各个不同，所选择毒品的种类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通过听音乐或吸毒的行为来减缓自己的压力。有许多神经学家的研究成果提供的证据已经表明，音乐和毒品对大脑产生的生理及生化方面的变化是非常近似的。（Doak,B.A .，2003 ）。

　　Neumann(1959)认为各种类型的艺术创作活动能够给病人带来一种出类拔萃的体验，使病人能够把自己生活中的原型和想象中的成功体验联系起来。Rogers(1961)也认为"创造性的活动能够象灵丹妙药一样，对病人的疾病起到很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因为通过这些活动能够降低病人的阻抗，以及对治疗的消极态度，激发病人内在的潜能。

　　Soshensky认为病人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能够提高自我意识，探索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内心资源，体验以前从来不曾也不愿意尝试的事物，打破自己不愿意更改的行为模式，这对他们更积极地面对治疗是十分有意义的。在他的个案研究中，他发现通过即兴演奏和即兴歌曲创作的方法，能够使病人提高自尊和自我意识，让他们和外部世界顺利地联系起来并接受自我，从而更容易从原来吸毒行为模式中走出来（Soshensky,2001）。

　　Wooten(1992)发现只要给吸毒者的青少年聆听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他们的抑郁和焦虑的情绪就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还有的青少年能够通过听音乐的方式来逃避现实生活中因为各种麻烦所带来的情绪问题。而Forsyth, Barnard, & McKeganey( 1997 )的研究发现，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在青少年中喜欢techno音乐的人比喜欢其他种类音乐的人，更有可能吸上毒。而且这种相关存在于不同的地域、种族、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