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的非医学使用 50年代末，在十多年不间断的对LSD进行科学研究和药物应用探索之后，我作为LSD之父的愉快感被蒙上了阴影。LSD被卷入了迷醉剂狂热的风潮之中，开始席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奇怪的是LSD如此之快地扮演了迷醉剂这个新角色。有一个时期，至少从名声来说，它甚至成为独占鳌头的迷醉剂。LSD作为迷醉剂的传播带来了不断出现的因不谨慎、无医学监视而引起的不幸的事故。它越来越成为我本人和山道士制药公司的一个“惹事生非的孩子”。 显然，一种物质只要有这样奇异的对精神感受和内外部世界体验的效应，就会引起医学科学以外的兴趣。但是我没有预料到这个有神秘莫测的、有深奥效应的LSD，它与欣快药的特性那么不一样，竟会在世界范围内被当成迷醉剂。我曾预料到医学界以外的艺术家们，演员，画家和作家会对LSD产生好奇和兴趣，但是没有想到普通人也会如此。自前面已提到的在本世纪初关于仙人球毒碱的科学论文发表之后，这种与LSD有类似精神效应的化合物的应用只限于医学及艺术家和文学家圈子内的实验。我曾料想LSD会有相同的命运。确实，LSD最初的非医学自体实验是在作家、画家、音乐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中进行的。 据报导服用LSD能激发起非同一般的美学体验，并能对创造过程的本质赋予新的洞察力，由此艺术家们的创造工作也受到非常规方式的影响。作为一种新发展出来的特殊艺术类型，幻觉艺术已广为人知，它包括LSD和其他致幻剂影响下产生的创作，这些药物在此是作为刺激物和灵感源泉。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出版物是马斯特斯(Robert E.L.Masters)和休斯敦(Jean Houston)的《心理致幻艺术》(Psychedelic Art)(Balance House,1968)一书。幻觉艺术的作品不是在药物起效期间创造出的，而仅是在后来，在艺术家受到这些体验激发后创造的。只要迷幻状持续，创造活动即使不是完全停止，也是被防碍，因为涌现出来的影像太美妙、太迅速，无法被描绘和制作出来。占压倒性优势的视觉麻痹了活动，所以直接来源于LSD迷幻的艺术作品大部分水平粗糙，它们值得重视不是因为其艺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是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借此可以深入了解到艺术家的被LSD激活并进入意识层的最深层的精神结构。这一点后来被慕尼黑精神病学家哈特曼(RichardP.Hartmann)主持的由30位知名画家参加的大规模实验所显示。他将实验结果发表于他的专著《无意识中的绘画：画家们的LSD实验》(Mlerei aus Bereichen desUnbewussten: Kunstler Experimentieren unter LSD)( Verlag M.Du Mont Schauberg, Cologne, 1974). LSD实验还成为探索宗教和神秘体验本质的新动力。研究宗教的学者和哲学家们在讨论是否在LSD迷醉期间常被发现的宗教和神秘体验是真实的，即与自发的神秘宗教启蒙是否是一样的。 这种与医学研究有时平行、有时随后的非医学的、但却最热切的LSD使用，在1960年代初越来越普遍，LSD的使用以流行病一般的速度遍及所有社会阶层。在美国迷醉剂滥用的风潮之中，LSD作为一种耸人听闻的迷醉药被人们使用。然而并不像一些肤浅的观察家所声称的那样，大约从20年前开始在美国迅速泛滥的药物滥用，是LSD发现的结果，而是有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物质主义、由工业化和增长的城市化导致的与自然的疏远、对就业于机械化的、毫无生气的工作环境的不满意、在一个富足社会中的无聊和无目标，以及缺少一种宗教的、有教养的和有意义的人生的哲学基础。 甚至药物使用的热心倡导者都把LSD的存在当成命中注定的巧合，它恰好在这时被发现，是为了帮助那些在现代社会里遭受折磨的人们。毫不令人吃惊，LSD作为迷醉剂首先流行于美国，一个工业化、城市化、机械化，甚至农业上都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些也是导致和LSD浪潮同时发展起来的嬉皮士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相同因素。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值得调查一下致幻药的使用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嬉皮士运动，以及相反嬉皮士运动如何促进了致幻药的使用。 LSD从医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传播到麻醉药圈子，是由耸人听闻的有关LSD实验的出版物所引发和加快的。虽然这些实验是在精神病诊所和大学中进行的，但是它们没有在科学期刊上被报导，而是在杂志和日报上被添油加醋地发挥了。记者们使他们自己像豚鼠一样被用来做实验。例如，凯茨(SidneyKats)在加拿大Saskatchewan医院参加了由有名的精神病学家指导的LSD实验，但是他的体验并没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相反，他在他自己的杂志《麦克莱恩加拿大国家杂志》(Maclean's Canada National Magazine)上发表了题为《我成为疯子的12个小时》的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花哨的详情。发行量较大的德国杂志《快》(Quick)，在其1954年3月21日第12期中报导了画家菜勒尔(WilfriedZeller)在维也纳大学精神病诊所服用‘几滴麦角酸’后的耸人听闻的目证，题为《一个勇敢的科学实验》(Ein kuhnes wissenschaftliches Experiment)。大量诸如此类的文章有效地为LSD作了大众宣传，再举一个例子：《了望》(Look)杂志1959年9月号的长篇插图文章《全新的卡里，格兰特幕后的神奇故事》(The Curious Story Behind the New Cary Grant), 肯定为LSD的扩散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在加利福尼亚一个有名的诊所的心理治疗中使用了LSD。 他告诉《了望》杂志的记者，他一生都在寻找内心世界的平静，于珈术、催眠术和神秘主义并没能帮助他，只有LSD治疗把他变成一个全新的、有更强大的自我的人，所以在三次受挫的婚姻之后，他现在相信他自己确实能够去爱并使女人幸福。 但是LSD从药物到迷醉剂的转化主要是被哈佛大学的莱雷(TimothyLeary)博士和阿尔帕特(RichardAlpert)博士的活动促进的。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讲到莱雷博士的更多详情和与这位以LSD倡导者闻名的人物会面的情况。 一些更详细介绍LSD神奇效应的书籍也出现在美国市场上，这里只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两本书：邓赖普(Jane Dunlap)的《探索内在的自我空间》(Exploring I nner Space)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New York,1961)和纽兰德(Constance A. Newland)的《我的自我和我》(My Self and I)( N A.L. Signet Books, New York,1963)。 虽然LSD在这两本书中都是被用于精神病治疗范围的，但是，这些作者是为大众而写的，于是成了畅销书。纽兰德的那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用精神病学最新药物LSD25所做的的勇敢试验中的私人的和完全坦率的记录》(The Intimate and Completely Frank Record of One Woman's Courageous Experiment with Psychiatry's Newest Drug,LSD 25)，她详细地描述了如何治愈了她的性冷淡的隐私详情。在这样一种宣称之后，完全能想象得出好多人都想亲自尝试这种奇妙的药。由这样的报导产生的错误观点即仅简单服用LSD就能足以达到神奇效应和使自己发生改变很快导致用这种新药做自体实验的广泛传播。 客观的、信息丰富的关于LSD及其问题的书也是存在的，像精神病学家科恩(Sidney Cohen)医生出色的著作《内在的超越》(The Beyond Within), Atheneum, New York, 1967)，清楚地揭示了不负责地使用LSD造成的危险。但是这样的警告没有能力阻止LSD的流行病。 由于一些LSD实验常常是在对离奇的、不可预料的和深刻的效应的全然无知情形下进行的，而且也没有医学指导，所以经常导致不良结果。随着LSD在违禁药圈子中使用的增加，“恐怖的旅行”增多了，LSD试验导致了不知所措和恐慌的状态，经常引起事故，甚至犯罪。 1960年代初出现的快速增长的LSD的非医学使用，部分原因是那时大多数国家的违禁药品法律还不包括LSD。因为这个原因，吸毒者把非法的麻醉剂换为当时仍然合法的LSD。而且，山道士公司对LSD产品的最后一个专利在1963年到期了，从而进一步解除了非法生产LSD的障碍。 LSD在毒品圈子中的泛滥造成我们公司一种无成就的和费力的负担。国家控制的实验室和卫生当局要求我们作关于LSD化学和药理学性质、稳定性和毒性的报告，并要求我们提供对收缴的药物样品的分析方法，及人体、血液和尿中的LSD的分析方法。 LSD的滥用也带来了大量的通讯，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关因滥用LSD引起的事故、中毒、犯罪行为等等的咨询。所有这些意味著大量的，无收益的负担，山道士公司企业管理层对此很不满意。因此有一天，公司当时的管理部主任斯托尔教授以责备的口吻对我说：“我宁愿你没有发现LSD”。 那段时间，我时常被疑虑所困扰，是否LSD的有价值的药理和精神效应比它因滥用所致的危险和可能的伤害更重要？LSD是否是上帝对人类的赐福，或是诅咒？当我想到我这“惹事生非的孩子”时，我常常问自己。我研制出的其它药品，Methergine, Dihydroergotamine和Hydergine并没给我带来这么多问题和困难。它们不是惹事生非的孩子，没有引起滥用的不良性质，它们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发展成治疗上有价值的药品。 LSD的名声在1964年到1966年达到了顶点，不仅有被毒品狂热者和嬉皮士们满腔热情地声称的LSD的奇妙效应，而且还有LSD影响下的事故、精神崩溃、犯罪行为、谋杀和自杀的报告。真是不折不扣的LSD歇斯底里症的大流行。 山道士公司停止提供LSD 鉴于这种情况，山道士公司管理层被迫发表了关于LSD问题的声明，并公开宣布了要采取的相应措施。以下是当时山道士公司药物部主任瑟莱蒂(A.Cerletti)博士于1965年8月23日签署的有关文件： 关于LSD 25和及它致幻物质的决定 自从阿尔伯特_霍夫曼在山道士实验室发现了LSD25，已经过去了25年多。当这个发现的根本的重要性可以被它对现代精神病研究的发展的影响所估价时，同时必须承认它也给这个产品的所有者山道士制药公司带来了责任上的沉重负担。 研究所得到的一种具优异生物性质的新的化学制品，除了由合成所显示的科学上的成功之外，通常第一个关键步骤是向营利的方向发展出一种新药。但是LSD的情形很快变得清楚了，尽管这种化合物具有的优异的性质，或宁愿说因为这些性质的自然特点，虽然自从1938年第一次合成以来，LSD完全被山道士公司拥有的专利所保护，其实践探索的通常方式还是无法预料的。 另一方面，从山道士实验室进行的动物和人体的初期研究中得出的所有证据表明，这个化合物能在神经病学研究和精神病学中充当一种研究工具的角色。 因此，山道士公司当初决定为世界各地合格的实验室和临床研究人员免费提供LSD。 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曾被辅以必要的技术条件，并在许多情形下也获得了经济资助。 大量科学文献清楚地证明了近20年所遵循的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文献主要发表在国际生物化学和医学刊物，并系统地列在山道士公司编辑的《山道士公司LSD参考文献》和《Delysid文献目录》中。通过行使这种“崇高的责任”并依照最高标准的医学伦理和各种自我强化的谨慎和限制，使得许多年来都尽可能地避免了滥用(即被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的人使用)，虽然说具有独特中枢神经系统活性的化合物总是与滥用相联系。 尽管我们如此谨慎，LSD滥用的情形还是不时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山道士公司完全不能控制。近期，这种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在世界某些地区已经到了威胁公众健康的地步。这种情形现在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1)遍及世界范围的对LSD误解。这是由不断增多的旨在用哗众取宠的故事和证词这样的宣传来煽动大众对LSD的极大兴趣而引起的；(2)大多数国家没有控制和管理像LSD这样的药物的生产和批发的适当法律；(3)用发酵程序大批生产麦角酸，已经彻底解决了曾经因技术限制无法大量获得LSD的问题。自从1963年LSD的最后一个专利到期，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更多精细化学品商人索取高价向LSD狂热者提供来源不明的LSD。 考虑到以上所提到的所有情形以及现已失控的对LSD的极大需求，山道士药物管理层决定立即停止所有进一步的LSD生产和批发。这同一政策也适用于所有具有致幻性质的LSD衍生或类似物，包括赛洛西宾(Psilocybin，又译为“裸盖菇素”，化学名为“磷酰羟基二甲色胺”，中译者注。)和赛洛欣(Psilocin，又译为“脱磷裸盖菇素”，化学名为”羟基二甲色胺”，中译者注。)以及它们的致幻类似物。 在一段时期，山道士公司完全停止了对LSD和赛洛西宾的供应。大多数国家随后宣布了严格的关于拥有、分发和使用致幻剂的法律，如果医生、精神病诊所和研究所能够获得从各自的国家卫生当局得到使用这些药物的特别许可证，就可以被提供LSD和赛洛西宾。 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为有执照的研究机构分发这些物质。 但是，所有这些立法的和官方的谨慎措施对LSD在吸毒者中的使用影响很小，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法规已经并正在妨碍LSD在药物精神病学上的应用及生物学和神经病学对LSD的研究，因为许多研究人员害怕自己被贴上一个与获得LSD使用许可有关的“红标签”。LSD的坏名声--即它被描述为“疯子药”和“邪恶的发明”，进一步造成了许多医生在他们的精神病实践中回避使用LSD。 最近这些年，LSD在媒体中的喧嚣已经平静下来，LSD作为致幻剂的使用也减少了，这样的结论至少可以从极少有关于服用LSD而引起的事故和其它遗憾事件的报告而得出。但是，LSD事故的减少，可能不是单单是因LSD使用的减少，而可能是那些娱乐性的使用者随著时间的推移，更加意识到LSD的特殊效应和危险，并在使用时更加小心。确实，一度曾被当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第一位迷醉剂的LSD已经让位于像印度大麻(hashish)这样的麻醉品，以及甚至像海洛因和苯丙胺这样有成瘾性的、对身体有更大破坏性的其它药物。最后提到的这些两种毒品反映了现今社会和公共卫生中的令人不安的问题。 LSD非医学实验的危险 LSD在精神病的职业性应用中几乎没有危险，但在医疗实践之外，没有医生指导下服用这种药物易引起各式各样的危险。这些危险一方面取决于与非法毒品使用有关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LSD精神效应的独特性。 那些主张无控制、自由使用LSD和其它致幻剂的倡导者们有两个辩解：(1)这类药无成瘾性；(2)至今还没有证据显示因适当使用致幻剂引起的对健康的危害。这两点都对。真正的成瘾性以停药后出现精神的以及通常严重的身体不适为特征，这样的成瘾性，即使在经常使用LSD或很长一段时期内反复使用LSD的人身上也没有观察到。也没有直接由LSD迷醉引起的机体伤害或死亡的报导。正如在“LSD的动物实验和生物学研究”一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与其不寻常的极强的精神活性相比，LSD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无毒的物质。 精神病样反应 但是，与其它致幻剂一样，LSD的危险在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方面。像鸦片、苯丙胺等成瘾麻醉剂对精神和身体的危险是在长期使用时出现，LSD的可能的危险性则存在于每一次实验中。这是因为严重的迷惘状态能在任何LSD迷幻中出现。 确实，通过认真对实验和被试者进行准备，这类问题大部分能被避免，但是肯定不能完全排除。 LSD危机类似于有躁狂或抑郁特点的精神病发作。 在躁狂、亢奋的状态下，万能的或有强大无比的能力的感觉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有些事故是发生在处于迷幻状态的人思维混乱时，他们相信自己不会被伤害，于是走在行驶的车辆前，或者相信自己会飞而从窗户跳出去。但是，这类LSD事故并不像一个人读了那些经大众传媒哗众取宠般夸大的报导后所想象的那么普遍。尽管如此，这样的报导也须当成严重的警告。 另一方面，1966年传遍世界的一则有关一个谋杀嫌疑人在LSD影响下行凶的新闻则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嫌疑犯是纽约的一个年轻人，被指控杀了他的岳母，在被捕后，他立即解释说他不知道所犯的罪行，因为三天来他是在LSD的迷醉状态之中。但是，即使服用最高剂量LSD，其迷幻也最多只持续12小时，重复的服用只会带来耐药性，也就是说多服的剂量是无效的。除此之外，LSD迷醉的特点是人能准确地记住其经历。大概这个案件中的被告想要以心智不全的状况为借口，希望得到宽大。 如果在一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对其施用LSD，则精神反应的危险会特别大。苏黎世大学精神病诊所在对LSD初期的研究中所发生的一个事件表明了这一点。那是在发现LSD后不久，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开这种玩笑的危险，同事们开玩笑地把LSD暗中加到进一位年轻医生的咖啡中，于是这位年轻人想要在摄氏零下20度(华氏零下4度)时游跨苏黎世湖，人们不得不用强力把他阻止。 当LSD导致的迷醉状态表现为抑郁的而不是躁狂的特点时，危险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LSD实验过程中，恐怖的视觉、死亡的困扰或惧怕发疯的心态都能导致严重的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这样的LSD经历就成了一种“恐怖的旅行”。 有一位奥尔森(Olson)博士的死亡，就是因为在美国军队的药物实验中，他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就被施用了LSD，他随后从窗户上跳出去自杀了，此事引起了特别的轰动。他的家庭不明白这么一位安静的、能自控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行为。直到15年后，在关于这个实验的秘密报告被发表后，他们才知道真象，美国总统公开向家属道了歉。 为使LSD实验有正面结果，减少产生精神问题的可能性，其条件一方面取决于被试者个人，另一方面取决于实验的外部环境。内部的、个人的因素称为布景(set)，外部条件称为背景(setting)。 在LSD迷幻期间，感觉器官被高度激发，一个客厅的或室外地点的优美环境能被特殊的感受力所感知，所以这样一种愉快感就对实验进程有重要的影响。试验中出现的人物、他们的外在形像和他们的个性特点也是对实验起决定作用的背景的一部分。 音响环境同样重要，甚至无害的噪音也能变成折磨。相反，美妙音乐能产生幸福的体验。如果LSD实验在丑陋或噪杂的环境中进行，就有更大的产生包括精神病样危机在内地不良结果的危险。如今这个布满了机器和装置的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景物和各种噪音，它们很可能在感觉超敏感期间引发恐慌。 与LSD体验的外部环境同样重要的是实验者的精神状况，即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对此药的体验的态度和他们对此的期望。甚至无意识的愉快或恐惧的情绪都能产生影响。LSD倾向于增强实际的精神状态。愉快可以被提升到狂喜；抑郁可以被加深到绝望。所以，用LSD去治疗抑郁症是能想见的最不适当的方式。在烦恼、不愉快或恐惧状态下服用LSD是危险的，实验很可能以精神崩溃而告终。 对于那些性格不稳定，易于有精神病样反应的人，LSD实验应该完全避免。LSD对这些人的冲击，可能引发潜在的精神病，造成永久的精神伤害。 从尚未成熟的角度讲，很年轻的人的精神状态也应该也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受到像LSD引发的那种新奇的知觉和情绪的强烈冲击，，就可能使敏感的、仍在发育起的精神器官受到危害。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在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范围内使用LSD，在职业范围内都是不鼓励的，我的意见也是如此。青少年们大多仍未与现实建立起一种稳定和坚实的关系，在对新的维度的现实进行很刺激的体验之前，这样一种关系是需要的，从而能使得新的体验能被有意义地整合到世界观之中。青少年的LSD体验不仅不能导致更广阔和更深刻的现实意识，这种体验将反倒会导致不安全感和失落感。由于青年人感知觉具有栩栩如生的特性和极强的体验能力，自发的神秘体验比成年后来得更频繁。基于相同的原因，精神刺激剂不应该用于青少年。 即使对健康的成人，即使具有所讨论过的准备和保护措施的协助，LSD实验仍可能失败，造成精神病样反应。因此我极力推荐医学监督，即使对非医学的LSD实验也是如此。这包括实验前的健康状况检查。医生不必出现在LSD实验现场，但是医学援助要时刻准备好。 急性的LSD精神病样反应可以通过注射氯丙_或其它此类镇静剂使病程缩短，并将病情快速可靠地控制。 保证能有一个熟悉的人在场，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寻求医学帮助，这也是这类实验中必不可少的。虽然LSD迷幻状态大多数以沉浸在个人内部世界为特点，有时也出现要与人接触的深切渴望，尤其是在抑郁阶段更是如此。 黑市上的LSD 非医学的LSD使用能带来与前面所讨论的完全不同的危险：因为大多数从毒品圈子得到的LSD来源不明。不论从质量上还是剂量上讲，黑市上的LSD制品都是不可靠的。它们几乎从来都与声称的含量不符，大多数LSD制品含量不足，常常根本没有LSD，但是有时甚至太多。许多情形下，其它药品甚至毒物被当成LSD贩卖。这些看法是由我们实验室分析大量从黑市上得来的LSD样品得出的。这也与国家药品控制部门的经验相一致。 从违禁药品市场得到的不可靠的LSD制剂的药力能导致危险的剂量过高。LSD实验的失败常常被证明是由过剂量引起的，它造成严重的精神的和身体的崩溃。但是，报导所假定的致命的LSD中毒并没有得到证实。详尽查验这些例子总是能找到其它起因。 下面我援引一个发生在1970年的例子来说明黑市LSD的可能的危险性。我们从警察那儿得到一种被当成LSD出售的药粉，它是从一位处于危急状态的住进医院的年青人那儿取获的，他的朋友也服用了这种粉剂并由此死亡。分析结果显示这种药粉不含LSD，但却含巨毒的生物碱马钱子碱。 如果大多数黑市LSD制剂含量比所声称的剂量少，或常常完全没有LSD，其原因要么是有意的伪造，要么是这种物质极不稳定。LSD对空气和光线非常敏感。它被空气中氧气的氧化所破坏，它在光线影响下能转化成一种无活性的物质。这些因素在合成，特别是在生产稳定的、能储存的LSD制剂期间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声称LSD容易制成，或每个化学专业学生在简陋的实验室都能制成LSD是不正确的。LSD的合成的步骤的确已经发表了，每个人都能得到它。有了这份详细的步骤在手边，只要能有纯麦角酸，化学家们就能够进行合成，但是，现今拥有纯麦角酸要依照和LSD一样严格的管理。为了从反应溶液中分离出纯结晶状LSD并制成稳定制剂，需要特别的装置和不太容易获得的特殊经验，因为前面提到的这种物质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只有在避光的完全无氧的安焙瓶中，LSD才完全稳定。山道士公司生产的安焙制剂，1CC水溶液含100微克(=0.1毫克)LSD酒石酸(LSD酒石酸盐)，是为生物学研究和药用而制造的。LSD片剂含有抑制氧化的添加剂，虽然不完全稳定，至少能保存较长时间。 但是，通常在黑市上见到的LSD制剂─含有LSD溶质的糖块或吸纸，在几星期或几个月中就能被分解。 像LSD这样一种非常强效的物质，正确的剂量极端重要。在这里帕拉塞尔瑟斯信条(tenet of Paracelsus，帕拉塞尔瑟斯 1493-1541,是瑞士著名的医生和炼丹家，根据他的临床观察和实践，他注意到某些疾病是由外因引起的，而不是当时流行的粘液失调说，他由此用他发明的化学药剂治疗这些病。中译者注。)依然正确：剂量决定了一种物质是作为药物还是毒药。但是，被控制得精确的剂量是不可能从黑市制品中得到的，它们的活性强度是不可能保证的。所以，非医用LSD实验的最大危险之一是使用不知出处的制剂。 莱雷博士的事例 以药倡导者角色闻名于世界的莱雷(TimothyLeary)博士，在美国非法LSD使用的传播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巨大影响。1960年莱雷在墨西哥度假时，吃了他从一个巫师那儿买的传奇的“神圣蘑菇”。在这种蘑菇产生的迷幻状态中，他进入了一种神秘主义−宗教的狂喜状态，他把这描述为他生命中最深刻的宗教体验。从此，这位当时在麻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大学作心理学讲师的莱雷博士，就完全把自己奉献于研究心理致幻药物的效应和其可能的用途。和他的同事阿尔帕特(RichardAlpert)博士一起，在大学里开始了用我们那时生产的LSD和赛洛西宾(磷酰羟基二甲色胺)所作的各种各样的研究。 他们在LSD和赛洛西宾的帮助下，用科学方法测试了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神职人员和牧师的神秘宗教体验，以及艺术家和作家创造力的促进。甚至像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英国著名作家，后移民美国，中译者注），科斯特勒尔(Arthur Koestler，1905-1985，英国著名作家，中译者注）和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中译者注）这样的人也参加了这样的研究。这些实验特别考虑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被试者的精神准备和期望值，以及实验的外部环境能够影响心理迷幻状态的进程和特征。 1963年，莱雷博士给我寄来了这些研究的详细报告，在报告中，他热情地告知了从实验中得到的正面结果，并表示他相信使用这些活性化合物是有好处并大有前景的。与此同时，山道士公司收到了从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由莱雷博士签署的要求提供100克LSD和25公斤赛洛西宾的申请。这样极大量的需求(所要的量相当于一百万个剂LSD和二百五十万剂赛洛西宾)是根据所计划的对组织、器官和动物的研究做出的。我们同意在对方获得美国卫生当局产品进口许可证的条件下供货。我们立即收到了上面提到的LSD和赛洛西宾数量的订单，并附有10000美元的支票作订金，但是没有需要的进口许可证。莱雷签署了这个订单，但是他不再是哈佛大学的讲师，而是他最近建立的组织“内在自由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ternal Freedom, IFIF)的主席。 除此之外，我们通过询问有关的学院院长之后得知，哈佛大学当局没有批准继续进行莱雷和阿尔帕特的研究项目，于是我们取消了我们的供货并退回了支票。 不久以后，莱雷和阿尔帕特被哈佛大学解除了教职，因为他们最初在学术环境进行的研究失去了其的科学性质，这些实验变成了LSD聚会。 这种LSD“旅行，即把LSD当成去身心体验在新世界进行冒险旅行的门票，成为年轻学人近期激动人心的时髦，它从哈佛大学飞速传播到其他学校。莱雷的学说，即LSD不但能用来寻找神力和发现自我，而且还确实是至今发现的最有效力的春药─肯定相当关键地促使了LSD在年轻一代中使用的快速传播。莱雷后来在花花公子月刊的采访中说，LSD能够加强性体验和性狂喜的是LSD风靡的主要原因之一。 被哈佛大学开除之后，莱雷从一个从事研究的心理学讲师完全转变成心理幻觉运动的救世主。他和他在IFIF的朋友们在墨西哥景色美丽Zihuatanejo城建立了一个心理幻觉研究中心。我曾接到莱雷博士的个人邀请去参加计划于1963年8月在那里召开的关于致幻药物的高层准备会议。我本来可以很高兴地接受这个重要的邀请，我已被许诺报销行程费用和免费住宿。我想从个人观察中了解这样一个致幻剂研究中心的方法、运作和整个氛围，当时有关该中心的一些有争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有争议的报导弄得沸沸扬扬。不幸的是，那时我工作上有事脱不开身，不能飞到墨西哥去获得这个有争议的事业的第一手资料。这个Zihuatanejo研究中心没有存在多久，莱雷和他的支持者们被墨西哥政府驱逐出境。但是，那时不仅已成为救世主，而且还成为幻觉运动的殉道者的莱雷，不久得到了纽约的年轻百万富翁希区科克(WilliamHitchcock)的帮助，这位富翁在他的纽约州米尔布鲁克(Millbrook)的大片地产上建了一座豪宅，让其作为莱雷的新家和总部。米尔布鲁克也是另一个幻觉及超越生活方式的基金会“卡斯塔尼亚基金会”(the Castalia Foundation)的总部所在地。 1965年莱雷在去印度的旅行中归皈依了印度教。第二年，他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精神发现联盟”(the League for Spiritual Discovery)，其简化的字头即是“LSD”。 莱雷对青年人的宣言，浓缩于他著名的口号“激发，调入，退出！”(Turn on, tune in,drop out!)此口号成了嬉皮士运动的中心教义。 莱雷是嬉皮士运动狂热的奠基人之一。口号中的最后一句，“退出”即是挑战性地逃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背向社会，放弃学校、学业和职业，在心灵被LSD“激发”后，使自己完全致力于真正的内在世界，研究自己的神经系统。这个挑战最终超过了心理和宗教范围，而带上了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因此，不难理解，莱雷不仅变成大学里和他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同事中放浪形骇的典型，而且还引起政治当局的愤怒。他由此受到监视、跟踪、最终被关进监狱。他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各一次的10年监禁的重刑，都是因拥有有LSD和大麻，另一次判刑是以走私大麻而判的30年徒刑(后来被推翻，这些从重判决显示对对违规的惩罚仅仅是借口：真的目的是把这个年青人的教唆犯关起来，用别的罪名对他无法起诉。1970年9月13─14日的夜晚，莱雷设法从位于圣路易奥比斯波(SanLuisObispo)的加利福尼亚州监狱逃出来了。在经阿尔及利亚去欧洲绕行的途中，他与在那里流亡的黑豹运动(Black Panther，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个主张以暴力方式争取黑人和少数民族权利的政治组织，中译者注。)的领袖卡利维尔(Eldridge Cleaver)建立了联系。莱雷来到了瑞士并申请政治避难。 与莱雷会晤 莱雷博士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Rosemary)住在瑞士西部的度假城Villars-sur-Ollon。通过莱雷的律师马斯托纳蒂(Mastronardi)博士牵线，我们之间建立了联系。 1971年9月3日，我在罗山(Lausanne)火车站的快餐店里于莱雷博士见了面。我们的问候是热忱友好的，这是我们由LSD所结的重要关系的象征。莱雷中等个、消瘦、充满活力，他的褐色的脸膛被灰色微曲的头发包围着，朝气蓬勃。他有一双明亮的、玩笑的眼睛。这使得莱雷有几分网球冠军的样子，而不像前哈佛大学的讲师。我们乘车去了布其隆(Buchillons)，在A la Grande Foret饭店的室外凉亭里， LSD之父和LSD倡导者之间的对话终于在一餐鱼宴和白葡萄酒中开始了。 我表达了对在哈佛大学进行的LSD和赛洛西宾研究的遗憾，开始它们是那么有希望，结果却退化到了不能在学术环境中进行的地步。 但是，我对莱雷最大的异议是担心在少年中宣传LSD。莱雷并没有企图驳斥我关于LSD对年轻人有危险的意见。但是他坚持说我没有理由指责他引诱不成熟的人使用迷醉剂，因为从信息和生活经验来说，美国的十几岁的人与欧洲的成年人相当。由于营养过剩和智力上的停滞使美国人成熟得早。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LSD体验是有意义的、有用的和使人变得丰富的，即使对很年轻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在这次交谈中，我进一步不同意莱雷为他的LSD和赛洛西宾研究所作的大肆宣传，他邀请了日报和杂志的记者去参加他的实验，并调动了广播和电视宣传。由此，工作的重点就放到了宣传而不是客观的信息上了。莱雷为他的宣传辩护说，因为他觉得这他重要的使命去使LSD闻名于全世界。这种传播的压倒性的积极效果，最主要在美国年青一代中的正面效果，使得任何微不足道的损害，任何由不适当使用LSD造成的遗憾事件，相比较而言都是不重要的，不过是小小的代价而已。 在这次交谈中，我确信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莱雷为毒品的倡导者是不公平的。他对所追求的具有益身心效应的致幻剂LSD、赛洛西宾、仙人球毒碱、印度大麻等，与他反复警告并反对使用的成瘾麻醉剂吗啡、海洛因等作了非常严格的区分。 在这次个人会晤中，我对莱雷博士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物，坚信他的使命，他幽默但不妥协地为他的观点辩护；他充满对致幻药物奇妙效应和良好结果的信仰。这种信仰使他心高气傲，因此，他倾向于低估或完全忽略实际操作的困难、不愉快的事实和危险。莱雷也表现出对他的指控和他个人所处的危险(正如他后来的生活之路显示的那样)毫不在乎。 在莱雷旅居瑞士期间，我又偶然在巴塞尔又见过他一面，那是1972年2月，在旧金山的以收集药物文献见长的费茨-鲁得罗纪念图书馆(Fitz Hugh Ludlow Memorial Library)馆长霍洛维茨(MichaelHorowitz)访问的时候，我们一起旅行到伯格(Burg)附近我在乡下的房子，在那儿，我们将前一年9月中的谈话继续进行下去。莱雷显得烦躁和难以接近，也许是由于暂时的身体不适，以致我们这次讨论没有多大成果。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莱雷博士。 那年年底，他离开了瑞士。他与妻子罗斯玛丽已经分居了，这次是由他的新女友哈考特−史密斯(JoannaHarcourt，Smith)陪伴，在奥地利作短暂停留，协助一个关于海洛因的纪录片的拍摄，之后他和女友去了阿富汗。在喀布尔机场，他被美国秘密警察的便衣认了出来，被押解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路易奥比斯波监狱。 在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之后，他的名字又出现在1975年夏天的日报上，他被假释和提前释放。但是直到1976年初他才获得自由。我从他的朋友那儿听说，他现在专心研究航天旅行的心理问题，探索人的神经系统和星际太空的关系也就是说，对这种问题的研究不会给他进一步带来与政府当局之间的麻烦。 在灵魂的宇宙中旅行 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盖尔帕克(RudolfGelpke，1928-1972, 瑞士人，中译者注)博士以“在灵魂的宇宙中旅行”为题，描述了他自己的LSD和赛洛西宾自体实验的体验，它被刊登在1962年1月的《阿泰欧斯》(Antaios，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摔跤手，中译者注)杂志上，这个标题也被用于对下列LSD实验的描述。LSD旅行和宇航员的太空旅行在许多方面有可比性。这两个冒险计划就安全措施和目的性来说，都需要非常细心的准备，以减少危险并得到可能的最有价值的结果。宇航员不能永远在太空停留，LSD体验者们也不能永远处于超越日常现实的状态，他们必须回到地球和日常现实中，新得到的体验须在此处被评价。 以下所选择的报导是为了证明LSD迷幻可以是非常不一样的。实验者决定参加实验的特定动机也是我在此选择下面这些报导的关键因素。无一例外，这里的选择不包括那些仅是出于好奇或把它当成一种高级欣快药而尝试LSD的人，而是包括那些为了要探索扩展对内心和外部世界体验的可能性的人，这些人想要借助这把药物的钥匙，打开新的“知觉之门”(布莱克语)(William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和艺术家，中译者注)；或再用盖尔帕克的比喻，用LSD去克服习惯的世界景观中的时空引力，从而达到对“灵魂的宇宙”的新的看法和理解。 随风起舞的灵魂 (1961年6月23日，13点整，0.075毫克LSD) 在服了这个约相当于平均剂量的LSD后，我和一位职业上的同事非常热烈地交谈到14点整。随后，我独自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