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个由来自100多所大学院校的校长组成的联盟呼吁政府考虑降低法定饮酒年龄。这个名为“紫水晶行动”的组织是由米德尔伯里学院的一位前任校长创立 的。他们称“法定的二十一岁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现在的法定饮酒年龄显然导致了一种“危险的、偷偷摸摸且酗酒的校园文化”。“我们必须重新学习禁酒令多少次才够呢？”他们问道。

　　这些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包括像杜克大学、斯佩尔曼学院、塔夫斯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都认为降低法定饮酒年龄能促使酒的使用更负责任。常见的争论是单单在饮酒方面设立禁令会让人感到很奇怪，因为按法律规定，18岁的人可以参军、可以投票、可以买烟、也可以看色情书籍或影片了。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酗酒现象在年轻人中迅速蔓延。1984年的联邦法有利于规定法定的饮酒年龄，但是这部法律明年将会得到修改。大学校长们认为这部法律“抑制了有意义的辩论”，阻碍了有关阻止酗酒的“新想法”，比如，18岁以上的孩子在上完关于酒的“历史、文化、法规、化学成分、生物知识、对神经科学系统的危害及揭露酒后事故受害者和个人的恢复状况”的课程之后，可以被允许买酒喝。

　　认为简单地降低饮酒年龄就会改善大学学生们的行为（和大声的欢呼）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紫水晶行动（以宝石命名，因为古希腊人认为宝石能阻止过度饮酒）天真地夸大了降低法定饮酒年龄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了他们推荐的方法中的一些隐含因素，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也是校园饮酒问题的同谋者，最终掩盖了更好的解决办法。有点像吸毒者的力量。

　　事实上，法定饮酒年龄大些能延长寿命，而且和校园酗酒也没有关系。看看历史：肯迪·莱特娜的女儿被一个喝醉的司机撞死之后，她成立了“母亲们的反酒后驾车”组织，并成功地说服议员们通过了1984国家最小饮酒年龄法案（这部法案将在2009年重新修订），法案称将把全部的联邦道路基金只给予那些规定最小的买酒或饮酒年龄为21岁的州。大多数州立刻照做了，把这一阶段定为国家的试验阶段。

　　根据联邦一项名为监控未来的研究，未到年龄的饮酒行为立刻大幅下降。1977年到2007年，12年级孩子的饮酒百分比至少是每个月从70%下降到45%——几乎从法案一实行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涉及到年轻人酒后驾车而引发的致命车祸下降了32%，每年的死亡人数减少了1000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强制执行这项法案的力度很小，这种减少趋势仍然出现了；仅仅是这项法案的出台就很有保护性。相比之下，1999年，新西兰把法定饮酒年龄从20岁降低到18岁，结果致命的车祸数量却急剧上升。如今，所有的主要公共卫生部门，包括美国医药联盟、疾病控制中心、国家道路交通安全董事会，及大部分的外科医生，都支持较高的饮酒年龄。

　　我们也知道在世界上允许饮酒的地方，孩子们不会很节制地饮酒。2004年，来自药品协会的一份长达760页的权威报告讽刺地写道，“正如委员会在这份报告中表明的一样，在规定了较低饮酒年龄的国家中，青少年饮酒的有害结果并不必在美国好。”那些浪漫的场景，像爱尔兰少女故作端庄地喝一杯麦酒或成熟世故的法国少年呷一口红酒的场面并不真实。

　　尽管如此，高唱着紫水晶宣言的大学校长们仍然不会对这个问 题的美国版产生幻觉：今天的校园里有更多的酗酒者。在大学生中，自1977-1989年间，“经常及大量”饮酒者的比例保持平稳，在30%左右。然而，酗 酒现象在整个九十年代后期却稳步上升，九十年代后期已经是法定饮酒年龄提高很长时间后的时期了。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责备饮酒年龄的划，那原因是什么呢？关键是要明白酗酒问题有很大差别，取决于你在哪里生活和在哪里上学。州与州之间的酗酒率甚至有三到四倍的差别。美国中部的州像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的酗酒率就远远超过了美国沿海各州像华盛顿州、北卡来罗纳州、纽约、新泽西州的酗酒率。大卫·罗森布鲁姆是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也是研究酒的用途的一位教授，他告诉我酗酒率甚至在同一个城市的大学都有很大差别。

　　原因并不很复杂：大学酗酒最有力的决定因素是软弱的州和学校控制酒的政策（制度环境）和大量酗酒的成年人的存在（当地的整体饮酒文化）。印象最深的是，严格禁止酒的大批量推销和买卖的州——举例来说，要求每桶酒的销售都要登记，严禁减价供应和大桶销售啤酒，规范像广告牌形式的广告等，它们的校园酗酒率是没有采取这样措施的州的一半。

　　除了说服地方实行类似的法律条款外，大学校长们也可以通过推动关于酒知识的教育（很明显），促进校内种族和民族的多样性（不很明显）来降低酗酒率。正如人们期待的那样，酒知识教育确实很有帮助，例如，华盛顿大学开设的一个简短的酒教育课程就减少了在高危险学生中长期存在的酗酒现象。除此之外，年轻的白人学生喝酒远远比美籍非洲人和拉丁美洲的学生多，男性学生喝酒比女性学生多，年龄小的学生又比年龄大些的学生喝酒多。如果这些学生混合在一起，所有的群体平均一下他们的饮酒消费，那么学生多样性越大的学校的酗酒现象就会相应地变少。

　　还有一个更快更有效的方法来减少未到年龄的饮酒（酗酒）现象：把饮酒年龄的争论放在一边，而大幅度地提高啤酒的消费税，因为啤酒是未到年龄的饮酒者最喜欢的。（在实际美元中，白酒税，尤其是啤酒税，在过去的30年里有了实质性的下降。）就像高香烟税比其他抑制年轻人吸烟的办法都有效一样，高的酒税也会阻止孩子们过度饮酒。如来自英国医药杂志的图表所示，酒的消费反映了酒的价格。

　　大卫·罗森布鲁姆注意到五个啤酒税最高的州的酗酒率是其他州的一半。2004年，药品协会用惯有的保守陈述总结道，较高的税金能减少酒的滥用由此减少酒对青少年的伤害的“全面的证据力”是“真实的”。正如汽油的税金如今并不能完全反映排碳量的社会成本，酒的税金过低，经济学家P.J.库克和M.J.莫尔说，因为酒的税金小于酒的外在成本的一半，外在成本也包括酒后驾车的年轻司机所做得破坏。

　　当然，最终还是会有很多十几岁的孩子去酗酒，而将法律置之度外。但是，这并不是有关将21岁定为法定买酒及饮酒这个话题的讨论。（毕竟，三分之一的高校学 生吸大麻但是却极少有人想把它合法化。）更正确的是，目前的法规最好被视为一种缓解性的药物疗法来对待不可治愈的情况。化学疗法不能治愈晚期癌症，但是可以使病人的痛苦少一些，还可能使病人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同样，目前的饮酒年龄无疑会减少酗酒和死亡，也没有任何副作用。没有彻底的治愈方法时，绝望的人们就容易对可疑的推销万灵油皮下注射的小贩失去警惕——这些小贩的行为也正是紫水晶行动现在的所做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