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主编朱凌，深入金三角及周边国家调查禁毒情况的采访笔记。作者以一名记者的视角，写出了金三角地区及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给金三角地区带来的变化，突出展现了我国政府在金三角地区禁毒问题上的努力及成果。作者采访了金三角地区各地方武装的头目，并对“烟民”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与调查，内容详实，文笔生动，资料独家，可读性强。

    图书目录：
 
    引子  第一章 走在金三角的边缘  第二章 走进果敢  一、“你们被特工盯上了”  二、徘徊在毒枭家门口  三、解读“果敢法”   四、非同寻常的烟农代表  五、“别在魏家呆太长时间”

    I.在... II. ①朱凌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②报告文学 IV.①I25

    链接一、走在金三角的边缘
　　
　　云南边境，前往金三角的必经之地。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２日，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我们来到了云南省腾冲县一个边境村寨：宜家寨。这里的空气清澈得出人意料，用随行的摄像师的话说就是：“这天太他妈透了。”

　　陪同的村长告诉我们，寨子里有从金三角嫁过来的媳妇。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寨子里真的有金三角的人吗？

　　在我想象中遥远得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金三角，仿佛一瞬间从天边拉到了眼前。

　　迫不及待地，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个金三角媳妇欧达尼的家。

　　２５年前，年轻的欧达尼遇到了一个同样年轻的中国傈僳族小伙子，他们很快相爱、结婚。欧达尼带着嫁妆，翻过一道山，就来到了这个傈僳族山寨———宜家寨。这桩看似普通平常的婚事，一边连着来自毒品王国金三角的新娘，另一边连着中国宁静边寨的新郎，一门国际婚姻，就这样，成了。

　　在我和村长交谈的过程中，欧达尼始终拘谨地站在篱笆旁，微笑着注视我们，没有插一句话。

　　这时，一个小男孩挥舞着一根细细的竹竿，从院外冲了进来，直往欧达尼怀里扑过来。小男孩黑黑的脸庞上长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机灵、有神。

　　儿子的突然到来，使欧达尼一直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脸上有了温暖、关爱的神色。

　　我知道，采访的好机会到了。

　　“欧达尼，你在中国这么多年，觉得习惯吗？”

　　“挺习惯的。”

　　“你的娘家离这里有多远？”

　　“走一天的路就到了。”

　　“你经常回娘家去吧？”

　　“现在很少回去了，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谢天谢地！欧达尼对于我的采访几乎是有问必答，并没有任何戒备，我继续问道：“你们家种鸦片吗？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吸的呢？”

　　欧达尼一脸坦然，连停顿都没停顿一下，回答说：“我们家种，那边都种，我也会种呢。我小时候不抽鸦片，大概２０岁的时候就学会抽了，现在又不抽了。”

　　“听说你们那儿的姑娘都用鸦片当嫁妆？”

　　听到这儿，欧达尼笑了：“是啊，不过，在中国，带鸦片是犯法的事儿，所以当时我把陪嫁的鸦片在那边卖掉了，把钱带到了中国。”

　　无论是说到种鸦片，还是谈及抽鸦片、卖鸦片，欧达尼始终毫不掩饰，从她的眼里，我没有看到任何负罪感。她好像不是在谈论万恶之源的毒品鸦片，而是在谈论大白菜的收成好坏，这，带给我的不只是惊惧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欧达尼对于毒品没有任何罪恶感？

　　“欧达尼，你听说过毒品王国金三角吗？”

　　“毒品王国，金三角？”欧达尼困惑地看了看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你的娘家就是金三角的一部分，你知道吗？”

　　欧达尼奇怪地反问了我一句“真的吗？你听谁说的？”

　　一个从金三角来的人，竟然不知道金三角在哪里，这谎撒得似乎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可是望着欧达尼发自内心的疑惑神情，我又宁肯相信谎言的真实。

　　村长搭话了：“金三角，是读书的人和禁毒的人叫的，农民哪知道什么金三角，自己娘家的地名恐怕都写不出来，还管什么金三角。”

　　之后，村长带着我们前往蔡家寨。

　　在蔡家寨村口，我们见到了正忙于搬运木料的吸毒者阿勇（化名），阿勇脸色有些黑灰色，是那种矮墩结实的模样。

　　据说阿勇只有２０多岁，每天早、中、晚都吸食鸦片，比吃饭还准时。

　　“阿勇，你为什么要抽大烟（鸦片）？”

　　“干活很累的，干一天活，晚上回家后，腰酸背疼，抽一口大烟，就感觉好多了。”

　　“大烟从哪儿买的？”

　　“缅甸。”

　　“那儿离这里远吗？”

　　“不远”，阿勇手一指，“翻过那道山口就到了。”

　　顺着阿勇的手势，我看见不远处，马路的尽头，是一座绿树成阴的小山，难道是那儿？怎么可能呢？

　　“你从家走到缅甸得多长时间？”

　　“也就一个小时吧。”

　　我尽量地保持镇定：“你一般去缅甸的什么地方买大烟？”

　　“那边多着呢，家家户户都种，他们种这个大烟就像我们这边种菜一样，到谁家都能买得到。”

　　“价钱怎么样？”

　　“都一样，一两２００元，谁家都是这个价。我们到他们那边去，他们不是用糖果、酒来招待，一见面就让我们抽几口大烟，慢慢熟悉了，没钱的时候，还可以赊账，先把鸦片带回来，等有钱的时候再给他。”

　　“鸦片，你怎么带回来的？”

　　“往裤兜里，包里或者箩筐里，随便哪儿一放，不就带回来了嘛！”

　　村长说，这些年情况好多了，政府禁毒的力度越来越大，１９９３年以前，村里十五六岁以上的人，几乎人人抽鸦片。

　　中国有句俗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这些云南边境地区背后紧挨着毒品王国金三角，那里盛开着成千上万亩的罂粟花，那里有许许多多或明或暗的毒品加工厂，那里的百姓据说像卖白菜一样公然地卖毒品，那里的毒枭据说个个洋楼别墅，那里有太多致命的诱惑……靠毒吃毒？

　　虽然只是走在金三角的边缘，但我们已经初识了金三角。

　　（摘自 朱凌著《在金三角感受生存》，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出版）

    链接二、女记者感受金三角

　　本书是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主编朱凌，深入金三角及周边国家调查禁毒情况的采访笔记。作者以一名记者的视角，写出了金三角地区及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给金三角地区带来的变化，突出展现了我国政府在金三角地区禁毒问题上的努力与成果。作者采访了金三角地区各地方武装的头目，并对“烟民”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与调查。

　　从大寨乡再往里走１０多分钟，我们竟然看见大片大片的梯田而在这春暖花开、万物生长的季节，梯田里却没长任何庄稼，就像是一种摆设，摆放在莽莽群山中，供人玩味和欣赏，此时若是在中国，大江南北早已是“麦浪滚滚”和“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喜人景象了，但这里空有漠漠水田。那么，这梯田究竟是用来种植什么作物的呢﹖推算来推算去，好像只有一种植物，那就是罂粟，因为罂粟此时刚过收割期一个多月时间。

    走进罂粟田

　　这大片的梯田，少说也有１００亩！１００亩精耕细作的罂粟能产出多少鸦片﹖这些鸦片能制作成多少海洛因﹖又流向了哪里﹖是中国吗﹖又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毒害？买卖鸦片时，佤邦农民对于记者的拍摄置若罔闻。

　　车在一个小山坡前停了下来。路边的斜坡上，一家农民正在田里耕作，男人在前面扶犁赶牛耙地，穿裙子的女人跟着后面播撒玉米种子，走一步，从身上斜挎的包里，掏出几颗扔下去，然后用脚踩实。整个播种玉米的过程，没有施肥这一项。

　　一个穿着类似军服的六岁左右的小男孩乖乖坐在田里一块大石头上，脚边依偎着一条小狗。小男孩个子太小，几乎被淹没在田里一种淡黄色的植物秆中。这种植物秆大约１００厘米的高度，细细的，已经干枯了，秆上面没有果实。模样有些像油菜秆，但用手一摸感觉比油菜秆更硬。这，到底是什么农作物﹖

　　老周微笑着告诉我们：“这就是罂粟秆。”

　　“罂粟秆”像是一针兴奋剂，调动了所有人的情绪，大家拍照的拍照，摄影的摄影，开始忙碌了起来。

　　仔细地在罂粟秆间查找，我看见了那熟悉的罂粟蒴果，我过去曾在无数的照片和影视作品中见过。此时，这颗蒴果也干枯了，瘦瘦的，不再是鲜亮饱满的绿色，灰灰的、黑黑的长在罂粟秆上，毫不起眼。按照正常的产量，这半亩罂粟地应该能生产半拽，也就是１．５市斤左右的鸦片。

　　“佤邦农民一般都在罂粟收割完了之后种玉米吗﹖”我问老周。

　　“没错。”老周介绍说。一般情况下，这里的农民在夏季和秋季种植旱谷或者玉米等粮食作物，但是这些只够半年的口粮，所以他们在冬季、春季种植罂粟，用罂粟果浆制成鸦片，然后把鸦片卖出去，换取所需的盐巴、粮食和日用品。

　　据说，整个佤邦地区缺粮现象很严重，每年有三四个月，必须向外购买粮食。

　　这家农民自顾自地在田里忙碌。我们一群人的到来，包括摄影师围着他们前后左右、各种角度进行拍摄，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慌乱，他们有条不紊、一行行地犁着地，踩折罂粟秆，播下玉米种。他们的从容和镇定，让人感觉他们是在油菜地里种玉米，而不是在全人类众矢之的罂粟地里！少年不识毒滋味的佤邦孩子。

　　龙潭特区政府文书陈三爱这次也陪同我们采访，他懂当地土语，也懂汉语，所以是个不错的翻译人选。梳着七分头，身穿皮装上衣、西裤，脚穿一双皮鞋的陈三爱和我一起走向那个正耙地的男人。

　　陈三爱用当地的土语和他打了声招呼。男人老远就冲我们笑了笑，是那种友善、毫无戒心、爽朗、坦白的笑容。男人脚穿一双黑色大胶鞋，衣服和裤子上已经破了很多处，他敞着怀，露出和脸一样古铜色的胸膛，汗水在太阳下闪着油亮的光。

　　男人一手牵着缰绳赶着老牛，一手扶着犁，慢慢向我们靠近。来到离我们半米远的地方，男人微笑着双手合十，然后双手从陈三爱秘书手里接过递给他的香烟，用满是汗水、泥巴的手夹着烟吸了起来。

　　“老乡，今年大烟的收成怎么样？”

　　“不好，今年大烟全给牛吃光了，没什么收成。”说完，男人猛吸一口香烟，神态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往年收成怎么样？”

　　“还好，能换点粮食，盐巴，给孩子买套新衣服。”

　　“你在这一带种了多少年大烟罂粟﹖”

　　“好多年了。”

　　“收成最好的时候能有多少斤﹖”

　　“也就三斤四斤吧。”

　　“四斤鸦片能卖多少钱﹖”

　　男人思考了一下，说：“能换盐巴、粮食。”

　　“附近寨子里的人都种大烟吗﹖”

　　“都种大烟。”

　　“这里的政府允许你们种吗﹖”听到这个问题，男人没有立即回答，有些犹豫，用征询意见的眼光看着陈三爱秘书，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长一段时间后，他说：“政府不允许种，所以我种玉米。”

　　说完，男人再次双手合十，与我们匆匆别过，犁地去了。

　　笑谈鸦片交易

　　按照采访行程安排，我们今天必须从龙潭特区返回邦康，所以，匆匆结束在大寨的采访，一行人就踏上了返回邦康的路。虽然行程已经过半，可是我的拍摄任务完成得并不理想，在佤邦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之一的龙潭特区，我们既没有拍摄到鸦片交易也没有深入种植罂粟的烟民家，去了解他们以毒品为生，与毒品相伴的生活。

　　怎么办﹖无数种想法在脑子里打架。倘若我提出去拍摄鸦片市场或者烟民家，老周会是一种什么反映呢﹖他会同意吗﹖如果不同意，会不会彼此间很不愉快，从而影响以后几天在佤邦的其他采访﹖这样岂不是因小失大﹖那么，鸦片交易是否是节目中必不可少的镜头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鸦片交易，是佤邦农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全世界关注的热点，我又怎能轻易放弃。

　　咬咬牙，鼓足勇气，我几乎是用恳求的口吻和老周商量：“回邦康的路上，我们还能不能去找找鸦片交易市场，然后去趟烟民家。”

　　“可以，没问题。”老周很干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真的吗﹖”我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我们再去找找鸦片交易市场，就看运气了。”坐在前排司机边上的老周，扭过头一脸坦诚地说。

　　“我还以为您会拒绝我的要求呢﹖”我笑了。

　　“要拍就拍吧，打仗死都死过好几回了，有什么可怕的。早就看透了这个社会，也看透了人生的道理。再说，佤邦真的准备禁毒，只是你们外面的人不相信。你们现在不拍摄，以后也就拍不着了。这可是金三角的历史，这个，我懂。我们自己也想拍摄，但设备没有你们先进。”老周一口气说了那么一大段让我目瞪口呆的话。

　　下午２点途径勐昌县的王冷区，老周提醒我们今天恰逢王冷集市，可能有鸦片交易。

　　从空调车里出来，一下子感觉到热气扑面而来。天上应该不只一个太阳，而是９个太阳，才能达到这样的燥热程度。我们—群人好像走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桑拿室，热汗淋漓，偏偏一棵树也没有，石棉瓦小平房的屋檐又太窄，所以几乎没有一处阴凉地。

　　离车不远处有一个像杂货铺一样的医疗室，医疗室外搭了—个石棉瓦凉棚。一大群男人坐在那里，有说有笑，他们中有些光着膀子，有些穿着军服还戴着军帽，还有的则穿着迷彩服。几个人在传看着一把手枪。有人把手枪举起来，眯着眼作射击状。站在这伙人边上看热闹的两个孩子似乎也饶有兴致，没有一点儿害怕的神色，倒是我，下意识地移动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尽量躲开他的射击角度，尽管我知道他不会真的开枪。

　　突然，老周大步流星地朝一个穿迷彩服的中年男子走去，两人兴奋地握手，高声地彼此问好，还相互狠拍了几下肩膀。老周遇上老朋友了。

　　老周握着中年男子的手，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王冷区的区长。区长向我们每个人点头笑笑。

　　老周随后问区长集市上是否还有鸦片交易摊，区长眉头也没皱一下，爽快地说：“可能还剩下那么一两个，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区长可能是野战部队出身，他走路速度很快，我和摄像师差点儿跟不上。

　　王冷集市规模显然没有营盘集市大，营盘集市有近百个固定的小百货摊位，而王冷集市，都是临时摊位。集市上垃圾遍地，赶集的人基本已散尽，只剩那么一两拨人围在一起，看不清在买卖什么物品。

　　“你看，他们就在卖鸦片。”区长指着其中一拨人说。

　　来不及细想，也来不及道谢，我和摄像师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到了鸦片交易摊前。摄像师甚至省略了一道重要的程序——调白平衡，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画面抢拍下来就是胜利。因为这毕竟是毒品交易，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担心动作稍微慢一些，鸦片买主卖主会立刻一哄而散。

　　鸦片小贩是一个戴着军帽的男人，他盘腿坐在当街的一块石头上，脚边放着一杆小秤和一个布包。或蹲或坐围在他身边的估计应该是卖鸦片的山里农民。小贩手里拿着一块饼状的鸦片，鸦片有四个鸡蛋那么大。他把鸦片在手里掂了掂分量，放到鼻子下闻了闻，又打开包鸦片的一种浅绿色植物叶子，从中露出了呈黑棕色的鸦片。小贩先用秤称了五颗子弹的重量，然后再称鸦片的重量。可能子弹分量不够，男人又加了一颗子弹，一共六颗。

　　小贩和那个卖鸦片的农民叽叽咕咕说着我们一句都听不懂的话，只见农民一个劲儿地点头。随后男人从包里拿出一叠百元大钞，竟然全是人民币用手指蘸口水数了三张，放到农民手里。农民拿着钱，起身走了。

　　原来不是用鸦片换子弹，子弹不过是用来衡量重量的一个标准，就像秤砣一样。我曾经听说过，有人把中国的大电池当秤砣用，今天竟然换成了子弹。与战争、枪杀、血腥密不可分的子弹，出现在了鸦片交易摊上一个是暴力的象征，一个是邪恶的代表，二者的结合给人以恐怖感。

　　“师傅，今天的鸦片什么价﹖”我问收购鸦片的小贩。和佤邦的很多人一样，他不仅能听懂汉语，而且结结巴巴地能用汉语回答问题：“价格不一样，１两价有４０元、５０元，也有６０元的。”他所指的都是人民币。

　　按照鸦片小贩的说法，今天的鸦片行情应该是一拽３斤３两１３２０元～１９８０元的价格。

　　“这样的价算高的还是算低的﹖”我问。

　　“低，从来没有这么低过，这两年都低。”鸦片小贩说。

　　“前两年什么价﹖”

　　“前年是５０００块一拽，去年是３０００块，今年只有１６００多块左右。”

　　“为什么﹖”

　　“听说中国抓了很多毒贩，这段时间来收鸦片的人少了。”鸦片小贩笑着说。

　　我暗自寻思，鸦片小贩说的毒贩是不是指谭晓林、尚朝美、刘明等毒枭呢。从２００１年以来，中国通过与缅甸军方、警方合作，抓捕了不少常年向中国贩毒的毒枭。其中头位值得一提的是谭晓林。谭晓林是四川乐至人，１９９３年非法出境到缅甸北部，主要活动于缅甸木姐一带，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他先后向中国境内贩运海洛因３吨多，２００１年４月终于落入法网。据中国云南警方说，谭晓林是建国以来向我国贩毒量最大的毒枭。

　　换个角度想，近些年来，谭晓林也许是佤邦鸦片的最大买主之一。鸦片交易价格从５０００跌至３０００再跌至１６００多元，可见鸦片交易市场持续疲软。由此看来，打击毒枭，抓捕毒贩对于抑制毒品生产和交易真能起到不小的作用。

　　据小贩说，他收集鸦片以后，一般都卖给大买主。每１拽鸦片，他能赚２００元劳务费。

    不景气的鸦片市场

　　据说，佤山很多村寨都通了毛坯路，农民们可以拿着鸦片到市场上货比三家，每两鸦片可能增加几元或１０元人民币的收入。过去不通路的时候，都是毒贩骑马驮着日用品到各个村寨，基本上是一口价，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有时候鸦片价格低廉到１公斤鸦片只能换一双夏天穿的塑料凉鞋，这种鞋在中国卖至多也就是五六元人民币。

　　来金三角角之前，我曾经请一个朋友描绘一下他心目中的种植鸦片的人。他半开玩笑说：“我想应该是镶着一口金牙，戴着一只金戒指，叼着银烟袋吧，总之一句话，很有钱，富得流油。”

　　身边这些农民，穿着灰黑的粗布衣服，打着赤脚，在暴烈的太阳下，小声地和鸦片小贩讨价还价，眼巴巴地盼着每两鸦片能多卖几元钱，全然没有有钱人的粗声大气。

　　“你能分辨出鸦片的好与坏吗﹖”我问小贩。

　　小贩乐了，从包里拿出两包鸦片，再从地下拣起一把剪刀，将其中一砣鸦片剪开，鸦片黑色中央带点金黄色，油亮油亮，很新鲜的样子。小贩介绍说，这是刚才从农民家收来的鸦片，是最好的一种，价也最高，每两收购价６０元人民币。随后他又剪开另一砣鸦片，鸦片是黑褐色，色泽没有那么鲜亮，这种价格比刚才那砣鸦片低２０元人民币，每两是４０元。鸦片小贩指把一砣砣鸦片剪开给我们看，极其热心地介绍着他丰富的鸦片知识，不隐瞒，不躲闪，一派洋溢的热情。

　　在鸦片交易摊边上，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穿一件蓝白相间的夹克，像是一名小学生。他满脸的好奇，当然这种好奇不是对鸦片，而是对我们。

　　我指着鸦片问他：“你认识吗﹖”

　　小男孩羞涩地一笑，迅速地低下头，用眼角的余光瞟了瞟我们：“我认识，那是鸦片。”小男孩也能听懂汉语

　　“上课的时候，老师是怎么说鸦片的﹖”我继续问道。

　　“老师说鸦片好，能治病。”小男孩说。

　　“你们家种鸦片吗﹖你会不会种﹖”

　　“我们家种得多，我也会种，跟爸爸妈妈学的。”小男孩回答，此时他的眼神没再看着我，而是久久和摄像机的镜头对视。

　　我正准备再问些别的问题，老周突然伸手把我拉出人群，大声地说：“哎呀，太狼狈了，太难为情了。他是我弟弟的孩子，别再问了。”摄像师拍摄下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离鸦片摊十步之遥的地方，还有一个摊子，有些冷清。一个坐在小板凳上的妇女跟前，摆放着一个竹制的米筛，米筛上放着一瓶中国产的白酒，酒瓶的标签已经撕掉了。酒瓶边上是一沓５元、１０元、５０元人民币的散钱，仔细看了看，还都是旧版人民币，最新版的没有发现。米筛上还放着一撂撂类似于银元样的钱，据说这叫老盾，是佤邦通行的一种货币，已经使用了近百年。如今，佤邦老百姓不使用缅币，对人民币也不是很信任，惟有老盾，银制的，拿到手中心里踏实，放在家里也好收藏。

　　不时地有男子交一两元钱到这名妇女的手里。妇女拿出一个特小的酒杯，白瓷的，在酒杯里倒满白酒，递给男子，男子喝完后离开。原来，这是白酒散卖，小酒杯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中间没有清洗过，似乎也没人在意这一点。

　　又有一个头戴花帕的姑娘，交给妇女大约６０元钱人民币，妇女给她三个老盾，这是一种什么生意﹖以钱换钱，有些像银行里的货币兑换，比如人民币兑换美元。

　　据老周介绍说，佤邦地区，只有邦康有银行。在没有银行的地方，就采取这样的土办法进行兑换。今天市场的行情是１个老盾兑换１９元人民币，比昨天降了１元钱，昨天是１个老盾兑２０元人民币，这种兑换比例的大小与鸦片价格的高低成正比。

　　由于近两年鸦片市场价格持续低迷，所以老盾的价格也始终起不来。鸦片交易火爆的时候，一个老盾最高能兑换２００多元人民币。

　　来兑换钱的，大部分是佤邦当地农民。当他们需要在集市上买些日用品回家时，就拿出一两个老盾，兑些集市上流通的货币——人民币去购买；但如果有人想向佤邦农民买头牛，必须把一大笔人民币兑换成老盾。因为农民信赖老盾，就像很多中国人信赖金银一样。

　　当我们离开时，王冷集市越发冷清，仅有的几个临时小摊位也撤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街道在太阳下兀自蒸腾着热气……

    跨进烟民家的门槛

　　在回邦康的路上，我们随意选择了一个路边村寨，准备走进种植罂粟的农民家看看。

　　村寨不大，大概就是２０户人家，孤单地坐落在这四野无人的小山谷里。房前屋后和村寨周围的小山坡上是农民们开垦的梯田，自然是没有生长任何农作物，因为罂粟刚刚收割完毕。村寨里我们没有看见菜园子，就是那种能种辣椒、茄子、豆角的菜园，也没有看见成群的鸡、鸭、鹅，不，是一只也没能看见。在这方面，佤邦农民好像和中国的农民很不一样，不饲养家禽。没有鸡鸣，没有鹅叫，听不见农民呼唤鸭子回家的声音，寨子里显得很安静，偶尔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一两个佤族农民，赤着脚踩在泥土上，悄然无声，不留心的话，会浑然不觉。在这样的安静里，１０多条狗突然间同时狂吠，就像狗声大合唱，不过这种合唱让人心惊肉跳。尤其对于从小怕狗的我而言，简直就是胆战心惊地走到寨子里，不住地东张西望，以防备不知从哪个角落里突然蹿出一条凶猛的大狗来。

　　我们走近一个茅草房。可是我以为称“棚”比“房”似乎更为合适，因为就是几根木棍上搭满了茅草，简易至极。许多木棍把茅草房悬空支了起来。房底离地只有１米高的样子。地上满是猪粪和牛粪，发出阵阵难闻的臭味。而在这炎热的夏季，你甚至感觉包裹在你周围的热气里都是猪粪和牛粪味儿。看得出来，佤族农民没有单独的猪窝牛棚，茅草房底下就是这些猪儿、牛儿和狗儿的家。

　　茅草房的茅草屋檐极低，只有１．５８米的我要尽量弯着腰才能通过。１．８５米的摄像师扛着摄像机就像是趴在茅草屋檐下，这茅草房四周构建都一模一样，有些像中国农民常戴的一种草帽，没有我们概念中的房屋大门，低矮的茅草屋檐又把进口出口遮得很严实，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们一行围着“房”转了整整一大圈，才找到进“房”的“门”。

　　“阿嫂，阿嫂……”老周叫道。

　　喊了几声都没人答应，老周自顾自地说：“难道下地干活还没回来？”

　　从地面到茅草房有一个楼梯，其实是一整块木头凿出几个能踩脚的台阶。顺着这块木头往上走，就到了用竹篾编的“门”前，门没有上锁，“吱 ”一声就轻易推开了，门里的景象让我惊异得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苦的家庭在中国的农村，形容一个农民穷困无非是“家徒四壁”，可是这里连墙壁都没有。茅草屋顶的草可能是被风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从这个大窟窿里，屋外的光倾盆而下。地板和四周的墙全是用竹篾编成的，踩在上面直“嘎嘎”叫，房底下的牛粪、猪粪味儿弥漫了整个屋，四处的墙壁漏着光。我无法想像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个屋子里的生活情形。

　　屋子里没有最基本的床、桌子、凳子、椅子、柜子，更找不到现代概念上的收音机、电话、电视的影子。一团团不知道是脏还是干净的破烂不堪的衣服胡乱地堆在竹篾地板上，一条暗红色的毯子被褥成一团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估计那里是主人睡觉的地方，但是没有枕头，也没有席子；竹篾门的旁边有一个特制三角架。据说这是主人用来做饭的，三角架上用绳子吊着几片木板，木板上放着农用工具。主人做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屋子里，因为就只有一间屋子，没有通常概念上的卧室、饭厅和厨房。

　　我问老周：“如果女儿大了，也和父亲同吃同住在这间屋子里吗﹖”

　　老周说：“佤邦人十四五岁就结婚了，１４岁以前还小得很哪，住在一起也没什么关系。”

　　我努力想在屋子里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但是找不着，屋子里所有的物品像是主人搬家后抛弃不用的破烂，然而事实上这些是主人全部的家庭财产。此后走过的几户人家，大都如此。能带来巨额暴利的毒品，并没有给这里的农民带来福音，相反他们连最起码的温饱都难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