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面对他们，我们总是情绪复杂。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毒品的魔爪把他们从我们身边分离，他们无力摆脱毒魔的控制，他们内心从未泯灭回家的渴望，也许只有爱，才能支撑起他们回家的力量。只有关怀，才能重新点燃他们心中的梦想。

　　从去年开始，新疆伊宁市英阿瓦提社区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增加了一项的工作内容：每天的早、中、晚三个时间段，防疫站都要派两个人背着一大包一次性注射针具，到社区里吸毒人员经常出没的地方，去寻找吸毒者，并把清洁的针具发放到他们手里。

　　工作人员：当地的这个吸毒者是共用注射器，如果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的话，那么这一块吸毒的这个“毒友”里面，可能三、四个共用三四个同时感染了，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用干净的注射器。给他们免费的发放针具。

　　为了控制由于吸毒人员共用针具注射海洛因，而导致的艾滋病传播，新疆卫生防疫部门决定向这些吸毒人员免费提供一次性清洁针具，这也是目前我国政府为防止艾滋病传播所进行的试点措施。但是，这个举动在当地却受到群众的质疑。

　　工作人员：老百姓就说政府允许让他们吸毒了，政府还发给他们吸毒的人发针管，这样子还行呢嘛，老百姓不愿意。

　　政府在一次性针具发放问题上的良苦用心，许多群众难以理解。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吸毒者不仅自甘堕落，而且他们还是整个社会的祸患，感染艾滋病也是咎由自取。他们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公众的隔离甚至是家庭的唾弃。

　　柳厅长：社会憎恨他，社区憎恨他，就是家庭也很憎恨他，就是很多家属就是说，就交给我们，你让他戒了就行，他不是我的儿子，都到这个程度

　　吸毒行为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如何界定和看待吸毒人员，一直以来都是争论的焦点。

　　柳厅长：它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很多吸毒人员，他的初期可能都是创业者，是创造者，最后吸上毒品，变了。就是他也无可奈何。

　　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吸毒所引起的种种危害的时候，也许很少有人去关注吸毒者自身的痛苦和挣扎。而对于那些吸毒人员来说，一旦染上了毒瘾，他们对亲情的需要、他们与周围人的正常交流、他们重返社会开始新生活的愿望，就此成为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求和梦想。

　　照片上这位姑娘叫何媛。1999年，何媛16岁，当时还是初中三年级学生。也正是在那一年，何媛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个吸毒的朋友，禁不住对毒品的好奇，她竟然开始吸食海洛因。

　　父：根本没想到他搞这个，一点儿都没想到。

　　何媛的父母当即苦苦规劝女儿戒掉毒品，哪知女儿表面答应，但每当毒瘾发作，她照吸不误。

　　母：这个东西控制她以后，她就没有理智了。

　　因为女儿吸毒，何媛的父母也无心再做生意，想尽一切办法想让女儿戒毒；但他们哪里知道，此时他们的女儿已深陷毒瘾不能自拔。

　　一面是心爱的女儿，一面是可怕的毒品，为了不让女儿因为吸毒而走上犯罪的道路，父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妥协。

　　父：还给钱，女孩子，就是怕她走上什么坐台啊，卖淫啊。当时，我们心里的想法就是，回来要钱我们还是给，但是就不说原来的三百五百，你要一百我们就给五十，或者说你要两百我们就给一百。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何媛为买毒品几乎花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

　　父：我们都做好思想准备了我跟你说，当时我们都做好思想准备了，特别是我，已经铁了心了，当时做什么思想准备呢，我说何媛最多活三年到五年。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女儿年轻的生命。父母此时已经意识到，一场噩梦即将降临到这个家庭，而面对噩梦，他们感受到的只有无助与绝望。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吸毒人员79.1万名，而他们的背后是79.1万个破碎的家庭和绝望的亲人。国家和社会如何能够漠视这79.1万人和79.1万个家庭的命运呢？

　　同期：各位，打扰你们，女同志到这边由我们这位女警官，男同志站这边来。

　　为了消除毒品危害，挽救吸毒者，2004年，中国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了对吸毒人员的摸底排查力度，集中开展了一场收戒吸毒成瘾人员的专项行动。

　　这一年全国共收戒吸毒成瘾人员34.1万人次，其中27万多人被强制戒毒。

　　正是在这次收戒吸毒人员的专项行动中，武汉姑娘何媛的父母，终于痛下决心，把女儿举报到了公安局。

　　父：就在家里打了110，那就是背着她打的。

　　2004年5月13日，年仅21岁、但已经有6年吸毒史的武汉姑娘何媛，被民警送到了武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

　　何媛：很气很恨，我说你们的心也真够毒的，你们这样对我，我回来我还要吸。我还要当着你们的面吸。

　　怀着对父母的愤恨，和对戒毒所的恐惧，何媛踏进了戒毒所大门，那一刻，何媛还不知道、眼前这个陌生的世界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强制戒毒所，是本着帮助戒毒人员戒除毒瘾、挽救和教育吸毒者的宗旨依法建立的。

　　根据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强制戒毒办法》规定：对于初次被发现的吸毒成瘾人员，实行强制戒毒；强制戒毒出所后，出现复吸的人员，实施劳动教养，并强制其戒毒。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

　　在强制戒毒所，劳教戒毒所里是创造一个封闭的环境。防止你接触社会，接触毒品。帮助你顺利完成，首先顺利完成生理脱毒。第二给你法制教育，心理的矫治，帮助你就是心理的康复。

　　强制戒毒已经成为我国禁吸戒毒工作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但是，当初武汉姑娘何媛被民警送到这里的时候，她对强制戒毒所还一无所知，想象中，她还以为自己就是进了监狱。

　　来到戒毒所后，何媛所看到的一切，都出乎自己的意料，她还发现，这里的民警称呼他们的方式也很特别，叫做学员。

　　武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所长　雷继伟：这个我们从办所开始，我们就一直称学员。总之对这个吸毒毕竟只是个违法者，是一个行政处罚，主要还是教育

　　让何媛更无法想象的是：就在自己来到戒毒所的第一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她的生活从此彻底被改变。

　　何媛：当时6月10号，武汉是很热很热的天气了，然后就看到一个穿着深蓝色还是夹克的人，戴一眼镜，往里面走 。

　　2004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武汉强制戒毒所视察。

　　温家宝：你们违法吸毒，但是你们是受害者、也是病人。因此你们也应受到关心、爱护和帮助，你们都很年轻，在生命的历程中走过一段弯路不要紧，今后的路还更长，你们一定能获得新生而且今后的生活一定还更美好.

　　更让何媛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温总理视察戒毒所短暂的行程中，她和另外四名学员竟然受到了总理的亲切接见。

　　何媛：他就问我多大，我说我21岁的时候，吸毒6年的时候，他眼睛当时就湿润了。然后对我说，这么小怎么吸毒啊，真可惜，不过没事，这么小改来得及改，来得及。没有…万万没有想到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总理来看望我们，我们会这样受到一个总理的关注。

　　和总理的这次零距离接触，让何媛坚定了戒断毒瘾的决心。

　　2004年11月，何媛完成了戒毒康复治疗，在离开戒毒所之前，她和其他几个学员一起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

　　何媛：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应该让总理时时刻刻知道我们的情况，也许，我们在过年前写的信嘛，我觉得我们戒毒的初步成功，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最大的新年礼物。

　　在信中他们表达了对过去的反省、对生活的渴望，信中写道：“您就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对待犯错的孩子一样，您告诉我们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您的话触动了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痛下决心戒断毒瘾，与昨天告别”

　　信发出去没多久，谁都没有想到，2005年的大年初一，他们就收到了温总理的回信。

　　何媛：太惊讶了，没想到在大年初一，温总理会亲自批示，说要把我们的工作安排好，我觉得他真正了解了我们这一特殊的群体，真正深入到我们心里面，去帮助我们，去关怀我们。

　　走出戒毒所，回到亲人的怀抱，何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帮助。现在她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之余，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帮助那些曾经和她一样的吸毒人员。

　　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武汉强制戒毒所时的重要讲话，不仅激励了吸毒人员戒断毒瘾的信心，同时也是对我国禁吸戒毒工作的一次强劲的推动。

　　不久，中国公安部部署各地强制戒毒所，认真学习贯彻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以人为本、对戒毒人员施以人文关怀的指示，提高戒毒所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还在广东深圳市强制戒毒所建立培训基地，加强了对全国强制戒毒所民警的业务培训。

　　中国禁吸戒毒工作领域，一场变革已经来临。

　　2005年4月，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的120多名学员，正在这里接受强制戒毒治疗。

　　对这些特殊的病人来说，在戒毒所里，他们要迈过的第一道关口就是从生理上强迫自己脱离毒品。 这个过程一般要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过程中，为缓解病人痛苦，戒毒所通常采用中医疗法和美沙酮等一些西医替代药物，辅助戒毒治疗。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 副所长 吴卫国：

　　我们的工作很辛苦的，我这个岁数三天一班，晚上只有三个小时睡觉，我早上照样起来，照样带他们出操，对不对，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一点一滴能够给我们的学员一种影响。就像生活节奏该起床了就起床，该睡觉了就睡觉了，你不能说像你这个吸毒的人就是跟人家是颠倒的。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 所长 陈溪河：

　　戒毒人员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但他更重要是一个病人，是反复发作的一个脑病，所以就是这些人呢，一般的心理都有扭曲有变态，所以我们更该有耐心、信心、爱心，把这些贯穿到我们日常的教育工作当中。

　　戒毒学员A：自己父母也不可能说，为了照顾你，说整个晚上都不睡，还要跑过来看你。更何况，我跟他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你说人家何苦这样照顾你？

　　干警讲话同期：今天的付出必然得到明天的回报，所以大家这么辛苦为什么，为的就是明天。

　　漳州市强制戒毒所的民警们，通过对多年戒毒工作经验的总结，认识到要真正提高戒毒的效果，除了在戒毒所要对他们进行“脱毒治疗，教育感化”以外，对这些人出所以后的跟踪帮教也同等重要。

　　张添福，53岁。原来也是漳州市强制戒毒所学员。五年前，他曾因吸毒在这里接受了三个月的强制戒毒治疗。

　　为了巩固张添福在戒毒所三个月里取得的疗效，防止他出所后复吸，导致前功尽弃。从他走出戒毒所的那一天起，民警们依然没有放松对他进行跟踪帮教。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 所长 陈溪河：他原来是小学校长，强制戒毒以后，组织上还想给他开除。如果他饭碗没有保住，对他今后的戒毒是没有好处的。

　　当时，面临被教育部门撤销校长职务、同时开除公职的张添福，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一片迷茫。

　　福建省平和县国强乡泮池小学 校长 张添福：本来那时候我回去就算了，死掉一样，不敢做人，也不敢回去了，怎么能面对社会呀。

　　为了解决张添福的就业问题，戒毒所的民警们，多次找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陈述利害，希望能够保留张添福在学校的教师岗位。最后他们终于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支持。听到这个消息，张添福兴奋不已。

　　2000年6月，走出强制戒毒所的张添福，回到原先的学校，当上一名普通的教师。从那一天起，张添福安心做着教学工作。同时暗暗下定决心，彻底远离毒品。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干警：

　　所以我们经常到学校开展一些禁毒宣传教育，给他树立一些威信。

　　如今五年过去了，张添福再也没有碰过毒品，而且因为他的教学工作成绩突出，去年他重新走上了校长的领导岗位。

　　福建省平和县国强乡泮池小学 校长 张添福：

　　这个戒毒所是我再生的父母，说实话，没有戒毒所的所长、副所长、还有医生干部帮我对我的教育，那我是没有今天的。

　　从建所至今，这里的民警们帮助过的出所戒毒人员人数，已经超过了一千人。

　　张添福和干警交谈同期：不是说你坚持五年就算成功了，一辈子戒毒才是成功。

　　一朝吸毒、终身想毒。

　　对于戒毒人员来说，生理上的毒瘾容易戒断，最难摆脱的是对毒品的心理依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崔敏：生理上脱瘾，容易做到，心理上脱毒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戒毒以后的效果往往不理想，出来以后没有几天，十天八天或者三个月五个月，他又复吸了。

　　昆明戒毒所所长　沈杰：出去以后又得进来，一进来就说明我的前期工作是白做了，对一个医生来说他的医术是被否定掉的，心里面很失望。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戒毒所。

　　为了解决戒毒学员出所后，复吸率高这个难题，从2001年开始，他们尝试在戒毒所内开办康复农场；在自愿的前提下，与戒毒人员签定协议，组织他们在所内康复农场从事生产活动；在这种较长期的康复劳动中，继续开展对他们的心理治疗、康复巩固和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康复效果，为回归社会打好基础。

　　记者：罗师傅，您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饲养员：到现在有两年零三个月了。

　　记者：留在这儿有什么好处呢？

　　饲养员：反正出去又得吃，断也断不掉。

　　记者：出去又得吃？在这儿断了吗？这两年

　　饲养员：断了。三个月就断了。

　　昆明戒毒所政委张玉祖：它可以减少家庭和个人的耗资，资金，他在这里面就不用花了，家庭也不用付出。

　　劳动康复模式运行五年来，受到戒毒人员、他们的家庭和公众的普遍认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同期声：以前在外面吸毒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或许就有这么一天，进来的一天；但是自己真真进来了吧，总想着以后出去又该怎么办？

　　戒毒人员离开了强制戒毒环境，他们还能够以正常人的心态再次面对这个社会吗？我们的社会还能够以宽容的姿态接纳他们吗？他们还会走上重新吸毒的老路吗？

　　在上海卢湾区打浦桥街道的一条弄堂里，一个被邻居们称为阿三的吸毒青年，整日蜷缩在自己家的阁楼里。

　　阿三：天天就这样过日子，人家看我总是用白眼，不像以前那样了，对我说话给我打招呼，现在人家看我，都尽量远离你。

　　阿三学名叫藏树林，今年36岁。1999年在做生意的时候，他沾染上了毒品；也因为吸毒，过去四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多次被公安民警带走戒毒。但每次他都是吸了戒、戒了又吸。

　　阿三：不是不想戒掉，是没法戒，就是破鞋子破罐子破摔，就是让它破下去。

　　阿三曾经有一个美好的家，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因为阿三吸毒、妻子无法阻止，在赌气的情况下妻子也吸毒上瘾，因为没钱买毒品就去偷窃，一年前妻子被送进了劳教所。

　　画外音：阿三：她说，你吸我也吸。

　　这件事后，一直和阿三生活在一起的母亲，一度对儿子彻底绝望，离开他回了娘家。

　　阿三：妈妈也不理我。走了，把儿子留给我。 我在床上睡了十二天，两个星期，我儿子也跟我在床上没起来过，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办？我问人家要一块钱去买面条，就给儿子吃，当时真想跟儿子一块去死。

　　看着自己身边还不到两岁的儿子，阿三对生活万念俱灰，他想以死来了结自己的痛苦。

　　2003年12月12日，阿三在这天的日记里，为自己留下了遗嘱。遗嘱里他对还在狱中的妻子交待说：“以后再嫁，可要带好儿子、不愿带，就给我母亲，妈妈把孤儿带大，谢谢。”

　　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在人们注意不到的角落里，不知还有多少像阿三的故事在静悄悄上演。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几乎每一个戒毒人员，在重返社会的过程中，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辛酸遭遇。

　　目前，在七十九万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农民、无业闲散人员仍是吸毒人群的主体，其中35岁以下的吸毒者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他们普遍文化程度底、缺乏谋生技能。回归社会后无事可作、无业可就。加上周围人对他们普遍的排斥心理。极易导致戒断人员重蹈覆辙。

　　杨凤瑞：当时由于强制戒毒所容量有限，不能让他呆的时间太长。所以他就出来，社会上回到家庭。但是回到家庭，没有很好地对他心理的矫治，帮助他就业，解决各问题，回到无毒的环境中，所以他出去以后又复吸了。

　　上海政法委秘书长江宪法：现在我们上海吸毒人员总数已经有24000人，他大量的时间在社区，因此你的工作也应该在社区。

　　为了加强对像阿三这样的吸毒人员的管理，防止他们回到社会后，出现复吸的现象，2003年，上海市充分发挥本市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多、运作模式较为成熟的优势，由政府资助、尝试在社区内建立社工工作站，配备专职的禁毒社工对吸毒人员实施帮教管理。

　　江宪法：就是推进一种社会化管理的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培育一支社会力量，来为社会管理工作接盘。

　　2004年5月，正当阿三在自己家的阁楼上，痛苦绝望的时候，一个叫做魏静的社区工作者走进他的生活。

　　魏静：我看了他写的遗嘱，就觉得很震惊很震惊，我当时最感触最深的是老人和孩子，我觉得他妈妈这么大年龄了，领这么小的孩子，阿三一旦要是自杀了或者碰毒品死亡了，他妈妈该怎么办，这个孩子该怎么办？

　　阿三的生活境遇，让魏静内心深受触动。她想自己应该为阿三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魏静：他融入社会首先就是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那么正常人的生活就是要自食其力去劳动，去用自己的双手挣钱，那么就是要去工作。这样我们就开始给他们找工作。

　　但是找工作并不容易，几经周折，最后当地一家化妆品企业终于接纳了阿三。

　　梦雨：那我想呢。魏老师的这个行动我觉得应该社会上更多的人去支持他们 2004年12月，阿三终于领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资。

　　阿三：第一次拿工资我觉得很有意义性的，我跟你说，第一个月的工资我把它拿在那里，一直放在这里，收藏起来，以后觉得看看这是我第一个自己用汗水挣的钱。

　　在解决了阿三的工作问题之后，紧接着魏静又帮助阿三解决了孩子的入托问题。考虑到阿三无力支付孩子入托的费用，这家幼儿园主动提出给孩子三年的免费资助。

　　魏静：他对这个孩子是考虑的比较多的，因此这个孩子也是帮助他的一个很关键的切入点。

　　同期：我怎么不写日记了，写了这么多，不给我看了。不能看了，隐私，和魏老师有距离了。

　　阿三：我对她的感谢没法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有用我自己的行动，只有把毒戒了，自己做一个正常人，就是对她最好的报答。

　　社工站长：通过一年半的工作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个工作确实很难做，这是一项全社会的工作，而不是单纯我们社工上去了就能解决什么问题。

　　北大邱泽奇：邻居、家庭、社区，应该给予这些人从爱的角度的关照，另外政府层面，因该给这些人社会康复提供充分的机会。

　　为解决戒毒者复吸率高的世界性难题，中国政府依靠人民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了对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继续帮教工作。

　　杨凤瑞：一九九九年国家禁毒委在包头，开会，部署全国开创无毒社区工作，核心就是帮助吸毒者戒毒，成立帮教小组。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普遍建立了社会帮教制度。

　　甘肃临夏县三甲集镇，对登记在册的384名吸毒人员全部进行了建卡、立档，建立了人员台帐，对目标人群实施动态管理，为此镇上成立了127个帮教小组，并设立了专职的禁毒干部。

　　禁毒专干：这是禁毒专干，每个月来一次，跟他们聊聊天，我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们现在推行的五位一体帮教就是每时每刻都要看着他们。他现在已经走向新生了。

　　甘肃省把禁吸戒毒工作，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从2000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实施禁毒工作三年规划，明确了工作目标。

　　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 陈学亨：我们还制定了甘肃省禁毒工作责任制，甘肃省领导干部禁毒责任查究的办法，明确规定，一个地方如果毒品问题严重，该给黄牌警告的要给黄牌警告，该一票否决要一票否决。

　　公安部禁毒局长杨凤瑞：经过两个三年的努力到现在，甘肃全省两万多吸毒人员当中有39％的人戒断巩固三年以上。这在国际社会上没有的，是奇迹。

　　禁吸戒毒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程。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毒品对我国的危害，继续推进禁吸戒毒工作的社会化进程，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基础上，我国又提出了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无毒单位、无毒学校、无毒家庭的新的工作目标，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禁吸戒毒工作。

　　中共昆明市委副书记

　　田云翔：我想通过这样的努力在几年时间，要做到我们昆明市新增许多人员的人数比例要不断地下降，包括流动人口。

　　广东省副省长

　　李容根：用我们的有关干部，用我们的群众，用我们的家长，能够跟踪教育，不要歧视他们，要给他们关怀，要给他们关爱、要给他们温暖。

　　新疆自治区副主席 库热西 买合苏提：我们还要求有关部门把这项工作创建活动啊，纳入到我们的精神文明和综合治理的这项工作当中，一起检查，一起验收。

　　曾经有人说，戒断毒瘾是人类战胜自己的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在这片国土上，有79万人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他们无法独自完成自己的旅程，在他们归来的路上，需要更多的目光为他们守望，需要更多的热情点燃他们回家的希望，需要更多的努力支撑他们重返社会的信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