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毒潮在中国西南边境卷土重来，中国警方迅速做出反应，1982年4月经过严格筛选的1000名年轻人加入了云南省的公安队伍，开始接受各种严格的训练，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支专业缉毒警种。与此同时，云南省公安边防部门也开始承担缉毒任务，从这个时候起，这支不断壮大的缉毒队伍成为遏制毒品犯罪的强大力量。

　　设卡公开检查是查缉毒品的主要方式之一。木康公安边防检查站扼守滇西出入缅甸及东南亚的交通要道，是云南德宏缉毒前沿的一道重要防线。

　　在几句简单的对话中，这名乘客引起了战士的怀疑。

　　仪器屏幕上显示，这个年轻人胃部的颗粒状漂浮物很有可能就是毒品。

　　战士：你吞了多少颗？

　　乘客：我没有吞什么，我只吃了饭。

　　战士：你吃过什么东西？没有？可以。

　　乘客：我可以给你解释。

　　战士：你吃过什么东西？

　　乘客：就吃了饭。

　　战士：其它东西没有了吗？

　　乘客：没有了。

　　战士：你吃过什么东西今天？

　　乘客：我只吃了饭。

　　战士：机器已经检查出来了。

　　乘客：这里面有毒品啊？

　　战士：一颗一颗的，没有人说你这里有毒品。

　　战士：没有人说，你自己说的。你来这里干什么？

　　战士：我们只是问你吃过什么东西？

　　战士：你说这里面有毒品啊？我们没说嘛。

　　乘客：我不可能吃毒品啊。

　　战士：没有说你吃毒品。就是我们检查出一颗一颗的可疑物是什么？我问你现在。

　　乘客：那我就惨了，我大概只吃饭。

　　战士：只吃了饭，饭有这么大一颗一颗的吗？饭有这么大一颗一颗的吗？我问你？

　　乘客：可能有。

　　战士：有这么大一颗一颗的饭吗？是什么饭？

　　乘客：也可能有，这里面。

　　战士：有什么？可能有什么？现在交代最好，有什么？

　　乘客：毒品嘛。

　　战士：你承认了吗？有多少颗？

　　乘客：五十三颗。

　　这里每天车流量最高峰时可达5000多辆，出入境1.1万多人。所有的嫌疑车辆都必须在这里接受检查，每天战士们的检查工作都是这样琐碎而平常。

　　一组采访：

　　战士：每天翻这些货肯定会累的。（全是用手？）对，有些时候会用机器，但是有些货还是得靠手。

　　女干部黄佳：最累的活儿，女同志的话，也是一个车多的时候查验车，反复地跑、反复地低头、弯腰。

　　曾经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检查站的人们每天工作12小时，敬礼2000多次，弯腰3000多次，搬运货物3吨多。”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副总队长郭天明：

　　凭着我们的一双肩膀，凭着我们的两只手，来来回回的搬上搬下，还要保证这些商品、物资不要损坏，所以要让群众满意，让旅客满意。贩毒的还是少数，打击的是犯罪分子，保护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我们一直在检查当中要履行的职责。

　　从1978年建站开始，27年来，这里共检验车辆750多万辆，人员2600多万次，查获海洛因6100多千克，抓获贩毒嫌疑人3700多人。2001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将木康检查站命名为“缉毒先锋站”。

　　中国缉毒警正式建立的十年后，这支队伍得到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检验。1992年8月云南省公安、边防等部门接到命令，他们将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云南省文山州平远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度被非法贩毒分子所控制，公开与政府对抗，气焰十分嚣张。

　　时任云南省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刘选略，就是十年前最早提出建立专业缉毒警队伍的人，这位在公安战线上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给了中国的禁毒斗争。在平远街战斗中，刘选略将自己放在了最前沿的位置，亲自担任前线总指挥。

　　1992年8月31日，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指挥下，以空前的规模彻底扫除了文山州平远镇形成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特大贩毒贩枪集团。战斗历时83天，抓获贩毒贩枪犯罪分子854名，收缴军用枪支353支。有四名干警在这次扫毒行动中牺牲。

　　有过42年从警经历的刘选略深知作为一个缉毒警察的艰辛和危险，但是在1982年，中国第一支缉毒力量刚刚建立的时候，刘选略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把自己惟一的儿子刘晓晴也带进了这个行列。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副参谋长刘晓晴：

　　牺牲的最多、流血最多的就是缉毒。但是他还是让我去做这个工作，从来没有在这个里面说你要担心、这很危险，从来没有说过。他从来都是鼓励我们，要在这里干好。

　　在父亲的熏陶下，从参加缉毒工作开始，刘晓晴屡破大案，如今他的名字令毒贩们闻风丧胆。

　　1999年7月，又一桩贩毒大案进入刘晓晴的视野，这一次警方的对手是控制着缅甸大宗毒品贸易的大毒枭谭晓林。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7·28大案。刘晓晴赶到中缅边境的瑞丽口岸坐镇指挥。案件进行到关键时刻，家中却传来父亲病重的消息。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副参谋长刘晓晴：

　　我跟她（母亲）说，我在一个案子上，我下不来，我跟我母亲说。后来我母亲告诉他，她当时跟我父亲说了，这是后来我母亲告诉我的，他说别让他分心。

　　7·28案件正在延伸的时候，刘晓晴接到总队的电话，父亲已经病危。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副参谋长刘晓晴：

　　我进到病房里面，他还睁着眼，那个医院的人就说你是不是他家里面的亲人？我说是。他说他就是在等你呢，一直到过去了都没合上眼。我一直走到他身边抹了抹他的眼睛才合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我觉得要付出，这个我是没有什么后悔的，但是我的遗憾就是作为老人，在弥留之际想看我一眼，别说在他病床前，在弥留人世之间我能尽点孝心啊，端端水啊什么的，别说办不到，连看一眼都没让他实现。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也是一生的遗憾。

　　值得告慰这位中国缉毒警的首创者的是，经过几番生死较量，公安部命令实施突击行动，云南、广东等十几个省区多警种联合出击，一举摧毁了一个经营多年的贩毒网络。2001年4月大毒枭谭晓林在缅甸落网，被引渡回国。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副参谋长刘晓晴：

　　起码有一个，毒品一日不减，斗争一直不止。这个我一定会做好，做下去。这我也就是说我惟一能对得起老人、能宽慰老人的在天之灵的，也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好。

　　刘晓晴一直记着父亲教给他的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这句话曾经是父亲的座右铭，如今已经成了刘晓晴缉毒生涯的精神支柱。

　　2005年4月的一天，一次看似简单的交易正在广西南宁的一个停车场中进行，一个年轻女性来接收云南保山地区运来的一车西瓜。这也是一次极其隐秘的交易，在这一车西瓜中隐藏着7千克海洛因。

　　现场情况似乎一切正常，女毒贩并不知道，和她进行交易的是一位化妆侦查的缉毒警。

　　云南龙陵县公安局禁毒大队郭学强：

　　像我这种相貌，我充当好人，好像看着也像。充当坏人，坏人看我也不像好人。所以缉毒就需要这些角色充当一下送货人，充当一下接货人。

　　毒品犯罪与其它刑事案件不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犯罪现场，没有受害人的报案和举证。它只是买卖双方都受益的一种交易，因为这是一种非法交易，使得这种犯罪更具隐秘性，为了取证的需要和案件的延伸，缉毒警常常要担当一些特殊的角色。

　　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

　　从国际上来看在毒品案件侦查中间，有卧底，有线人，这个应该说是司空见惯的，不奇怪的。因为你既然是要侦破贩毒案件，要抓获毒枭，你肯定就离不开要打入他的内部，要掌握他的内幕情况，要获取大量的证据。

　　2001年四月重庆禁毒总队得到情报，一辆牌号以川T打头的货车已经运送大量毒品进入成都市，毒贩就是43岁的张天华。

　　案件的关键是通过张天华找到这批毒品的下落，经过周密策划，重庆缉毒总队支队长罗力决定亲自化装成购买毒品的老板，到成都去和毒贩张天华接触。

　　罗力是一名优秀的缉毒警察，在他的缉毒生涯中曾经多次扮演卧底警探的角色。那些在艺术作品中千钧一发的时刻经常在他的实际工作中上演。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这次罗力的安全还是让同事们忧心忡忡。

　　重庆市禁毒总队干警刘昌平：

　　担心安全，因为这批毒品数目大，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首先对参加的人，都有怀疑的心理，首先进行试探，如果侦查员在里边稍不注意，由于某种原因，可能导致生命安全。

　　在线人的安排下，罗力见到了毒贩张天华。刚刚见面，对手的狡猾就出乎罗力的意料。

　　重庆市禁毒总队二支队长罗力：

　　他的一只手就拍着我的肩膀，顺势往腰下摸，他这个动作我就知道，他是在看我有没有枪，是不是警察。

　　虽然罗力没有漏出任何破绽，但张天华并没有就此相信他。第二天一大早，他突然来到罗力和线人住的房间。

　　重庆市禁毒总队二支队长罗力：

　　看我们有没有多余的人，如果多一个人他就会产生疑心。他确实走进来以后，看到我们两个人在，然后又到了一个卫生间去看，两个人两条毛巾，两把牙刷，他就放心了。

　　重庆市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陶秋：

　　毒品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也特别地强，而且在他要交易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也特别紧张。

　　但张天华随后又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要求，他让罗力立即切断和其他人的一切联系。在周围监控的同事们突然失去了罗力的消息。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重庆市禁毒总队干警刘昌平：。

　　那个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鱼死网破，因为当时很多犯罪分子有刀，有枪，就看谁下手快。

　　同期声：空着手，身上没带东西。跟着就行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罗力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两个小时后，同事们的担心达到了顶点，就在他们准备强行采取行动的时候，罗力和张天华一起出现了。

　　同期声：有点融洽了，酒一喝。

　　关键时刻，罗力的镇定和从容终于取得了张天华的信任。双方的交易成功了。

　　同期声：跟上跟上，前面拐弯了。

　　2001年4月5日，在取货现场毒贩张天华被缉拿归案，在这辆牌号为川T的货车里查获海洛因12.41千克。这是重庆警方以卧底形式破获的最大一起毒品案件。

　　重庆市禁毒总队二支队长罗力：

　　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每破一件大案，心中都会有很多喜悦在里面。缉毒警察很刺激、很冒险。

　　新疆朱队长：

　　其它警种也可以干，实际上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地方，特别是男人，他就是要追求这种，缉毒，这就是男人的工作。

　　云南龙陵县公安局副局长尹国权：

　　干禁毒警察我觉得是一种缘分。因为一个人，如果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到他老时候没有任何回忆。对我们来说，我退休的时候，将来我就会给我的子女，我会告诉他们，当年老头子是怎么样怎么样，有故事说吧。

　　对于缉毒警来说，他们能够陪伴家人、享受悠闲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从不提及自己惊心动魄的经历，他们宁愿独自享受那些出生入死的故事。

　　云南保山市公安局副局长段文白：

　　讲了以后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多一份担心。也就是说这份苦，或者这种难言之隐由我们自己来承受就行了。不要让更多的亲友、亲人来承担我们这些痛苦。

　　面对生死考验，缉毒警们可以从容应对，但他们心中也有放不下的牵挂。在抓获毒贩的同时，缉毒警也经常会遭到恐吓、威胁和报复，有时甚至危及他们的家人。

　　云南瑞丽缉毒警姜建民：

　　为家里的人担心比为自己担心还多一点。如果自己是一个没家的人，就什么都不怕了。

　　几年前明正彬的儿子就险些遭到绑架。

　　从警二十多年的明正彬，曾经只身打入毒贩内部九十多次，侦破案件1100多起，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2000多人。

　　由于屡次给境外毒贩沉重打击，贩毒集团对明正彬恨之入骨，一个境外毒枭曾花500万买他的人头，几次下手未果后，把黑手伸向了他的家人。

　　云南龙陵县公安局副局长尹国权：

　　策划绑架他的孩子。绑架了孩子，然后准备了一些麻醉的东西，比如说三唑仑。然后封嘴巴的那个胶布啊，作案工具都准备了。准备了几次没法下手以后，最后从油库里面买了汽油，就像那个燃烧弹以后，然后又扔进家里面去烧。

　　幸好扑救及时，明正彬的家人安然无恙。家里出事的这一天，他还在外地办案。

　　云南保山市公安局副局长明正彬：

　　大概过了四五天吧，我回来，看到孩子在床上熟睡，我一直就坐在床沿盯着他看，特别是等儿子醒过来，叫声爸爸的时候，心里边更是感觉很愧疚。他应该知道，他父亲是警察，警察该干什么，整天在摇篮边上，这也不是太完美吧。所以我也选择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去。

　　让明正彬感到欣慰的是，儿子一天天长大，从别人那里知道了父亲的职业和故事，他告诉明正彬，他已经把父亲在自己心目中的排名上升了十几位，第一位是奥运冠军刘翔，第二位就是父亲明正彬。

　　明正彬的缉毒生涯不仅仅是和贩毒分子殊死搏斗，也不仅仅是在家人与职业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2001年，在一次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明正彬听到了自己侄子的名字。

　　云南保山市公安局副局长明正彬：

　　怎么是侄子参与贩毒，当然是很吃惊。但是当时案情紧急，他说了以后，我不可能考虑什么事？那么我马上带着专案组，马上把那个小旅店包围，在睡梦当中就把他们抓获了。

　　侄子在押期间，明正彬给他送去了一些衣被和烟，至于他和侄子之间有过怎样的对话和交流，他从不向别人提起。

　　侄子最终被判死刑，行刑前的晚上，明正彬接到电话，让他去给侄子收尸。

　　云南保山市公安局副局长明正彬：

　　他父亲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收尸，确实当时也觉得很委屈，也很别扭，我一个缉毒队长我去收什么尸。

　　行刑的那天，明正彬在现场执行警卫任务，亲眼目睹了行刑的整个过程，后来他脱下警服、换上便装，为侄子料理后事。

　　云南保山市公安局副局长明正彬：

　　毒品的危害、法律的威严，亲友的不理解，还有侄子死去的这种悲痛，确实心里面很乱很乱，但是我要说，不管是我对待自己的侄子也好，去收尸作为我的私事也好，我想天地良心，我问心无愧。

　　明正彬说，职业赋予了他们非凡的人生，也使他们承受着比一般人更艰辛、更复杂的体验。但也正是这份职业、这个称号，同时也能给予他们更无悔的选择和更清晰的人生方向。

　　女缉毒警阿皮阿作在面对企图将毒品吞下、毁灭证据的毒贩时，她选择了将自己的手伸进毒贩的嘴里抓住毒品，尽管她为此落下了残疾；

　　李春阳和同事们在执行抓捕任务的时候，遭到了毒贩家属的围攻，为了不误伤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选择了保持克制，为此他们不同程度地被打伤；

　　身患绝症的杨和平选择了坚守自己的岗位，职业给了他延续生命的力量。

　　杨和平 四川省武胜县公安局缉毒警察：

　　对事业的执著、热爱，这是心中的一点信念，能够干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就有使不完的劲儿，真的克服身体上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困难，就能够勇往直前。

　　这是和平年代里真实的一幕。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使得贩毒的风险越来越高，于是携带精良武器护送毒品过境，日渐成为贩毒活动的明显特征。缉毒警的工作中更多了一些常人无法拥有的体验。

　　孙大虹：

　　武装贩毒这几年越来越突出，去年我们破获的武装案件，武装贩毒案件是达到28起，是历史上最高的。缴获的毒品四五百千克吧，但是缴获的军用枪支就是 22支

　　采访穆晓康

　　2004年8月29日中午，梅梅接到爸爸吴光林的电话，说要马上出差，让女儿把单位上发的那双鞋给他送去。

　　梅梅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第几次送鞋了。爸爸每次要走山路的时候，都喜欢换上这双鞋。

　　35岁的吴光林是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有十六年的从警经历。缉毒是他自己选择的职业。因为担心他的安全，父母曾劝他换一份工作。

　　吴光林父亲：

　　也跟他讲过，但是他不同意。我就喜欢这个工作，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不愿离开这个工作岗位。

　　吴光林是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每次儿子出门，母亲都会站在小楼上目送他的背影远远地离去。直到儿子平安回来，母亲的心才会安宁。

　　8月29日中午，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得到两个毒贩已经越境的情报，吴光林带着两名干警紧急出发，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云南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干警杨佳声：

　　当时看了以后，我们三个就选了那个垭口？那里，人上来以后，便于观察。

　　等待了几个小时后，原始森林里已经是漆黑一片，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两个黑影。

　　云南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干警杨佳声：

　　我们副队长就开始喊话，我们是公安局的，请接受检查。就在那个时候毒贩就突然开枪了。

　　激战在瞬间爆发了，漆黑的丛林间谁也无法看清对方的位置。

　　云南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干警陈志云：

　　听见枪响，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两个人肯定是毒贩，绝对是遭遇上了。一开始过来这个人，他跑着，我就开始开枪。

　　不知过了多久，战友们开始相互呼唤，杨佳声和陈志云都听到了对方的回答，但他们呼唤吴光林的时候，丛林里却是一片寂静。

　　深夜，吴光林的父母听到了这个噩耗，两位老人不顾别人的劝说，坚持去看血迹未干的儿子。

　　吴光林父亲：

　　娃娃回来以后，我看了一眼，眼睛还睁着没有闭上，我就去抚摸他一下，把他的眼睛合上。他没有闭眼，他就想着他的工作，想着他战友的安全。

　　吴光林母亲：

　　该避的避着点，一直就这么跟他说。他就说妈你晓不得，我们这个工作该让不让，该避不避啊。

　　在处理后事的时候，父亲代表全家向组织上提出了惟一的要求。

　　吴光林父亲：

　　他们征求意见的时候问，需要穿什么衣服，我说他活着是警察，牺牲了也是警察，就给他穿警服吧。

　　2004年9月1日，整个凤庆城为吴光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相识或不相识的同事们赶来送别自己的战友，上万名群众自发的加入送葬的队伍，他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人民对一个普通缉毒警的敬意。

　　自1982年以来，有五十多位缉毒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三百多位缉毒警伤残，几乎每个缉毒警都在工作中有不同程度的负伤。

　　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

　　一线禁毒的工作者，打击了毒品犯罪，缴获了毒品，减少了危害。从禁毒工作这儿来讲，我们感觉到光荣、自豪，这些牺牲的民警，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国家不能忘记他们，国家没有忘记他们，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人民群众也没有忘记他们。

　　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许多中国人记住了两位缉毒警的名字。纪录片《中华之剑》完整地保留了他们牺牲在毒贩手榴弹下的情景。当年的这个情节是无数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年幼的孩子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十年过去了，烈士王世洲的女儿王建晶已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烈士王世洲之女王建晶：

　　小时候就想当警察。后面我爸不在了，好像就更想当警察那种感觉。工作的时候，反正就是向我父亲看齐。

　　王建晶的弟弟如今在云南警官学院上学，他坚持选择缉毒专业，选择和父亲从事同样的职业。

　　张从顺牺牲后不久，在组织和领导的安排下，他的家人很快搬进了新居。十年后，他的三个儿子都成为警察。小儿子张子权去警官学院上学时从家里带走了一本书。

　　烈士张从顺之子张子成：

　　全国英烈英模这么一本书，发了两本，其中一本他带到学校去了。小小的一本，因为其中，我家父亲的这一件事情，也记录在里面。

　　两位烈士的墓在镇康县的最高处，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凝视着他们的子女继续着他们未竟的事业，守望着这片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和牺牲的土地。

　　从1982年至今，全国各地都陆续建立了缉毒队伍。当年1000人的编制，如今已是1.7万人的专业警种，他们中有屡立战功、威名赫赫的缉毒英雄，也有忠于职守、默默无闻的普通干警，无论是什么样的岗位，也无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实践着对职业的敬爱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