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24日至25日，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北京大学和中国禁毒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04禁毒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以“戒毒康复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共有170多名来自医药、公安、教育、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禁毒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以及吸毒戒断人员和吸毒人员家属代表参加。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北京大学副校长郝平，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李远征等出席了论坛。

　　孟宏伟在开幕词中高度评价了举办禁毒论坛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禁毒论坛是政府禁毒部门、从事禁毒领域研究的专家以及志愿参与禁毒的社会各界人士探讨禁毒理论、谋划禁毒方略、交流禁毒经验、推进禁毒事业发展的对话平台。　2004禁毒论坛的设立，是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禁毒事业发展与创新的需要，是建立和完善禁毒决策机制的需要，是聚集禁毒人才、调动社会智力资源服务禁毒工作的需要，是政府禁毒部门转变职能、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的需要。

　　在“务实、开放、平等、建设性”的原则下，代表们对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论坛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参与广泛并且讨论热烈，各行各业的代表紧紧围绕“戒毒康复理论与实践”的主题，从戒毒康复制度、戒毒治疗康复、创建“无毒社区”与禁毒教育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发言者观点明确，针对性强。在论坛举办的同时，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的网上禁毒论坛在同步进行中，现场与网络内外互动，形成了相互补充的良好格局。

　　在戒毒康复制度的讨论中，与会代表们首先肯定了我国禁毒工作的显著成效。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郝伟教授的调查表明，经过20年来的禁毒、戒毒的实践，我国高发区阿片类毒品滥用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而其他地区虽然仍有上升的可能，但不会达到高发区的最高水平。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马模贞也肯定了我国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禁毒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代表们也认为我国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尽管目前吸毒人数在某些高发区里有所控制，但是整个吸毒人数在上升。截止到2003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经达到了105万，而吸毒人员每年吸毒耗资更是高达2000亿元。郝伟教授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吸毒人群多样化、年轻化，女性吸毒比例有增加的趋势，此外还出现了阶层的扩散，过去都是低阶层的人吸毒，现在各个阶层都出现了吸毒者。同时，由于吸毒而导致的艾滋病人数在明显增加，而且向非吸毒者扩散，毒品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马模贞教授认为吸毒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毒品犯罪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又是诱发其他社会问题的重要消极因素。这决定了禁毒事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戒毒康复工作事关社会治安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事关禁毒工作的成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戒毒康复制度的建设。

　　戒毒康复工作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卫生病学等多种学科。代表们指出，当前我国的戒毒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弊端，比如受经济利益的左右，法律和法规的滞后，管理中的混乱，专业化人才的缺乏，对吸毒行为、吸毒者的定性，管理治疗个体化程度低下，不重视个体的不同情况与需求，戒毒资源无法有效整合，等等。

　　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代表们也提出了进一步做好戒毒康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郝伟教授在总结中提出，希望举行一个立法的研讨，增加政策上的支持，同时在国家禁毒委统一领导下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另外，代表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建立一个国家禁毒学院，培养全国戒毒工作人员的水平，创办一家报纸，能够开办劳动的戒毒基地，建立一个禁毒专家委员会，给政策和方案实施提供科学的依据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理学教授韩济生在讨论戒毒治疗康复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毒难戒，毒能戒。”这说明戒毒康复的前途是光明的，同时道路也是曲折的，这也是与会者在讨论中达成的共识。

　　戒毒治疗康复的困难在于，至今没有一种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吸毒者的情况各不相同，这决定了戒毒治疗康复的方式和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李锦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戒毒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模式，要做到“戒防并重，强自互容。”

　　目前我国的戒毒康复方式仍以强制性戒毒为主，与会代表首先对于这种方式予以高度肯定，正像李锦教授所说的，自愿戒毒所应该引入强制的、严格的管理，因为戒毒的病人绝大多数主观是要戒毒的，但又不能够克制自己，强制措施是“从旁边帮一把”。韩济生院士也提出，强制戒毒应该成为各种治疗手段的“背景”，是必需的因素。然而光有强制是不够的，在坚持强制戒毒的同时，与会代表还提出了许多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有积极效果的戒毒治疗模式和方法，比如天津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周路介绍了云南的劳动康复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庄孔韶的论文通过一段纪录片向代表们展示了小凉山彝族社区的“虎日”模式，王志强代表介绍了北京安康医院向日葵社区运作模式，杨茂彬代表介绍了来自云南戴托普治疗社区的运作模式，等等。

　　种种不同的模式都是工作者在实践中辛勤探索的成果，也是对单纯强制戒毒模式的补充。不同的模式侧重点不同，有的是在保证戒毒时间的前提下帮助吸毒者重新获得生活能力，有的是注重挖掘家族组织、信仰仪式和民族习俗等因素在激发人类战胜生物成瘾性方面发挥的作用，有的则是通过建立生活社区，对吸毒者以人性化的关爱来帮助他们戒断毒品，而云南戴托普治疗社区的杨茂彬则在社区中鼓励吸毒者互相帮助，互相关爱，让他们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给予他们“有责任的关心和爱”。

　　在戒毒治疗康复的讨论中，美沙酮国家试点工作组的代表给大家介绍了我国美沙酮试点工作的防治策略、政策支持、管理结构、供给情况和就诊数量。现在全国已经在五个省设立了八个试点单位，今年上半年，国家成立了中央和省级评估监督组，并完成了对四川和云南两省的基线调查评估。近期国家美沙酮药物维持的发展计划是在完成八家试点单位运转情况评估的基础上将门诊扩大到16家，并计划在2005年底扩大至50家。

　　在创建“无毒社区”的讨论中，代表们的发言集中到了无毒社区社会化这个热点问题上。

　　上海市禁毒办公室主任周伟航着重介绍了上海的专业社区的做法，他们从2003年开始招募了100名专业的社工，在四个区选三种类型进行了试点工作，主要包括就业指导、法律咨询、心理与行为的干预、禁毒教育等等，虽然培训时间不长，但是初步的效果是积极的。重庆青年禁毒志愿者总队也介绍了他们的做法，他们把戒毒工作与劳教工作相结合，把场所内的帮教和场所外的帮教相结合，帮助戒毒人员保持操守。如今这个志愿者队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五万人。

　　在社区社会化的讨论过程中，各地代表特别强调一点，即政府的行为和观念在创建“无毒社区”中间要有所改变，不能实行过去一揽到底的做法，而是应该把一些工作放给社会团体来做，政府可以扮演指导者、裁判者、协调者的角色。

　　在关于开展禁毒宣传的讨论中，代表们一致认为目前大多数宣传教育工作重在宣传而轻视教育。所谓宣传是以造声势和教育引导的方式，用吸毒的严重性后果给大家以警示，但是具体教育还不够，所以应该把教育和宣传区分开来，更多地重视教育问题。要重视禁毒的预防教育，尤其是大中小学生的教育，把禁毒教育与生理卫生、身体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变成青少年成长教育中间的有机部分，同时要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起来，用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此外还要重视禁毒相关人员的职业教育和相关教育，包括对禁毒民警的教育。

　　在讨论中，来自广东省的李廷峰作为惟一的中学生代表提出了两点很好的建议：第一，建议各地建立一个禁毒的希望工程，要给那些真正愿意戒毒的人以希望，帮助他们来戒毒；第二，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对于近期禁毒工作的通报奖励，鼓励那些有戒毒意愿、戒毒成功和正在戒毒的人，给他们以信心，让他们彻底摆脱吸毒的危害。

　　7月25日，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在禁毒论坛上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通过禁毒论坛的发言和讨论，代表们进一步交流了思想，开阔了思路；进一步深化了对做好戒毒康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戒毒康复科学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对戒毒康复方式方法多样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对戒毒康复工作社会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对实施减少危害战略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对戒毒康复效果进行科学评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