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早有定论：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查禁鸦片的大英雄，对于鸦片的害人，林公深恶痛绝。这一点，凡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刚刚读到的一则书摘(作者冼波：《中国社会史·烟毒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却给出了一个与此前说法颇为异样的信息：鸦片战争五年后，即1847年2月，林则徐在给江西抚州知府文海的信中却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对于土烟，林则徐又说：“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引自杨国桢著《林则徐传》第433页)

　　咦呜吁，读到这个消息，一时间几乎令我窒息。

　　但我久久思考之后，却以为这是可能的，因为我想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那种社会氛围。在那种社会氛围的裹挟之下，英雄自有英雄的无奈。

　　关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在对待外来物的问题上，晚清以降，中国的统治阶层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是：一，反对。并且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因为担心这个外来物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或既得利益。二，反对不成，找个理由接受。只是，这个理由一定要冠冕堂皇，比方说我们古已有之，且比他们外国要早了多少多少年。三，之后，将外来物慢慢同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并且以后就真的当作了自己的东西。

　　由于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做法，总是带有一种伪爱国主义的色彩，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它就具有了一种巨大的裹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鸦片问题上再次发挥了作用，于是鸦片战争后30年，即1872年，上海《申报》发表文章，主张弛禁鸦片，广泛种植。此议一出，朝野上下竟然无人反对。两年后(1874年)，李鸿章上奏同治帝，说“既不能禁英商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不食洋烟”，那就不如开禁，允准中国人种植鸦片，从而自种自食，以防白银外流(每年外流约二千数百万两)。结果是清廷准奏。这样一来，仅仅几年，中国土烟的产量就超过了进口洋烟。于是，白银的外流倒是因此得以制止，但随着土烟的广泛种植以及烟价的迅速降低，吸食鸦片的中国人不但没有减少却反而大大地增加了。

　　那么就是说，当初道光皇帝的严禁鸦片，其主要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防止鸦片害人，而是为了防止白银外流。而白银外流，则可令国库空虚，危及大清江山社稷……是这样的吗？而林则徐的查禁鸦片，其主要目的亦然……是这样的吗？

　　当然了，禁了鸦片防止了白银外流，捎带着也就防止了鸦片害人，应该说也属不错，但因为动机有异，目的不同，那么，预后的结果自然也就一定是不同的了。以后的情势变化证明，果然。

　　有清一代，中国人吸食鸦片未绝，到了民国，更是烟馆遍地。这方面的情况，前人之述备矣，兹不赘。我在唐人小说《金陵春梦》中，读到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云贵川地区种植及收获鸦片的描写，堪称热火朝天。其中的一个细节描述，读过十几年竟然还记得清晰：罂粟果采浆时，为了保证质量，采浆人连饭都顾不上吃，需要有人专门把烧饼塞进口中，那人便一边吃着烧饼一边采浆……

　　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鸦片的生产与吸食才终于受到了根本性的打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家所在的那个日式大院里住着一对夫妻，男人是个木匠，女人先前是个妓女。记得那女人常常疯了一样地跑到马路上去胡闹，被人逮回来以后就躺在床上抽搐……我见了，吓得不行，问问大人她怎么了，大人说：“她没有烟(鸦片)抽了。”可见新中国禁烟之坚决。

　　只是，零零星星的种植与吸食，大概还有。

　　1964年夏，我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曾经看见过一位老农种植鸦片(罂粟)。那是在一块自留地里，他种了大约十几棵，说是当老乡们肚子疼得要命的时候，用这东西沏碗水喝，肚子立马就不疼了。他的话，我信，并且想到了老乡们医疗条件的严重不足，还觉得他这样做并无不妥。当然，四清工作队也都知道此事，并没有进行制止或干涉。记得当时罂粟花正在傲然开放，在一片绿色之中显得异常美丽。而老农为了我们的请求，还特意在一只罂粟果上用指甲划开了一道裂痕，之后便有牛奶一样的白浆溢出来。他说那就是鸦片的原浆了。

　　近些年，毒品的制贩与吸食又有死灰复燃之势。而且，已经不再是先前那样的鸦片，而是经过了加工，成为毒性更为强烈的海洛因一类了。我曾采访过一位吸毒女，已经戒掉了毒品达七年之久，但她说当她的情绪出现波动时还是很想吸毒。可见毒品有多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