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就吸上海洛因的雪儿，靠卖淫换取毒资。十余年间，她被强制戒毒14次，劳教3次，判刑2次；月薪近两万元的阳阳，光出国戒毒就戒了3回，花了60万元，毒瘾还是没戒掉；本来已戒断毒瘾6年的一位中医按摩师，偶然遇到一个吸毒的朋友，便又复吸了；有的戒毒人员还对强制戒毒心存不满……

　　

　　“戒毒———复吸———再戒毒———再复吸”，几乎成为女子戒毒队一个难以打破的怪圈。

　　

　　“6·26国际禁毒日”前夕，记者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六大队，对这个目前甘肃最大的全封闭式女子戒毒队进行了采访调查。

　　

　　

　　13岁染上毒瘾强制戒毒14次

　　

　　“高妈妈，我又来过年了。”每年11月份，兰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六大队大队长高安梅，都会迎来一个管她叫“高妈妈”的熟人———雪儿，她来这里不是给“高大队”拜年的，而是被送来强制戒毒。

　　

　　雪儿，今年25岁，兰州市红古区人，13岁时就吸上了海洛因。十余年间，她被强制戒毒14次，劳教3次，判刑两次。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9年前，高安梅从兰州市刑警支队调入戒毒所的第10天，就见到了被首次送来强制戒毒的雪儿。此后，雪儿仅在这个戒毒所就被强制戒毒达7次之多。

　　

　　近来，雪儿又一次被劳教了。从高安梅的叙述中，记者了解到了她以娼养吸的吸毒历程。

　　

　　雪儿自小没爹没娘，被亲戚收养长大，13岁小学一毕业就来到兰州打工。因交友不慎，被人引诱开始吸毒，为了挣毒资，她开始卖淫。

　　

　　那些年，兰州录像厅红火一时，雪儿就是在这些场所开始“接客”，挣钱吸毒。

　　

　　雪儿吸毒十余年间，先后和12个男朋友(都是吸毒人员)同居；为了“能吸上一口”，她接触过的男人不计其数，年纪最大的70岁，最小的仅17岁。做过多少次人流，她自己都记不清了。

　　

　　由于长期吸毒、性生活混乱，雪儿全身是病，上次进所戒毒时已是二期梅毒，痛起来走路都不成样子。

　　

　　高安梅介绍说，戒毒所里的女学员100%有妇科病、性病、胃肠病、心脏病、皮肤病都是常见病。

　　

　　通过对戒毒所里173名女性吸毒者的调查，高安梅发现，有106人是在娱乐场所做事，大量接触社会闲散人员，其中一半以上靠频繁更换男友换取毒资，8%的人像雪儿这样，纯粹靠以娼养吸。

　　

　　

　　花巨资3次出国戒毒仍难脱瘾

　　

　　她，曾经以甘肃省某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西北民族学院。

　　

　　她，曾经在广州市一家外企做翻译，月薪近两万元，是个名副其实的“白领”。

　　

　　然而，她却因好奇染上了毒品。

　　

　　她就是阳阳，今年27岁。6岁时父母双亡，是外公、外婆把她带大的。

　　

　　“大学快毕业时，我常去兰州一家颇有名气的发廊洗头，这家发廊的几位‘大工’在广州学艺时染上了毒瘾。看他们吸，我觉得好奇，也学着吸，两三个月后就上了瘾。”在戒毒所狭小的会议室里，阳阳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染上毒瘾的过程。

　　

　　大学毕业后，阳阳被分配到甘肃某县民委工作，但毒瘾却日趋加重，这伤透了外公的心。于是，外公拿出60万元巨资3次将她送到国外戒毒。

　　

　　“我在印尼戒毒期间外公去世了。”阳阳伤心地说，外公的去世，让她放弃了国外戒毒的旅程。

　　

　　随后，她应聘到广州市一家外企做英语翻译，月薪一万八。“拿着这些工资，我吸得比以前更厉害了，最后发展到注射，现在我的血管都硬化了。”说着，阳阳卷起袖子，露出了胳膊上暴露的青筋和密密麻麻的小黑点。“那时，每天我至少要吸四五克，那点工资到每月的十七八号就花完了，只好向同事借钱。”

　　

　　后来，在一个朋友的资助下，她到广州市郊的一个农场戒毒。虽然每月要花近两万元，但效果非常好，在那里她呆了6个月。

　　

　　这次戒断后，大概保持了七八个月。一次，阳阳约上曾和她在广州一起戒毒的3个女孩去广西桂林玩。玩了几天后，她们听说柳州某县买毒品很容易，便连夜赶到柳州，买了30克海洛因。

　　

　　“我觉得要是能长期和高大队长在一起，我就能戒掉。她不歧视我们，还总想办法帮我们。”阳阳笑着说。

　　

　　跳不出“毒友圈”

　　

　　中医按摩师戒断6年后“二进宫”

　　

　　一拐一拐地，晨光(化名)出现在记者面前。她的坐骨神经痛因雨天又犯了，但她气色非常好，看不出有过吸毒的经历。

　　

　　“一日吸毒，终身戒毒。”一坐下，她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四十出头的晨光，因为丈夫嗜赌成性心情极糟，便四处找朋友倾诉。在“朋友”的推荐下吸上海洛因，曾被强制戒毒和劳教两年多。

　　

　　2001年11月1日，晨光被解除劳教后就再也没有吸过毒，和母亲一起在兰州市搞中医按摩。

　　

　　短短的几年间，她不仅拿到了国家级康复按摩资格证，还在兰州市开了4家分店，她手下员工的月收入大多超过两千元。她的按摩手艺渐渐有了名气，经常外出讲课。

　　

　　“今年春节，我带着一万多元回老家过年，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这次相遇再次改变了我的命运。”晨光叹息着。

　　

　　原来，她的这个好朋友也是个“瘾君子”，正犯着烟瘾。“晨光，帮帮我吧，给点钱我去买点‘包包’(海洛因)。”朋友可怜巴巴地哀求。

　　

　　“看她真的很可怜，我就随手给了她600元。”晨光回忆说。然而，当朋友将毒品买来放在她面前并劝她吸上一口时，她再也控制不住了。结果，有了一次，就有了二次、三次……不到一个月，一万多元就花光了。

　　

　　3月20日晨光生日那天，她的3个“朋友”来庆祝。这一天，3个人吸了两克海洛因。4月初，“朋友”被抓后检举了她，晨光再次被送进了强制戒毒所。“我这个人挺有毅力的，6年都没吸了，这次是摆阔气、讲义气‘害’在朋友手里，教训惨痛啊，我相信这次出去我能戒掉。”

　　

　　高安梅对记者说，对从强制戒毒所重归社会的人来说，旧有的生活圈子是最大的挑战。圈子里的人大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和吸毒人员。她们聊天的主题离不开毒品，谁搞到毒品，大家就“分享”，复吸的几率就特别高，陷入了“戒毒———复吸———再戒毒———再复吸”的怪圈。

　　

　　抱怨强戒

　　

　　幼儿老师坦言一出所就想过毒瘾

　　

　　33岁的丫丫是记者这次采访中遇到的性格最开朗的一位。

　　

　　据高安梅透露，丫丫刚进戒毒所的时候，一犯毒瘾就用头撞墙，寻死觅活，嚷着要喝牛奶。“几天喝掉了我的一箱子牛奶。”高安梅笑着说。

　　

　　丫丫告诉记者，“这里不自由，就是再好我也不愿意进来。”

　　

　　丫丫当过两年的幼儿园老师。2003年，她和朋友一起去上海打工，晚上去歌厅娱乐，有人劝她吃摇头丸，说吃了比较刺激，她就毫不犹豫地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吃摇头丸不够过瘾，就开始吸海洛因。

　　

　　谈到被强制戒毒，丫丫直到现在还挺想不通的。“我一不偷，二不抢，也没害别人，不就是在家里抽了几口烟嘛，就把我抓了。”她抱怨道。记者问她吸毒的钱从哪儿来？丫丫理直气壮地说：“我男朋友是包工头，有的是钱！”

　　

　　“说实话，烟瘾真是挺难戒的，这东西由不了自己。”她说，一出这个大门，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过个烟瘾，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掏电话向朋友买毒品。

　　

　　“每次被送进戒毒所，我就特别想戒，觉得对不起高大队，出去哪怕是复吸了，也会打电话告诉她。”丫丫说。

　　

　　调查发现

　　

　　法律体系有缺造成禁毒工作瓶颈

　　

　　强制戒毒所，这个在外人眼里神秘的高墙大院，对高安梅而言却早已习惯。她说，这里是“铁打的营盘”。

　　

　　长时间和这些女性戒毒学员在一起，使得高安梅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格外熟悉。她告诉记者，女性从一个正常人变为吸毒者，不外乎好奇、婚姻家庭不幸和交友不慎等几种原因。她对女性吸毒者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这部分人60%属于无业人员，毒资来源主要在娱乐场所进行不健康的交易所得，还有一部分以贩养吸。当这些人毒瘾发作又无钱购买时，就很容易去做犯法的事，危害社会。

　　

　　“现在吸毒的人员减少了好多。1999年的时候，全所女性戒毒学员达到六百多人。毒瘾发作时，一会儿的功夫就会晕倒七八十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高安梅说，随着2000年甘肃省3年禁毒规划的实施，现在，吸毒人员锐减，目前全所女性戒毒人员只有57人。

　　

　　高安梅告诉记者，大多数从戒毒所走出去的戒毒人员，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严重的社会歧视。

　　

　　“吸毒人员大部分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专长，而且部分人员又好吃懒做，使得她们融入社会的难度加大。”高安梅最近对173名女性吸毒者做的一项调查发现，社会就业安置工作不到位、对吸毒人员不够重视、缺少关爱，使得这批人终日游手好闲，有一部分又不得不重返娱乐场所。

　　

　　在173人中，城市居民有126人，其中的83人应享受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但真正享受到的只有1人。这1人的低保还是高安梅往兰州市西固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跑了3次，感动了人家才给办的。街道的一位工作人员对她说，低保优先考虑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下岗工人等，吸毒人员得往后排。

　　

　　高安梅说，由于我国只在刑法中规定了与毒品犯罪有关的条款，而没有禁吸戒毒方面的专门立法，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逐渐成为制约禁毒工作的瓶颈。

　　

　　高安梅建议，在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打击毒品力度的同时，派出所、社区、居委会，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为这些女性戒毒者安排就业，开发就业渠道，保证她们有稳定的收入。

　　

　　同时，在大批打工妹进城务工的情况下，社会应对她们实行挂钩管理。发动团委、妇联等相关部门的力量，对她们进行技能和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