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A和B系朋友关系，B是吸毒人员。有一天B心情不好，想吸食冰毒，请A帮其购买5克冰毒（少量毒品），并将毒贩C的联系方式告诉A，让A找C购买。A买到毒品后将毒品给了B，没有加价，也没有从B处获取其他利益。对A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笔者认为，B事先认识贩毒人员C ，B委托A向毒贩C购买毒品，A实际上是接受B的委托，代B向C购买毒品，是典型的代购行为。A是毒品代购者，B是毒品托购者，C是毒品贩卖者。这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大，由于A没有在代购过程中获取利益、其代购的毒品又是少量毒品，因此A的代购行为不构成犯罪。

　　

　　但如果A多次以相同的方式为B代购毒品，累计达到数量较大，则对A、B应以运输毒品罪共犯论处，因为刑法规定对多次运输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案例二：A和B系朋友关系，B是吸毒人员。有一天B还是心情不好，想吸食冰毒，请A帮其购买15克冰毒（数量较大），并将毒贩C的联系方式告诉A，让A找C购买。A买到毒品后将毒品给了B，没有加价，也没有从B处获取其他利益。对A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笔者认为：这种情形，A的行为行性质跟案例一是一样的，A是代购者，B是托购者，C是贩毒者。只是A代购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数量较大”。由于2008年的《大连纪要》对此规定为按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司法实践中通常也是对A、B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共犯论处。最新的《武汉纪要》对此的规定为，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笔者认为，该纪要的规定符合刑法理论和对毒品犯罪从严处理的精神。代购毒品虽未牟利，达到较大数量，对A、B定运输毒品罪共犯，运输毒品罪的量刑标准显然是重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量刑标准的。

　　

　　对于上述情形，有观点认为，无偿代购是一种帮助购买毒品的行为，如果是偶尔为一人代购毒品，一般不认定为犯罪，但是如果多次为多人代购毒品，则代购者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加大，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犯罪的共犯。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罪的共犯不依数量论。而依前述观点，无偿代购毒品，数量小不成立贩卖毒品罪的共犯，数量大就成立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这显然与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立法意愿相悖。

　　

　　案例三：A和B系朋友关系，B是吸毒人员。B就是心情不好，想吸食冰毒，但找不到毒品卖家，于是请B帮其购买5克冰毒（少量毒品）。B出于帮助朋友的考虑，找到毒贩C买了5克冰毒。A买到毒品后将毒品给了B，没有加价，也没有从B处获取其他利益。对A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有观点认为，A帮助B购买毒品，表面上看是代购，但实际上是一种“居间行为”。吸毒者B是买不到毒品，而A通过自己努力促成了吸毒者与贩毒者的毒品交易的成功。因此，A在B、C之间实际上是起到了一种居间介绍的作用。A“代购”毒品的行为，虽不是积极、主动地为毒贩C销售毒品，但其积极寻找毒源，并放任了毒品交易的发生，对A应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还有观点认为，A的行为不是代购，而是向C购买了毒品后再卖给B，其与前后环节的交易对象是上下家关系，是剧中倒卖，是贩卖毒品中的一个层级。A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且不要求牟利。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值的商榷。首先，A并的行为不是居间行为，居间行为要求A在B和C之间起到介绍联络作用，最终完成毒品交易的是B和C。而案例三中A显然是受B之托，直接和C进行交易，贩毒者C是将毒品卖给了代购者A而不是托购者B。不可否认A在毒品交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不能因此认定其是C贩卖毒品的共犯，从法理上讲，C认为他的交易对象就是A，而不是让A介绍或者帮忙将毒品卖给B，即使A的行为客观上帮助C将毒品卖了出去，但由于A和C之间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故，二人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从常理上讲，毒品交易，买方与卖方缺一不可，双方在交易中的作用是一样大的，不能因为买毒的人作用大就认为其是卖毒的共犯吧，因此，不能因为A的作用大就说他是C贩卖毒品的共犯。其次，A的行为也不是居中倒卖，理由是，案例已清楚的表明，C是让A帮忙代购毒品，是出钱让A去帮自己买毒品，至于A向谁买毒品，不是其关心的问题。就像甲叫乙帮忙买一包60块的中华香烟，乙拿着甲的钱向丙买了一包60块中华香烟给甲，你能说甲是向乙购买的香烟吗，显然不能。如果将这种情况理解为居中倒卖，显然是不合理的扩大解释。因此本案例中A的行为依然是代购行为，由于没有谋利，因此同案例一，A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案例四：A和B系朋友关系，B是吸毒人员。B始终心情不好，想吸食冰毒，但找不到毒品卖家，于是请A帮其购买15克冰毒（数量较大毒品）。B出于帮助朋友的考虑，找到毒贩C买了15克冰毒。A买到毒品后将毒品给了B，没有加价，也没有从B处获取其他利益。对A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结合案例二和案例三的分析，笔者认为，A的行为显然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且与B是运输毒品罪的共犯。理由就不在赘述。

　　

　　案例五：A和B系朋友关系，B是吸毒人员。B的心情是好不了，想吸食冰毒，于是请B帮其购买X克冰毒（不论多少）。B出于出于赚取一点毒资或者毒品的考虑，向B加收Y元或者在买到毒品后截留一些冰毒。对A代购毒品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笔者认为，本案中，A为B有偿代购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理由是，无论是最新的《武汉纪要》还是以往的《大连纪要》均规定了毒品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至于牟利的范围，应限定在财产性利益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