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至2007年5月，丰台区法院共受理毒品类案件108件125人，除2件5人检察院撤诉以外，对其余106件120人均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

　　毒品犯罪最新统计在108件125人中，涉及贩卖、运输毒品的案件为81件94人，非法持有毒品案件13件14人，容留他人吸毒案件12件12人。在判处的120名罪犯中，被判处10年(含)以上有期徒刑的15人，占12.5％；被判处3年(含)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29人，占24.2％；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76人，占63.3％。

　　与此同时，丰台法院还充分运用财产刑，以铲除毒犯继续犯罪的经济基础。据统计，在判处刑罚的120名罪犯中，并处罚金刑的111人，并处没收财产的9人，占毒品罪犯总人数的100％。

　　在106件毒品案件中，涉及海洛因的有79件，占毒品案件总数的74.5％；涉及甲基苯丙胺(冰毒)的25件，占毒品案件总数的23.6％；涉及氯胺酮，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等其他毒品的2件，占毒品案件总数的1.9％。

　　毒品犯罪呈现新特点

　　主体特点

　　罪犯身份以无业人员居多。在判处的120名罪犯中，无业人员67人，占55.9％；农民49人，占40.8％；个体工商户4人，占3.3％。

　　罪犯年龄30岁至40岁的居多。在判处的120名罪犯中，年龄比例为:18岁以下的1人；已满18岁不满30岁的39人，占32.5％；30岁至40岁的65人，占54.2％；40岁以上不满60岁的15人，占12.5％。

　　罪犯男性占大多数，但女性犯罪较前几年有所增加。在判处的120名罪犯中，男性92人，女性28人。而在该院2003年审理的毒品案件中，女性罪犯只有12人；2004年为20人。

　　罪犯户籍以京外人员居多。在120名罪犯中，户籍为北京市的有32人，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为88人，京外人员占到了73.3％，主要集中在新疆、浙江等地。

　　犯罪新手段

　　单次毒品交易量较少，以逃避制裁。在涉及海洛因和冰毒的104件案件中，毒品数量在50克以上的案件有15件，占14.4％；数量在10克以上不满50克的案件有17件，占16.3％；数量不满10克的案件有72件，占69.2％。犯罪分子就是通过采用这种“零包”贩毒的方式，来达到逃避严厉制裁的目的，即使被抓获，也辩称毒品是用于自己吸食，而不是贩毒，无法对其科以重罚。

　　犯罪分子反侦破能力正在增强。目前的毒品犯罪侦破难度较大，靠线人举报，取证困难。犯罪分子往往一次只贩毒1克或更少，被抓到后，也只承认最后一次的贩毒事实。贩毒分子大多使用假名，多数只有一个绰号，一般采取单线联系，一对一交易，且“人毒分离”、“雇人贩毒”，公安机关抓获的往往只是毒贩们雇佣的“马仔”，而真正幕后的操纵者不易抓获。

　　高科技犯罪含量增强。毒犯正在利用手机短信、网络通信等方式，与吸毒者和其他毒犯沟通。比如购买毒品的人将购买的数量以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毒贩，毒贩如认为无风险，即回短信答复并约定交易地点。

　　毒品犯罪主要根源

　　巨额利润诱惑，使贩毒分子铤而走险。在这120名罪犯中，37人曾被判刑或劳教，其中是毒品累犯或再犯的15人，曾因吸毒被劳教过的有9人。罪犯赵某曾4次因吸毒被劳动教养，解除劳教后，仍在其家中容留他人吸毒。

　　吸毒者大量存在。相当大一部分吸毒者同时又是贩毒者，靠贩卖毒品以供吸食。他们往往在购买较大数量的毒品后，再自己分成较小的“零包”，以更高价格向他人贩卖。也有的吸毒者因经济困难，而通过帮别人贩卖“零包”毒品，换取每次的毒品吸食量。大多数以贩养吸者，是“零包”毒品的贩卖者和消费者。

　　好奇心及“身份的象征”，致使某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走上吸毒道路。在统计的无业人员中，有部分人早期为个体经营者，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通过某些途径沾染上了毒品，在吸毒后继而走上贩毒、运输毒品的道路。如被告人田某是北京人，大学文化，经济收入较好，自己有房有车，在朋友的影响下，他开始吸毒，后又向他人贩卖，最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应对和打击毒品犯罪

　　加强禁毒宣传。应将“拒绝毒品即拒绝死亡”、“拒绝毒品，珍爱生命”等公益广告，在公共场所广为宣传。

　　加大打击力度。对于再犯、累犯等主观恶性大、危害严重的毒犯均从重处罚。对多次、大量贩毒，向多人贩毒等毒犯，从重从快审理。

　　规范流动人口管理，加强房屋租赁监管。丰台法院在处理的12件容留他人吸毒案中，有6件为外地人在承租房中进行，房主应受到一定的经济制裁。

　　控制毒品犯罪的源头，加大经济制裁力度。着重对走私、运输、贩卖大宗毒品案件进行侦查，力求打毒枭、破大案、多缴毒，切断毒品流入的通道。在判处毒犯主刑的同时，加大财产刑的力度，使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再进行毒品交易。

　　加强铁路客运、货运及邮件的安全检查。如被告人韩某、李某从南方购买200余克海洛因，乘坐火车将毒品夹带在行李包中带至北京。再如被告人董某将毒品藏匿在货物中，从广州发往北京某货运站。而被告人姚某是通过将海洛因藏匿在保健品礼盒中，通过快递公司将毒品从云南运输至北京。

　　完善立法，加强对毒品案件的调研。对新型毒品案件的定罪量刑，毒品纯度的标准，非法提供毒品、购买毒品行为，以及为毒品犯罪提供资助或便利条件等情节严重的行为，应通过立法加以限制；同时对一些禁止吸毒、强制戒毒的行政法规，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实践，作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