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伟超（左）和黄健景准备出发，自行车是戒毒社工出行的“标准配置”

　　这些年来，广东的社工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广东省社工机构数量已超过400家，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广州的社工机构更是以年均65%的速度呈井喷式增长。社工队伍里，除了常见的家综社工、青少年社工、医疗社工外，戒毒社工、心理社工的队伍也呈逐年壮大之势。

　　近日，记者深入广州德心戒毒中心，通过和戒毒社工们的近距离接触，实地感受社区戒毒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对外称是“计生干部”

　　开展服务，无外乎根据名单努力找人，找到了人努力建立起信任，建立信任后努力帮助对方远离毒品。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其实哪一步都不好走。

　　佘伟超，一个有着帅气男孩名字的开朗女孩，1989年出生，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应用心理系，是德心戒毒中心最年轻的戒毒社工之一。不过，外出工作时，佘伟超通常都会藏起“戒毒”二字，而是自称社区志愿者或“计生干部”之类，“去社区里寻找帮教对象，如果一提戒毒，不仅让左邻右舍知道了‘秘密’，也容易让他们对你避而远之。帮教对象中，多数人会对带着‘戒毒’任务的人充满戒备。”

　　佘伟超及其小伙伴们的服务对象，是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下辖10个居委和35个行政村的所有显性和隐性戒毒人员。“登记在册尚未解除戒毒帮教的大约有150人，算上隐性的大约500人。经过我们大半年走访排摸，现在找到了335人。”他说。

　　江高镇的45个村居，四散在9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位于S267省道边的德心戒毒中心为圆心，一趟跑上个十几二十公里是家常便饭。

　　佘伟超说，她和她的拍档粱敬辉通常会选择骑自行车出行：“公交车不好等，一等常常要半小时以上，更何况很多村子公交车根本不到。”

　　而骑自行车去，往往就要一个多小时，佘伟超把它当作“免费健身”。在她的随身物品里，少不了一张皱巴巴的泛黄A4纸，上面密密麻麻打印着45个村庄的联络人：“自己找不到的时候，只能向当地村干部求助，让他们带你进去。”然而，比路途更遥远的，是和帮扶对象之间“心的距离”。

　　“明明是找到了对象的妈妈，她却死活说，不认识儿子。明明人就在家里，隔着窗看你两眼，怎么都不开门；过几天再去，还是不开门。”

　　所以，一旦能和帮教对象顺利接上头，戒毒社工首先会和他们签一份社区康复协议书，“要让他知道他要做点什么，我们要做点什么。”

　　3月10日下午，记者跟随佘伟超、粱敬辉一起去大岭村看望帮教对象李文（化名）。

　　自十几岁染上毒瘾以来，38岁的李文曾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数次。2年前，李文在家遭遇民警上门检查，情急之下的他从二楼跳下，左脚摔成了骨折。由于尿检再度呈阳性，李文只得一瘸一拐地被关进了强制戒毒所。

　　今年1月7日，李文重获自由回家；次日，佘伟超和粱敬辉便又一次出现在这栋略显破旧的砖房里。

　　主动尿检，能“解绑”吗

　　按照国务院第160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戒毒条例》规定，3年内检测全部合格、戒断未复吸的人员可以解除动态管控，但据佘伟超所知，目前广州似乎并没有此类先例。

　　在不远处几位老太太的注目礼之下，李文缓缓地把我们迎进了门。

　　“先让我们看看你的脚吧。”已是第四次出现在这里的佘伟超说。

　　李文很配合地脱掉袜子，左脚脚面上，清晰地显露着一大片发黑的淤青。李文说：“其实，最近已经好很多了，至少可以每天坚持到外面走走。”

　　“像你现在这样光靠走路锻炼可能还不够，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看。”佘伟超从包里拿出几张纸递给了他，“上次你说想找工作，我回去之后搜集了些招工信息，等你感觉好些了，不妨找合适的去试试看。”李文接过来，匆匆看了几眼，便放到了一边。

　　一旁，李文的妻子向记者倒起了苦水：“当初嫁给他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吸毒。我刚生完孩子，警察就来把他抓走了，再回来时孩子都上托儿所了。”这10年来，整个家就靠她在附近工厂帮人烧饭维持生计，“以前我一个月赚600块，他吸海洛因有时一天就要花上600，他父母知道他吸毒后，就不管我们了。其实，我一直希望他能出去正经找个工作，有了寄托，可能就不会碰那些了。”

　　除了自身原因之外，“绑”在戒毒人员身上的动态管控是李文不乐意迈出家门的另一大因素：“不管到哪儿，只要身份证扫一下，别人都能知道你是吸毒的，现在就连感冒了，都不敢吃药，生怕尿检查出来有问题。”

　　这次回来后，李文的妻子按照佘伟超的建议定期带李文去派出所主动尿检，为的是能让李文早日“解绑”。不过让她疑惑的是，对于他们的积极主动，民警似乎并没太多好感。

　　回程途中，佘伟超说：“我们知道一个个案，已经戒断十年了，照样还在管控名单上。从执法者的角度说，戒毒人员的复吸率在90%以上，今天你给他解除了管控，明天一旦他又复吸，你还是得去把他控制起来。但说到底，我们还是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要不然大家辛辛苦苦帮他们戒毒又是为了什么呢？”

　　佘伟超说，终日为了这些戒毒人员在奔波，久而久之自己也会试着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除了有瘾之外，很多人复吸都是为了追求瞬间的满足感。他们或许被亲人抛弃，被社会看不起，生活不再快乐，但吸毒的那一刻，至少他们是‘快乐’的。”说到这，原本高亢的嗓音突然变得有些低沉：“你今天看到的这个个案，已经算很好了。有时连着几天都碰到很消极的案例，难过得就想喝啤酒。”

　　要帮助，必须先理解

　　“离奇故事有很多，只能说，大部分人吸毒都是有原因的。从我们的角度，肯定不能认同他们，但至少要理解他们。要不然，就没法真正帮助他们。”心理医生麦舜翩说。

　　尽管比佘伟超还小1岁，但粱敬辉的阅历显然比她要丰富不少。在转为戒毒社工之前，粱敬辉的身份是戒毒中心教官。他毫不避讳地给记者描述起自己年轻时“玩”K粉、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经历，“人都有过去，我相信我的这段过去能更好地让我去帮助其他想戒毒的人。”

　　在粱敬辉看来，戒毒人员的复吸率居高不下，和当下社会大环境脱不开关系：“就拿这儿来说，要搞到毒品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毒品价格也不贵。”

　　身为戒毒社工，粱敬辉心里有着自己的明确目标：“怎么才算戒毒成功？我们不可能一直盯在他们身边，只能从他们的生活入手，看看能不能帮他们树立更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善他们和家人的关系、帮他们找到新工作……”

　　“小麦”麦舜翩也担任着这样的角色，不同的是，她的“战场”在德心戒毒中心的铁门内。

　　从南方医科大学应用心理专业毕业后，麦舜翩如愿到这里当起了心理医生。解决康复者们已产生和潜在的各种心理问题，是她的主要任务：“在这里，作为医生必须‘主动出击’。因为吸毒常常会使人精神异常，尤其是冰毒，特别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和幻听，他们会觉得自己没病，是你们有病。所以，作为医生我们必须多跟他们聊天，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

　　麦舜翩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个女康复者，刚开始跟她聊天，她笑着说自己没事。可当麦舜翩给她做完测试，问她是不是有抑郁症时，她瞬间泪崩了。原来，她有个双胞胎姐姐被奸杀了，为了调查姐姐遇害的真相，她混入了姐姐的朋友圈，没想到就此染上了毒瘾。等她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后，老公早已离她而去。在她入住德心的那段日子里，麦舜翩几乎隔天就会找她聊一聊。

　　麦舜翩说，康复者中有很多人对着她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复吸，但也有不少人最终违背了“誓言”，“其实，人性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来得复杂、深刻。成长，不就是不断接受失望却不放弃的过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