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李继东，在家乡开办了一家名叫“重生”的工厂，他一直努力在干一件“疯狂”的事情：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与世隔绝”，安然面对死亡。4年来，厂里已经有20多个人死去。李继东的目的是“控制艾滋病毒携带者，保护更多人”。
　　
　　已经是第四个了
　　
　　腾敏知道，“小广西”马上就要成为2006年里的第四个。“但愿是最后一个。”她时刻想要安慰自己，但能安慰她的，或许只有手里的香烟。
　　
　　就在一个月前，她们还用热水给她擦洗身体，陪她聊天，服侍她大小便，但她们知道，她活不了多久。她全身的皮肤都在腐烂，发出阵阵恶臭，嘴唇和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黑色小洞触目惊心地把嫩红色的肉裸露在眼前。她张开口，就能在口腔和舌苔上看见一层白白的绒毛，医生说，那是青霉菌，这种病征极为罕见。
　　
　　她们，一群艾滋病毒携带者，对她，一个垂死的艾滋病人，精心服侍了一周。尽管痛苦不堪，但“小广西”却平静地面对死亡。晚上12点，她说:“我肯定不行了。”果然一个小时后，她死了。
　　
　　“小广西”是“重生工厂”2006年死去的第四个艾滋病人，4年来这里已有20多个人死去。
　　
　　“小广西”自己挑选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她从报纸上看到，重生工厂是一个专门收留艾滋感染者的地方，那里没有歧视，没有暴力。她的男朋友陪着她到云南思茅，在涂着白漆的铁网厂门外，她走到了终点。
　　
　　她身后的家乡，早已陷入恐慌。村民们驱赶她，不让她住在村里，她的父母上街，所有人站在一米外和他们说话，他们摸过的东西必须买下，因为那件东西肯定不会再有人买了。
　　
　　男朋友留下她，再也没有回来探望过。最后2个月，她和一群不相识的人一起度过，12月过完最后一个生日，她就匆匆离开，骨灰留在了异乡的土地。
　　
　　逝者逝矣，生者如斯。下午三点，北回归线上的阳光明亮而热烈，重生工厂已经摆脱了“小广西”去世后一周里的那种沉闷气氛，腾敏和其他学员似乎也找回了力量:“万一以后我们病重了，也希望别人这样照顾我们。”
　　　　
　　一切都已安排好，那就坦然些吧。这就是李继东4年来追求的目标。他创办重生工厂的目的是“控制艾滋病毒携带者，保护更多人”。他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近，但又是那么遥远。
　　
　　敬畏与爱
　　
　　4年来，李继东一直努力在干一件“疯狂”的事情: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与世隔绝”，安然面对死亡。
　　
　　结果他疲惫万分:妻子离他而去，儿子和他如同陌路人，耗尽百万家财，中止了旅游全国的脚步，并且不时因为先天患病的心脏被送进医院抢救室。
　　
　　“我只能说，我疯了。”当难以向别人说明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往往这样给出答案。但他又不断提醒别人，他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他尽量回家过夜，不和他的学员们一起吃饭；他被一个学员咬伤后，曾忧心忡忡地去医院检查；他也乐于使用他的权威，学员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
　　
　　“我天生就有这种能力。”李继东谈起他的“霸气”有些洋洋得意，“我在他们的眼里是个‘神’。”
　　
　　学员们看见他都会起立，无论他们是在看电视、打扑克或着在扫地。有的人眼睛看着地面，不时微微抬头瞄一眼，看他是否走远；有的人手指紧紧扣着裤缝，似乎他们的“神”马上就要向他宣布一条口谕，但李继东看都没看他，他不过是要走过去开他的白色吉普车。李继东坐在椅子里，向一米外垂手站立着的学员发号施令——把钥匙拿过来，把车洗干净，把谁谁谁叫过来……
　　
　　“要管好这一百多人，必须让他们怕我。”李继东认为权威必须建立，要不然“重生厂只能变成毒窝和黑势力”。他的一条人生原则是:“我比谁都横，除非一次把我脑袋砍下来，否则我咬也要把欺负我的人咬死。”
　　
　　但他又认为，真正让学员敬畏他的原因却是“爱”。
　　
　　“我不歧视他们，出钱为他们治病，只要求他们顺从我。”“虽然他们吸毒，有艾滋病，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还是纯洁的。一旦感受到爱，就会涌泉相报。”
　　
　　去年，一个学员快要病死了，李继东天天去看望他，他生日那天，还买了一个蛋糕，派女学员送给他，大家围着病床唱生日歌。几天后这个临死的人康复出院，跪在李继东的门口，说要报答他。“我问你用什么报答我？他说用命。我说你的命不值钱，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重生工厂所有学员的吃住费用都由李继东承担，日常用品从香烟到卫生纸也全部由他购买，学员每年过节，可以坐厂里的汽车回家，甚至死后的寿衣、爆竹、骨灰盒也全部是李继东出钱。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你说生命值多少钱？我把这些艾滋病人控制起来，救了多少人的命？”
　　
　　戒毒与心瘾
　　
　　“孙悟空”13岁就开始吸毒。初一的一个晚上，晚自习下学后，他和同学去一个朋友家喝酒，这个朋友在他的右手肘上注射了一针。第二天，“孙悟空”吐了一地，开始了与毒品为友的生活。
　　
　　开始，每周他只注射两三次，半年后，他发现自己每天都离不开针管，一天最少一次，多的要五次，朋友不再提供免费的毒品，以后每注射一针海洛因，他要花10元。
　　
　　第二年的考试“孙悟空”考得一塌糊涂，从此没有读书，直到2001年10月被警察抓捕，父母才知道，他们19岁的儿子已经有6年毒龄了。
　　
　　“被抓的那天，正和两个朋友一起打针。”随即，他被送到思茅市强制戒毒所。
　　
　　思茅市强制戒毒所成立于1995年，6年时间里，戒毒所所长杨明翔正为极高的复吸率而丧失工作成就感，“每次看见那些放出去的人几个月后又被抓回戒毒所，我时常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传统的强制戒毒机构虽然能在一周内就使吸毒者从生理上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但“心瘾”难除，戒毒者一旦离开戒毒所，很快就会复吸。
　　
　　云南第一家民间戒毒机构“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的创办人杨茂彬，原先就在云南第一家官办戒毒机构工作。4年后他发现自己的工作毫无收获，“治疗过两千多人，但回报我的是不断的复吸、暴力、性乱和谎言。”杨茂彬说，“想了很多办法，但没有任何效果。”
　　
　　杨说，他治疗过的吸毒人员“戒断毒品的比率不超过百分之一”。
　　
　　直到一次美国考察后，杨茂彬才找到一种他认为较有效的戒毒模式，于1998年在昆明创办了戴托普。这个词源于英语的“DAY TOP”，可以直译为“天天最佳”。
　　
　　“戴托普”认为，吸毒成瘾的心理依赖才是导致复吸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整个戒毒过程中，除了脱毒治疗外，还必须对吸毒者的异常心理进行干预，使他们彻底摆脱毒品。
　　
　　美国的戴托普几乎解决了杨茂彬以前无法解决的所有问题，那里没有暴力、没有谎言、没有性乱，大家平等友好坦诚相处，以兄弟姐妹相称，戒断率高达70%。“核心就是改变吸毒者的价值观，改造他们生存的亚文化。”杨茂彬在美国第一次看到，戒毒原来不仅仅是“医生给病人看病”那么简单。2001年，杨茂彬的“戴托普”开办3年后，与昆明相隔520公里的思茅戒毒所所长杨明翔正在为相同的难题所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