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1996年，凭祥市发现了广西首例本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截至今年10月底，广西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6876例，其中死亡162例。本报将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回顾艾滋病人的惨痛经历，希望警醒世人，并关注在广西的“抗艾”第一线默默与艾滋病抗争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们。
 
　　在广西边境某市的一个村屯里，因为吸毒感染了艾滋病，在3年时间内，共有16位18～35岁的年轻人相继病死，这些家庭的老人因此遭遇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莫大悲痛。近日，在得到不透露地址、姓名等承诺后，记者在卫生部门一知情人的帮助下，对该村屯进行了采访。

　　16个年轻人死于“艾魔”

　　今年9月，有着多年吸毒史、并感染了艾滋病的该屯村民赵明，在几乎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被该市防疫站的医务人员送到一家医院接受抗病毒治疗。11月24日上午，在知情人的指点下，记者来到位于中越边境的该村屯。该屯与一条高速公路相临，大约有1000多人口。整个村看上去还算富裕，村民的建筑不少是新楼房。在一家小卖部前，记者向一位中年村民打听赵明的家。

　　“赵明的病怎么样了？”面对记者这张陌生面孔，该村民一脸神秘地反问道。旁边，几个一直在闲聊的年长村民闻讯也围了过来。还未等记者回答，他们不断发出唏嘘：“已经死了十几个了，都是吸毒惹的祸啊。”记者听这些村民议论了许久，才发现其实这些村民对村里青年人的死因，还停留在“吸毒”的认识上。

　　知情人告诉记者，对村里的年轻人为何早逝，一些村民还蒙在鼓里，都以为是吸毒戒不了而死的。一些知道真实情况的村民对谈“艾”则很忌讳。在记者接触到的村民中，一些村民还担心这样的事宣扬出去对村里的影响不好。一位村民叹气说：“不想说了，多丢脸啊。我们这里都快没有姑娘愿意嫁进来了。”

　　知情人说，以前吸毒在该屯很普遍，许多年轻人都走上吸了戒、戒了复吸的道路。由于共用针头，他们最终感染上了艾滋病。这3年正是发病的高峰期，因此出现了密集的死亡病例。

　　毒品在村里曾公开叫卖

　　赵明的家是一栋两层新式楼房，一扇现代公寓式的铁门显得很惹眼。父亲赵林是一名退伍军人。说起儿子赵明，矮个子的赵林声音里充满了“愤怒”：“我希望他早点死，别拖累家人。”记者问他是否去医院探望过儿子，他似乎更火：“我不会去的，我怕他把那些病传染给我。”

　　赵家有两个儿子，1974年生的赵明比哥哥小两岁。赵林说，没想到他的两个儿子差别会这么大。赵明的哥哥大学本科毕业，原来在南宁一家单位上班，目前做运输生意，家里的新楼房就是哥哥出钱盖的。

　　在赵林的眼里，小儿子赵明一度是他的骄傲。中越边境贸易火爆的时候，赵明显得很活跃，曾从上海运布匹到越南销售。多年的边贸经验，不但令赵明赚了不少钱，还学会了越南话和柬埔寨话，前途似乎一片光明。赵林说，当时，村里有好几个年轻人和赵明一起跑边贸生意，他们后来都成了村里的经济能人。但后来，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沾染上了毒品。

　　赵林的一位堂兄的两个儿子，也进入了16人死亡名单。2004年，两个年轻人相继因为艾滋病病发去世。记者提出希望采访赵林的这位堂兄，被赵林劝阻了。他说，两个儿子的死对堂兄的打击很大，对往事他都不愿提。

　　邻居赵强1973年出生，与赵明是儿时的伙伴，从部队退役后在南宁从事保安工作。赵强说，如果他当时不是去参军了，与赵明等人混在一起，有可能也会走上吸毒的道路。

　　2000年，回家探亲的赵强看到的情景令他震惊：在村里主要道路上，毒品交易呈半公开化，当时，吸毒的多是一些有钱的生意人。村里许多类似赵明在边贸捞了一笔的年轻人都沾上了毒品，几个一群，公开吸毒。在村里的大树底下、牛棚和水田里到处可见丢弃的针头。一些村民在犁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针头扎到。赵强叹息，在16名感染艾滋病而死亡的村民中，不少就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同龄人。今年8月死的那个，就是儿时最好的玩伴。

　　“艾滋病毁了我一生”

　　经过多方争取，在该市人民医院一间病房里，记者得以与艾滋病病人赵明面对面。赵明躺在病床上，一根输液管连着干瘦的左手。头发蓬乱，双目无神，苍黄的脸上有一颗颗黑色的麻点。

　　“艾滋病毁了我一生。”已经有10多年吸毒经历的赵明说。

　　如果不是吸毒，靠当年做边贸生意赚到的钱，他会过得很滋润。上个世纪90年代，手头有点闲钱的赵明在越南做生意时，在一些同伴的影响下第一次接触毒品。刚开始赵明抽的还是鸦片，不久改吸吗啡。他说，吸毒伙伴中，有几个是他村里的伙伴，后来都死于艾滋病。在病发前，赵明一年之中很少回家。每次回家，都要揽上毒友聚众吸毒。

　　之后，赵明两进戒毒所，一进看守所。最后，为了吸毒，他将自己所有积蓄花光。没钱买毒品，就去贩毒，将贩毒得来的钱买毒品。因为吸毒，即将成为未婚妻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

　　哪一年染上的艾滋病，赵明对此并不知道。2004年，他开始感觉身体不舒服，一直拖到今年6月，身体越来越差，不停地咳嗽，走路已经歪歪扭扭。当时，针对该屯抗艾宣传已经普遍展开，赵明将自己的病情与村里死去的吸毒者对照，意识到自己“挨了”。后来，他到防疫站进行检验，最终证实自己患了艾滋病。

　　医生告诉记者，确诊艾滋病后，赵明只在医院住了3天就回去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想治，在家等死算了。在医生的苦心劝说下，赵明才住进医院。当时，刚进医院的他全身已经动弹不得，只剩下半条命。经过两个月的治疗，病情恶化的趋势才得到控制。

　　“艾魔”难消有远忧

　　在该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那里，这个村屯“16位年轻人因为感染艾滋病相继死亡”的说法，再次得到证实。该负责人说，在边境地区，这样的集体感染以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依靠边贸富裕起来的人们在毒品面前失去控制，集体吸毒，共用针头，最后被艾滋病“盯上”。他说，其实在该屯和边境的部分村屯，还有一些艾滋病病人已经发病。但由于思想观念作怪，他们不肯到医院接受治疗。赵明的恢复给了医疗人员很大的信心，医疗部门打算让他现身说法，说服其他的艾滋病人入院治疗。

　　记者从该市的卫生部门了解到，记者前往采访的村屯是该地区艾滋病死亡率较高的，属于防艾工作中重点对象。近两年，为了遏制这些村屯的吸毒、艾滋病扩散，卫生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包括组织村干和妇女面对面培训，组织电影队下乡放“抗艾”电影等。“现在80%的村民都了解艾滋病，包括危害和如何防范。”一位村干说。

　　知情人告诉记者，在该屯，残酷的事实已经令许多村民对家里的年轻人加强监控，现在村里吸毒的人已经很少了。记者采访时，遇到村中不少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在闲逛，一些村民担心这些无所事事的青年会受到毒品的诱惑。另外，在该屯“防艾”的另一个痼疾——歧视仍然没有消除。“村里人知道孩子感染艾滋病后，都不愿意接近我们家了。”赵林无奈地告诉记者。

    “我们没有见过彼此，可是我知道我们是熟悉的。”这是记者在一个关于艾滋病的网站上看到的一则留言。也许是遭受同一种痛苦的人之间更容易沟通，现在，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感染者成为志愿者，为同病相怜的人提供病情咨询、心理安慰等服务，大家相互扶持着走过ＨＩＶ（艾滋病病毒）呈阳性后的艰难日子。

    “让剩下的每一天更有意义”

    在南宁市，有大约８名艾滋病感染者正在从事志愿者的工作，他们同属于“爱之关怀”志愿者组织。“爱之关怀”项目由联合国发展署资助，现有的项目点包括广东、广西两地。这个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现身说法为其他感染者和病人提供自我护理及治疗的常识。此次记者采访到了他们中的两个人。

    小玲（化名）是一个２０多岁的年轻女孩，非常开朗，很爱笑。今年８月才加入志愿者的行列。她至今也无法确定自己是怎么感染艾滋病的。今年５月发病后，她住进医院接受治疗。医生看她活泼开朗，就动员她加入志愿者的行列。小玲告诉记者：“我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我只想过好剩下的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所以就加入了。”

    现在，小玲每周会在家里给病人煲３次汤水。因为相当一部分病人家庭贫困，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是瞒着家人独自来住院的，一周３次的汤水对他们虚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对于刚开始服药的病人，她会将自己当时服药后的反应说出来，消除他们心里的恐慌。由于在艾滋病的治疗中，对药物的依从性非常重要，小玲必须来回穿梭于各间病房，反复提醒病人按时、按量吃药，以至于现在许多病人的服药时间她都了如指掌。

    小玲说，艾滋病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身体上的疼痛，而是心里的恐惧和消极。这需要志愿者把病人当朋友看待，耐心地跟他们聊天。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让病人有被关心、被重视的感觉。”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小玲涂了唇膏，嘴唇红红的显得气色很好。她说，这是一种心理暗示，病人看见同为感染者的志愿者恢复得那么好，会对治疗的效果充满信心。她觉得，其实志愿者与病人之间是一种相互帮助的关系。因为看见已病入膏肓的病人渐渐的康复、出院，志愿者的心里也会燃起生活的希望。

    小玲曾经给一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男孩做心理辅导，两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经常互相鼓励。一个周末，小玲到桂林旅游，暂时离开了几天。男孩在电话中告诉她，自己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了。可当小玲回到医院时，被告知男孩没有抢救过来，已经走了。

    小玲说，看着同伴去世，那种恐惧和伤痛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她很久都无法振作起来。但记者问她有没有想过放弃时，她说，从当志愿者的那天起就知道，自己要坚强。

    “让病人都体会到温暖”

    与小玲那样的“新丁”相比，阿力（化名）算是志愿者中资格比较老的了。２００３年，他在一次义务献血中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当时他到网上搜寻一些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开始接触到“爱之关怀”志愿者组织，并加入其中。

    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导致许多普通人会歧视和远离感染者。幸运的是，作为一名感染者，阿力得到过不少人的真诚对待，这些真诚的故事不仅在阿力心里激起了一股股暖流，也通过阿力的转述，鼓舞了更多的艾滋病患者。

    阿力回忆说，有一次和几个非感染者朋友在酒吧喝酒，而那些朋友都知道他是感染者。其中一个朋友的酒杯空了，示意阿力把自己杯里的酒倒一点给他。阿力想自己是感染者，应该自觉一点，于是想从别的地方给朋友找酒。但那位朋友微微一笑，拿过阿力的杯子将酒一口喝干。朋友用这样的方式消除了阿力心里的戒备，让他至今想起都觉得暖暖的。更令他终生难忘的是，他的妻子是一个健康的人，当年却顶着重重压力嫁给了他这个艾滋病感染者。他说，自己很想让更多人体会到这种关怀和温暖。

    现在，除了在医院给病人进行心理辅导外，阿力要负责“红丝带”项目在广西的管理工作以及对外联络工作，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的另一个职责是维护“爱之关怀”网站，为更多的感染者提供帮助。

    登录网站的论坛，记者看到阿力通过各种渠道转载了很多鼓舞人心的帖子，例如《艾滋病是可以治疗的》、《台湾首次采用洗精术使感染者夫妇生出健康婴儿》等。在众多网友眼中，他是个权威的大哥，大家凡事都向他请教。

    “正常的生活是病人的向往”

    从网站上能够看出，志愿者提供的咨询给其他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一个感染者在帖子中说：“这两天看了公布的饮食手册，现在就开始按照手册有注意性地吃饭了，中午炒的是苦瓜，加拿大的苦瓜好贵呀，不过苦瓜对于消灭病菌可是大大的好。最喜欢吃的三文鱼也不敢买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痊愈了，大家来这里，我好好请大家吃三文鱼。”一个感染者有心结：“我一直在想，生活到底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说公平吧，我们也不算十恶不赦的坏人，犯了一次错误，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惩罚。”阿力告诉他：“生活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它只是一种方式，ＨＩＶ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你我都必须面对的生活方式。”

    从他们的交流中记者感觉到，这是一个既脆弱又坚强的群体。脆弱是因为他们的身体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而他们揭开自己的伤口为别人疗伤的行为无疑又是坚强的。阿力说，作为一个志愿者，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被感染的患者，他们都一视同仁地给予帮助，“因为我们都已经是遭受不幸的人了，如果我们之间再分三六九等，就太悲哀了”。

    采访即将结束时，阿力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你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记者的回答是问会否传染给家人。阿力说，他接触的绝大多数病人也是这样问的。这说明感染者从心里是不愿意伤害爱他们的人的。他们其实更懂得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就是他们最大的向往。

    人们都知道，艾滋病有３种传播途径：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传播。娱乐场所的性工作者（“小姐”）由于职业特殊，她们离艾滋病病毒很近，不知道哪一天与之性交的男人就携带有艾滋病病毒，并传染给她们。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种病毒知之甚少，因此，在她们中间开展“防艾”工作是重中之重。横县是广西４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记者近日走进横县，了解这里的性工作者“同伴教育”开展的情况。

    “同伴教育”需有责任心

    １１月２３日下午，横县服务娱乐场所同伴宣传教育员培训班第一次开班。记者赶上了这个特殊的培训班，教室设在横县卫生防疫站里。

    会议桌上，不仅摆着纯净水、水果和瓜子等食品，还有安全套、服务娱乐场所工作人员保护手册等。

    刚开始讲课没多久，坐在会议桌一端的３个“小姐妹”就互相埋怨起来：“你怎么叫我来这个地方？”“我不想听，走吧！走吧！”带着两个姐妹来到防疫站的“大姐”，只好跟着走了出去。过了一会，这３个人又回到教室，但小范围的吵闹声还是再次响起，她们又出门了，并再也没有回来。

    这个小插曲，明显影响了其他人的情绪，部分人的脸上出现了焦躁不安的表情。“她们中的一个小妹身体有点不舒服，出去看一下医生，没什么事的。”防疫站的一位医生赶紧解释说。

    原本通知来开会的“小姐”，只来了一半。来的人中，中途又溜掉了３个，教室里最后只剩下６个学员。她们中有来自发廊的、酒家的，有曾经做过“小姐”但现在已经不做的，也有正在从事“小姐”行业的，还有管着４０多个“小姐”但自己并不接客的领班。按照横县防疫站的说法，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铁杆”同伴教育员，“没有责任心的人也做不了这个事情”。

    培训班里热议“防艾”

    在课堂上，大家讨论气氛十分热烈。“艾滋病有几种传播途径？”工作人员问，得到的回答是“性、血液和打针”，工作人员马上纠正说，“打针跟血液传播是一回事，母婴传播才是第三种”。

    说到即将到货的安全套，一个领班突然冒出了一句：“有没有草莓味的？”这个问题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原来，她在前往防疫站之前咨询了姐妹们的意见，结果大多数人提出要草莓味的，因此她在培训班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防疫站工作人员传授戴安全套的技巧时，会议桌旁的“小姐”笑成一团，有的还用手捂脸，不好意思再看。

    成为同伴教育员，防疫站还可提供一定的补助。如每个月的同伴教育员工作例会，每人可以领到会议补助２０元／次；新找到一个来听课的姐妹可额外得到补助２～３元；从防疫站拿避孕套，可以得到最优惠的价格。

    到下午５时，培训班差不多结束时，一个手机铃声响起，接电话的领班提出尽快结束培训，因为她的酒店来客人了。

    就这样，在横县防疫站的一个咨询室里，“小姐”们在医生面前，没有遮掩地讨论自己的行业，讨论如何在特殊工作中预防艾滋病等问题。

    发套并不是默认卖淫

    横县卫生部门在１１月２３日上午刚与公安部门达成一致：不能以携带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当天下午，防疫站艾滋病防治科的卢灿健在培训班上对同伴教育员提出，让她们放心去发放安全套。

    为小姐们发放安全套，是不是就默认了她们的职业？同样的疑问，也困扰着“小姐”们。卢灿健解释了这个有点饶舌的问题：“不是说我们默认卖淫嫖娼，而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说，你发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没有问题。”大家都点头表示理解。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另一个场合，卢灿健这样向记者解释。现时还不能完全消灭“小姐”这个违法行业，如果艾滋病没有控制地在高危人群（如暗娼、吸毒人员等）中传播，将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因此，如何控制艾滋病在高危人群中的传播，就成了卫生部门一个必须的选择。

    “同伴教育”前路漫漫

    在说服自己之后，他们开始进入娱乐场所，寻找真正的“小姐”。“我们一进发廊说我们是防疫站的，有一件事情希望她们配合，但她们直接就把我们推出门外了。”卢灿健说。刚开始与小姐接触的时候，“小姐”心里有一种想法：我不承认，我就不是“小姐”了。

    在开始时，防疫站人员因此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后来，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就换了策略，先由男性进去探清楚这个娱乐场所是否有“小姐”，确认了，女医生随后跟进，跟“小姐”们聊天，这才逐渐取得一部分“小姐”的信任。

    现在走在横县的大街小巷，同行的雷庆华医生可以不断地告诉记者，哪家有几个“小姐”，是否配合预防艾滋病的行动等等。但这还只是他们进行同伴教育的一个开始。

    在艾滋病的“同伴教育”中，吸毒人群是一个重点“教育对象”。从事“同伴教育”的工作人员要想方设法接近粉仔，打进他们的内部。在横县，防疫部门已经在吸毒人群中开展了针具回收的“同伴教育”工作。通过“针具交换”（给吸毒人员免费提供针具，回收他们使用过的针具并销毁），阻断艾滋病蔓延。迄今为止，防疫站掌握的吸毒人员达３００多名，辐射的吸毒人群达１０００多人。

    发展“下线”全凭感情

    “今天又该到送针具下去的时候了。”１１月２３日，横县防疫站艾滋病防治科的小蒙看看日历告诉记者，那阳镇的小陈（化名）已经打电话来催几次了。

    装好针具，小蒙往那阳镇驶去。来接他的正是小陈。小陈说：“这次要２００支。”把针具和一些宣传资料给小陈以后，小蒙接过小陈递过来的纸箱，里面装的是回收回来的使用过的针具，这些针具稍后就要被集中销毁。将纸箱装好后，小蒙又发动车子往回走。这样的工作，小蒙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得做一次。

    小蒙说，开展针具交换同伴教育凭的全是感情。刚开始在横县开展“防艾”工作时，需要对全县的吸毒人员进行摸底，工作人员要首先去接触这些吸毒人员。一开始，当然遭到了粉仔的排斥或怀疑：“有这么好的事？不会是想套取我们的名字和资料好让公安来抓我们吧？”一些粉仔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吸毒，这时工作人员就只能以朋友的身份去接近吸毒者。久而久之，这些粉仔慢慢地就接纳了他们，有什么事情都会和这些工作人员说。

    这些粉仔很敏感，与他们交流得有一定的“窍门”。小蒙说，你不能批评他们吸毒或者为了找到毒资而去抢劫的行为是不对的，不能高高在上地教育他们，只能从朋友的角度劝告他们“不要与别人共用针具，这样容易传染艾滋病”。当你知道某个粉仔患上了艾滋病之后，还不能流露出半点歧视的样子。艾滋病防治科的另一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到一个艾滋病患者家里去做工作，这个病人对他很友好，在谈话间招呼妻子去买菜、杀鸡招待他。“这时你不能客气，如果推辞不吃的话，他们马上就会认为你看不起他，今后就会将你拒之门外。”所以，下乡和艾滋病患者吃饭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在无数次的交往中，工作人员终于获得了吸毒人员的信任，也在他们内部建立起了联络网。这些粉仔时常对他们说“你们救了我们半条命！”以前共用针具吸毒是司空见惯的，现在他们至少知道不能与他人共用针具，不然就有患艾滋病的可能。

    “卧底”粉仔风险重重

    在小蒙的帮助下，记者见到了专门负责针具交换的小陈和小韦。他们分别是有着１０年和１５年吸毒史的粉仔，承担针具交换的同伴教育工作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相信防疫站，他们一通知，我们就会来。同伴教育是好事，我们当然愿意干。”

    小陈和小韦在横县那阳镇的几个村都发展了固定联络员，其中有粉仔，也有毒品贩子。防疫站负责将针具送给小陈和小韦，两人再送给这些联络员。由于粉仔一天至少注射３次，多的甚至达七八次，所以他们每次领到的２００来个针具大约两三天就用完了。小陈和小韦只好这样三天两头地跑。按照防疫站的规定，他们让联络员作好记录，谁领了或当天领了多少都会登记。粉仔在拿针具时会将用过的废弃针具放在另一个纸箱里，再交上去统一销毁。

    “只有我们能找得到他们，如果是防疫站的人或其他人送下去，那些粉仔不会来领的，他们怕。”小陈说。小韦还告诉记者一个真实的事例：一个既是毒贩同时也是艾滋病患者的村民，在公安来抓他时用针筒抽出一管血，见人就扎，平时对陌生人更是排斥，只有他们这一帮“粉友”能接近他，所以不是“粉友”还真的打不进这个特殊的群体。

    “做这个（针具交换）主要是担的风险大。因为如果你在发针具时身上带有针具，一旦被公安发现，带去化验肯定就‘挨了’。”小陈告诉记者，只要一个星期之内吸过毒，就可以检测出来，这样马上就会被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所以每次他们都是在晚上悄悄出动，像打游击一样。小韦也补充说，有时候一些粉仔晚上毒瘾一犯，就会打电话来催要针具，他们只能立即送过去。

    针具交换任重道远

    针具交换工作是开展起来了，但是要完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现在的针具不好用，太钝了，现在很多粉仔都不愿用免费的针具。”小韦说粉仔宁愿花几十元买白粉，也不愿多花１元钱买一个针具。“宁明那边都是先问了粉仔想要什么样的针具然后再去订购，这样比较好。”

    同时，针具的回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现在针具的回收率只有８０％左右。一些粉仔领了针具后直接去买粉，注射过后就随手扔掉了。“因为如果带在身上拿到回收地点，很有可能会被公安发现，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一些粉仔就随用随扔。”小蒙说。

    两人还说了一个让防疫站始料未及的问题：现在很多粉仔都知道不能共用针具，但有时候毒瘾一犯就顾不得那么多，拿起别人的针具就用。而且，现在很多粉仔虽然不共用针具，但共用溶水（用来溶解白粉的水）。很多时候一帮人就在一个矿泉水瓶子里面抽水来使用。“如果只注射一次还好，如果需要注射两次的话在水里面洗针管什么的，就很容易污染了，现在很多的艾滋病就是这样传染的。”小陈建议：“要是一个针具能配一小瓶溶水和一个棉球，就更好了。”据了解，柳州已经在实行这样的方式了。

    “我们最想的还是戒毒！”小陈和小韦道出了所有吸毒者的心声，“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谁都不想被毒品误了。”他们都是多次“进宫”的人，但是由于戒毒措施单一，很多人出来后还是会复吸。采访结尾，记者从横县防疫部门了解到一个令小陈和小韦高兴的消息：新的戒毒项目明年将开始启动。
 
    在广西从事艾滋病治疗的医务人员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叫做无国界医生组织。它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技术出众、心存关爱，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走到了一起。

    ２００３年底，无国界医生组织与自治区卫生厅和区疾控中心合作开展了艾滋病关怀治疗项目，成立了艾滋病门诊，为南宁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提供完全免费的治疗。

    汇聚爱心的“小联合国”

    走进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艾滋病门诊，到处都洋溢着异国气息：身边不时会闪过金发碧眼的洋面孔，工作人员都用英语交谈，连门上的小便签都是用英文写的。记者看见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照片，记录着每一位在广西从事过艾滋病工作的外国医生。他们中有６０多岁的澳洲老太，也有医术精湛的法国姑娘，俨然一个“小联合国”。

    工作人员阿宋告诉记者，他为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已经多年，跟历任外国医生都有过接触。他说，许多医生为了援助工作，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上一任的驻华代表带着妻儿来到中国时，孩子才刚刚出生。等到他４年的工作期满准备回国时，孩子已经４岁了，能说一口中文。第二任项目协调员是６０多岁的澳大利亚老太太，期满后她又向无国界组织提出申请，再次回到了广西工作。

    阿宋作为翻译，曾跟着外国医疗小组到大山里给病人看病。一行人在瓢泼大雨里艰难爬山的时候，他会看着那一张张洋面孔暗自纳闷：这帮老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受这个洋罪？有一次，为了给一个刚出院的病人进行复诊，医生们先坐车，再坐船，最后步行爬山，倒了好几种交通工具才到目的地，结果病人还没找到。最后只得原路返回，第二天再去。无国界医生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阿宋，他辞去了中学英语老师的工作，跟着老外“一起干了”。

    一名广西医生的价值追求

    在广西的无国界医生组织里，有一张中国面孔。这位名叫陆国敢的广西医生是第一个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中国人。在艾滋病门诊里，有着３年工龄的他算是元老级人物。陆国敢告诉记者，他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全靠英语这个“媒人”。

    ３年前，另一个国际组织到广西来进行医疗援助，当时陆国敢还是一个县医院的急诊科医生，由于他的英语还能上得了台面，因此被抽调为随行翻译，跟着一群老外上山下乡地跑。

    那时候他跟随的是一位７０多岁的美国老医生，一个国际上治疗艾滋病的权威。老医生告诉陆国敢，在人类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非洲从事相关的研究了。在那里，他每天都跟病人呆在一起，为他们治疗、鼓劲。傍晚，他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泪流满面地告诉妻子，今天又有一些病人死去了。老医生的经历，让陆国敢震撼，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医生！随后，陆国敢一头扎进治疗艾滋病的学习当中，除了跟着美国老医生“真枪实弹”地干以外，他上网搜寻最新的外文资料进行自学，还到瑞士接受了专业培训，最终成为无国界医生组织接纳的第一个中国医生。陆国敢说，他曾经到一家国内知名的诊所去应聘，老板问他想要多少钱，他老实地回答说，自己对钱不是很在乎。结果，老板无情地抛出一个结论：对钱不在乎的人根本就没有价值。但是现在，陆国敢坐在无国界医生的诊室里颇为自豪地说：“我现在的工作就能充分体现我的价值。”陆国敢对记者说，看着身无分文的危重病人在接受免费治疗后渐渐康复，就很有成就感。他现在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病人来复诊时对他说一句“陆医生，我又长胖了５斤！”就能够让他的心情好上一整天。

    “防艾”需要乐观和坚强

    病人能从医生身上得到活下去的希望，同样，医生也能从病人那里得到许多东西。陆国敢说，从来来往往的艾滋病人身上，能看到人性中坚强、脆弱、乐观等很多面，让他常常陷入感动和反思中。他的病人中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刚到门诊时，她几个月大的孩子刚刚死于艾滋病，同样患病的丈夫情绪消极，已经自杀了好几次。但她每次出现在门诊时必定是满脸笑容的，她不像其他病人那样忙着追问自己还能活多久，而是跟医生护士畅想病好以后该干些什么。其乐观的态度给陆国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采访中，陆国敢提到，他相信坚定的意志力能让一个人变得坚强，从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也是他从一个病人身上学到的。那个病人因为吸毒而感染了艾滋病，弄得妻离子散，家里只剩下一个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在艾滋病门诊接受治疗的期间，他曾多次复吸，治疗无法再进行下去。最后一次，陆国敢把他送到车站，对他说，如果不能戒毒，那谁也救不了他了。凭着经验，陆国敢当时认为，在病魔和毒品的双重侵害下，这个病人活下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将近一个月以后，那个病人又出现在诊室里了。他告诉陆国敢，那天在车站与陆国敢告别后，他回家了，当时天快黑了，他踏进家徒四壁的屋里，一眼看见身患严重肺炎的老父亲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已病入膏肓的模样。当时他突然想到，如果自己也死了，那这个家就真的完了。于是，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艰难地克服了毒瘾，重新回来治疗。

    陆国敢告诉记者，像其他外国同行一样，他现在也有心理危机。长期跟艾滋病人打交道，心情难免会抑郁，前几天甚至梦到自己也被感染了。不过，他有一个调整心态的法宝：练太极拳。

    另外，深入接触艾滋病后，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招数”不够用了，需要充电。

    但陆国敢说，目前他还不会离开现在的岗位，因为手上还有不少病人，自己走了，丢下他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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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国界医生组织于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巴黎成立，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组成的国际性的志愿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他们不分种族、政治及宗教目标，为受天灾、人祸及战火影响的受害者提供援助，资金主要来自私人捐助。

    目前在世界各国共有几千名志愿人员，包括医生、护士、麻醉师、实验室技术人员、后勤人员、助产士、行政人员等。

    １９９９年，该组织因“一直坚持使灾难受害者享有获得迅速而有效的专业援助的权利”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