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和历史的诸多原因，云南一直处在禁毒斗争的前沿。从“金三角”越境的毒贩将云南视为毒品的重要通道，在云南4000多公里边境线上，禁毒与贩毒的较量时刻在进行着。毒品贵比黄金，在暴利的驱使下，一些铤而走险、前仆后继的毒贩甚至喊出了“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口号。可以说，云南牵动着整个中国的禁毒形势。近日，记者在前往“金三角”了解毒源之前，为了加深对毒品危害的认识，首先采访了云南的一些戒毒者。
　　
　　 ■80岁老婆婆探视18岁外孙
　　
　　 距昆明市区23公里处有一片占地3000亩的建筑，这就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昆明市强制戒毒所。目前在所人员2500名，年收治量6000名。此外还附设自愿戒毒中心，年收治1000人。戒毒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从11岁到60多岁，其中18岁至35岁的占75%，女性占25%，目前的成分以农村流动人员等低收入、低教育程度者为多。自1989年底成立以来，累计收治4.7万人次。这里实行封闭式管理，戒毒过程分三步：药物脱毒、心理治疗、劳动康复。
　　
　　 从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楼下的操场，有不少男女强制戒毒人员正在进行队列训练，他们的正步走已经相当整齐划一，旁边的一处工地则有不少人在搬运土方。记者发现，有个年轻消瘦的女子一边抬土，一边不停地吸烟。管理人员说：“她‘中毒’很深，现在摸不到毒品，香烟就常常不离手。你相信吗，她在吸毒以前，并不会吸烟。”
　　
　　 从一个大棚式会场传出《一条大河》的合唱声。走过去看到，足有数百名男女坐在地上学唱歌曲，同时，医务人员在给戒毒人员依次服药。
　　
　　 刚巧赶上探视时间，记者看到一些家属正在门口排队办理手续。一位饱经风霜的乡下老婆婆，背着小包袱也在排队，她已经80岁了，眼睛见风流泪，是来探望18岁的外孙子。宽敞的探视大厅里，围坐在一张张小桌旁的有情侣、夫妻，也有长辈看儿女的，桌上都堆放着各色食品，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里，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
　　
　　 ■当过兵的重度成瘾者
　　
　　 在自愿戒毒区，穿着运动服的男女戒毒人员正在大娱乐室里打牌、打麻将、打乒乓球或台球，气氛轻松。这里的人可以在小卖部刷卡购物，营业员讲，每天的营业额约两千元。台球桌旁有个从台湾台中来的年轻人，他伯父是在昆明做生意的台商，听说这里戒毒效果好，就把侄子从台湾送到了这个戒毒所。
　　
　　 一名面色黑黄的30岁男子并不隐讳地告诉记者，他以前是野战军的士兵，身体很棒，而吸毒已经使他的体重掉了20多公斤。十年来他已8次进强制戒毒所，7次进自愿戒毒中心。曾经好了八年的女友离开他，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他说：“是我赶她走的，因为我不是正常人，活像个鬼，整天黑白颠倒，我不想害她一辈子。”由于他注射毒品成瘾，所以要彻底戒掉非常难。问他毒瘾发作时究竟是什么感觉？为什么就不能控制自己？他说：“比你最大的病痛还难忍！精神上完全被毒品控制了。”他说，我现在总劝告朋友千万不要吸毒，但我却难以自拔。
　　
　　 据这名吸毒者讲，“圈内”有个陷阱，见到刚从戒毒所出来的，都会让你“了个心愿”：最后再吸两口，从此告别毒品。结果一吸，毒瘾又犯了。
　　
　　 ■拿过金牌的红衣少女
　　
　　 戒毒所有一支20多人的业余演出队，当天他们正在小舞台上排练，乐手和演员都是戒毒者。他们表演了蒙古族舞蹈《天堂》和劲舞《生命之光》，其中有位红衣少女舞姿轻盈，引人注意。记者深感意外地得知，她曾经是省体操队的主力队员，在全运会上拿过两枚金牌。表演结束后，她告诉记者，自己毕业于上海体院运动心理学专业，本来生活和事业一帆风顺，但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好奇地第一次尝试了毒品，从此人生逆转。她不愿透露姓名，那张青春的脸上和一双大眼睛里，带着黯然和游移。她还清楚地记得在合肥那次全国比赛上自己获得平衡木金牌的情景，当时的得分是9.775。
　　
　　 她说，现在跳这么两个简单的舞蹈就感觉很累，身体素质真是大不如前了。
　　
　　 这支表演队的舞台艺术指导名叫文海风，27岁，父母都是当年支边的有志青年，对他这个独生子也寄予了厚望。他从舞蹈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民族歌舞团做专业演员，但他却在最宝贵的艺术年龄沾上了毒品，这是他第二次进戒毒所了。他沮丧地说，吸毒已经使他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专业演出的水平。
　　
　　 ■做过会计和导游的社区学员
　　
　　 昆明市中心有个金碧社区，这里的人们营造了一种家庭式宽松和谐的戒毒环境，称戒毒人员为“学员”，摒弃了说教式的方法。以往吸毒人员在他们的小圈子里交流的是怎么买毒、吸毒，谁吸的量大、技巧“高明”……而在社区中心，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交流的是怎么戒毒才有效。说假话是吸毒人员普遍的心理特征，在这里专门鼓励他们讲真话，哪怕是说“我昨天又吸毒了”这样的真话，得到的也不是鄙视，而是鼓掌。
　　
　　 坐在记者旁边的邹敏是云南财贸学院本科毕业生，当过学生会主席和篮球队的核心后卫。她还记得1994年年底在一家餐厅，6个朋友聚会，有人递给她一小包东西。她尝了第一口，被呛；第二口，闭着眼睛吸了进去；第三口，头发昏；到第四口，她尽管摆手，但已经失去了自我控制。毕业后，她做过会计和导游，挣的钱都买毒品了，还不够，又向亲友借。已经两次进强制戒毒所，一次被劳动教养。她说：“那种后悔的感觉说不出来，只有吸毒者自己心里知道。庆幸的是我住在金碧社区，这里的人没有歧视我们，他们是我们可以诉苦的人。”
　　
　　 她坦率地讲，尽管已经坚持戒毒了一段时间，但是对自己今后彻底戒掉只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33岁的邹敏说，对于成家她不敢想，现在只想能找个稳定的工作。
　　
　　 ■开过时装手袋店的女居住者
　　
　　 设在昆明市日顶村的中美合作戴托普康复中心与金碧社区有异曲同工之效。记者来到的时候，“居住者”们正在进行一场集体谈心，围坐在一起的40多人大都相当年轻，他们觉得在这里能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吸毒者普遍有强烈的孤独感，而在孤独中与自己的毒瘾抗争是很困难的。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他们一旦走出康复中心，往往会面对社会和亲朋的不理解，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人们疏远他们，从而使他们愤恨社会，自暴自弃，很快又回到吸毒者的小圈子中间，掉入复吸的泥潭。这也是复吸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大约11点钟，有几个人起身离开了座谈会场。我以为他们不感兴趣，跟着他们来到宿舍区，才发现他们是到厨房动手为大家做午饭。他们是厨房组的成员，在这个中心，除了医疗专家之外，没有聘用任何管理或服务人员，所有事务都由“居住者”各司其职，自己料理。每人每月缴吃、住费450元。我试着问一位正在切菜的女居住者的情况，她马上很大方地说：“我叫吴艳。以前在昆明市的黄金地段开时装手袋店，沾上毒品后把几年的生意都赔进去了。家人希望我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将来像个完全正常的人一样重返社会。”从她平和的语气里可以觉出一种信心，而战胜自卑，对于一个曾经吸毒者来说是个很可喜的开端。
　　
　　 记者看到，这里的一切井然有序，从值班台、事务组到各宿舍，气氛祥和，墙上贴满了各式壁报、格言和心得，有几个青年男女在走廊尽头伴着吉他唱歌，让人感受到一种健康积极的团队精神。中心负责人说，这里采取鼓励大家上进的激励机制，刚进来的人分到清洁组，根据康复情况逐步提升到厨房组、事务组、领班、组长、协调员，直至在所属企业上班的工作人员。
　　
　　 戒毒者们贴在宿舍墙上的格言让人看到了希望：“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面是晴空。”“过去属于死神，未来要靠自己。”“我们的坚强与自信，是在与毒瘾的抗争中上演。”……
　　
　　 在离开云南的飞机上，望着下面新兴的市区和郁郁葱葱的土地，我不由地又想起了这些被毒害的男女们，他们本来拥有与我们一样的生活。昆明戴托普康复中心一位外籍专家的话让我难忘：“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进了监狱，有些人仍然依赖着药物，也有些人康复了，重新融入了社会。希望就存在于你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