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恐惧出现的就是焦虑和抑郁等一系列负面情绪和感受，这对于忍受着绝症的患者来说无疑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试着去理解安乐死）。有没有能够让患者——那些已经被诊断活不了多久的、那些侥幸逃过一劫但却依旧萦绕着死亡梦魇的人——缓解死亡焦虑的手段或方法？

　　本文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帕姆·萨库达在55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快死了。她在结肠肿瘤切除手术后不久，知道了医生对她的死亡宣判：结肠癌四期，癌细胞扩散，她只剩下6至14个月生命周期。

　　为了延缓发病速度，萨库达开始每天长跑几公里。即使在她治疗最难熬的阶段，也没有放弃跑步。萨库达是个乐观，会说话，品格好的老太太，她在2006年11月去世，远超预期，她多活了四年。但在她迈过第十四个月，焦虑和抑郁接踵而来。随着她一天天接近死亡，她的生活越来越灰暗。萨库达的丈夫，诺伯特·利辛格，是这样解释的：“当萨库达走过‘死亡终点’后，她开始断猜测‘我到底会在哪一天死去？后来甚至发展到我们都不能安排日常活动，因为我们不知道帕姆那时候是否还活着——连一场音乐会，一次朋友聚餐都不敢轻易安排，谁知道那时候她还在吗。”何时死亡会降临成了老夫妻生活中最担心的事，他们的焦虑也在与日俱增。

　　就在萨库达的担忧日益加剧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港口医疗中心的精神科医生和研究员查尔斯·格罗布正在领导一项研究——通过提取一种“迷幻蘑菇”中的活性成分，用于试验治疗晚期癌症患者的死亡恐惧。在萨库达去世前的22个月，萨库达成为格罗12个研究对象之一。这项研究在2008年结束（2011年在《普通精神病学文献》上发表）。结果表明，使用迷幻剂治疗疾病可以安全有效地减少患者对死亡的不安和抑郁。

　　对致幻剂缓解死亡之苦的神奇力量大感兴趣，并为之痴迷的研究人员并非只有格罗布一人。麦克莱恩医院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是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培训医院，其综合精神病学实验室的主管约翰·哈尔彭博士也曾经尝试使用MDMA（又名摇头丸）来缓解两名4期癌症患者的临终焦虑。还有两项在临终患者中使用迷幻药的研究正在进行；其中一个病人在斯蒂芬·罗斯领导的纽约医学院，另一个在罗兰·格里菲思在的霍普金斯湾景医学中心。罗兰·格里菲思已经在22名癌症患者身上使用了裸盖菇素，并期望样本可以扩大到44人。格罗布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告诉我，“虽然这项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尽管这些研究显示出了巨大的前景，但是格罗布和其他临终关怀领域的研究人员在展望未来时都很谨慎，并尽可能与1960年代划清界限——当时有很多人都迷信迷幻剂，并将其用于有争议性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蒂莫西·利里领导的裸盖菇素项目。格罗布称60年代致幻剂的猖獗使用是一种“失控”。格罗布表示他们当前的研究在可控范围内，并且希望成为利里的反面。”哈尔彭也十分赞同。他告诉我，他们都是严肃的科学家。

　　综合考虑萨库达的诊断书和其他器官的健康程度，她成了格罗布的合适研究对象。自2005年的1月开始，格罗布和他的研究团队给萨库达进行了各种心理测试。其中包括贝克抑郁量表和Stai-Y焦虑量表，以确定萨库达心理状态的基线指标，同时排除严重的精神疾病。格罗布说：“我们需要的是心理健康的人。他们的抑郁和焦虑不能是因为心理疾病。”相反地，焦虑和抑郁是对重大灾病的生理反应。

　　萨库达将接受了两个疗程。一个和迷幻药有关，另一个和烟酸（利维坦注：也称为维生素B3，或维生素PP）有关。烟酸是一种有药力的安慰剂，服用后可能会出现面色潮红。这次治疗将采用双盲设计，这意味着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萨库达都不知道她将服用的胶囊里是什么成分。第一个疗程的第一天，萨库达被带到一个已经用鲜花和流苏重新装饰过的房间（以便能更好地营造出舒适的环境，而不是医院里那种冷冰冰的感觉）。她吞下胶囊后躺到床上，安静地等待药效发挥。就像研究人员对待所有受试者那样，格罗布请她从家里带来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让治疗室变得个性化，常常可以提示患者去思考深爱的人或者重要的生活事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兰·格里菲思如是说。

　　哈尔彭说：“我觉得这有点愚蠢。但我们的设想是，在迷幻药物的帮助下，人们能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物品。它可以帮助你找回回忆，也能促进反思。它可以是一块试金石，也能是你思考的基石。”

　　格罗布回忆说，萨库达带来了几张亲人的照片，每当她躺在床上时就会把它们抓在手中。格罗布和他的一名研究助理在为期六到七个小时的疗程中，一直陪伴着她。萨库达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日或数周中，她将和格罗布和他的团队会面，一起面对在治疗室中即将发生的一切。萨库达被黑色的眼罩盖住了，她被鼓励着望向黑暗深处。她还戴上了耳机，音乐随之涌入——河水奔流的声音、甜美的断奏、深沉的鼓声。每个小时，格罗布和他的工作人员都会对萨库达进行检查——就像他们对每一位受试者所做的那样，询问是否一切都好，并为她测量血压。有一次，格罗布发现萨库达戴着眼罩哭泣起来。后来，萨库达向格罗布透露，这是因为她体会到，当她死去时她的丈夫诺伯特会有怎样的感受，忍不住哭泣。
 

　　格罗布的这些布置——眼罩、怀旧物品、充满神秘感的音乐、花香以及飘逸的流苏，都取材于由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一位出生在布拉格的一名精神科医生，也是临终病人迷幻药研究之父。60年代中期，致幻剂、大麻，以及“感恩而死”乐队的死忠歌迷之类的字眼儿还没有改变美国的面貌，致幻剂也还不是非法药品——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自然就不会迫不及待地想去大嗑一通。在巴尔的摩附近的春天园林州立医院里，格罗夫开始在癌症患者身上使用致幻剂，并记录它们产生的效果。

　　格罗夫对致幻剂疗程均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在他据此写成的各种论文和书中，他是这样描述的：在LSD（麦角二乙酰胺，一种致幻剂）或DPT（同为致幻剂）的影响下，癌症病人临死前的恐惧得到缓解一——这种效果不仅局限于致幻剂疗程，还能持续到后面的数周甚至数月。

　　直到社会文化的发展逼停罗格夫为临终病人设立的致幻剂疗程——为了追求快感而吸食致幻剂导致了禁毒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禁毒法规的诞生。（理查德·尼克松在一句名言中称蒂莫西·利里是“美国最危险的人物。”）由于致幻剂研究的资助日渐枯竭，格罗夫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开发可连接较高级别意识状态的替代性方法。几十年后的今天，格罗布和他的几个同事感到，或许他们可以重新审视格罗夫的方法和成果，并且不用担心自己的声誉受损。

　　诺伯特·利辛格还记得在第一个疗程后，他从医疗中心接回的妻子。他惊讶于这个曾经愁容满面的女人现在“仿佛由内而外透出光彩。”在帕姆·萨库达去世之前，她曾在视频中这样形容她服用裸盖菇素的体验：“我觉得许多情绪涌上心头……它们就像是有形的东西，”萨库达说，当目光直视镜头时，“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所有的一切先是聚集在脑海，不断浮现在眼前，然后……它们渐渐散去。我开始尝试用另一种眼光看问题……我开始意识到，所有这些消极的恐惧和愧疚都是累赘……妨碍我充分享受我当下的健康。”萨库达补充说，在迷幻药的作用下，她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当下”是她拥有的一件最美好的礼物。

　　在萨库达接受迷幻药疗程两周后，格罗布再度对她进行了抑郁和焦虑评估。总体而言，所有受试者在治疗后一个月和三个月时的焦虑量表评分“均显示焦虑程度持续降低”。研究人员在《普通精神病学文献》中写道，他们还发现，在第六个月的随访时，受试者们的贝克抑郁量表评分显著下降。格罗布告诉我，“与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的研究相比，我们给予受试者的裸盖菇素剂量相对较低。然而，即使在这样适中的剂量下，它依然足以缓解临死前的沮丧和恐惧。”

　　劳里·雷默今年48岁，是成人发病白血病的一名幸存者。在患白血病之前，她是个麻醉师，也是忠实的不可知论者。她只认可“有效性”和“可靠性”，这是她寻求真理的科学方法。雷默回忆起那一个改变了很多事情的早晨：她精疲力竭，她的腿撞到栏杆，苍白的肌肤上出现了一片淤青。这时她意识到什么事情不对劲。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是各种检查和骨髓活检，她在通向康复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前途未卜。雷默告诉我，她以为她会死去。

数百种真菌（包括裸盖菇属）可产生裸盖菇素。裸盖菇和相关种在某些文化中被合称为“迷幻蘑菇”，在美洲土著的宗教仪式中使用了数千年。

　　雷默从白血病的魔爪下逃过一劫——换言之，她进入了缓解期——但疾病和曾经难以忍受的骨髓治疗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和深深的恐惧。总害怕不知道哪一天癌症会卷土重来，这让她难以去享受生活中的任何喜悦。疾病潜伏在每一个角落，等待着将她拖入深渊。雷默说：“在死神来临前，我并不怎么害怕。反而在进入缓解期后，我对复发和死亡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和焦虑。”

　　在这样的情绪下，2010年5月的一天，雷默了解到格里菲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的研究。多年来，格里菲斯一直在研究裸盖菇素对健康志愿者起的作用。他希望弄清楚特定剂量的药物能否人为地引发神秘状态，就像圣女贞德以及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格里菲斯表示，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已经确定了理想的剂量范围——20至30毫克的裸盖菇素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发“神启状态”，还可引起志愿者在态度、情绪和行为上发生持续积极的变化”。在接下去1到14个月的随访中，他发现受试者的状态评估越来越好，对于“死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以及“我的死亡不能否定我的存在”的阐述，认可度在增加。

格里菲斯指出：“体验过超然物外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往往大为减少。”在参与裸盖菇素研究后，（该研究2011年发表在《心理药理学杂志》）94%的受试者表示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五个经历之一；有39%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经历。

　　为了了解在临终病人身上是否也有一样的效果，格里菲斯开始设计新的疗程。在第一疗程中给受试者使用更大剂量的致幻剂（比格罗布使用的药量大），第二个疗程中，给不同的受试者使用不同的剂量。因为试验还在继续，格里菲斯没有给出他使用药物的具体剂量。不过他说“癌症研究中，剂量的选择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研究数据得出。”

 

 

　　2010年9月底，劳里·雷默接受了第一剂裸盖菇素。她说：“整个疗程我几乎一直在哭。”三周后，她回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第二剂治疗。她回忆起那是一个很可爱的房间，有着大大的毛绒沙发。格里菲斯走进来，向她问好。雷默带来了孩子的照片以及一些父亲的遗物。在吞下裸盖菇素胶囊后，雷默和两个试验随同人员一起坐了下来，翻看她带来的物品。她讲述着每个物件背后的故事，等着药效发挥，来评估当时的心理状态。她告诉我：“然后一切就这么自然地发生了。我一开始坐在沙发上讲述我带来的女儿的婴儿毯，后来仰卧躺了下去。他们调暗了灯光，给我戴上了眼罩和耳机，音乐开始流淌进我的耳朵——暗黑歌剧，合唱音乐，神秘主义音乐。那还有一碗个头大又多汁的葡萄。”雷默说，她现在依旧能回忆起那丝丝清甜与清新。还有那嵌在果肉中的小小果核。

　　药物一生效，雷默就躺在那里，思绪随着音乐起伏。雷默说当时她的回忆就像是很多间房间，她能够轻松地进出房间。其中的一个房间里有当她患上白血病时，父亲的悲伤。另两个房间里有母亲和孩子们的悲伤。再打开一扇房门，里面是父亲抚养她的点滴。“我能够透过父亲、母亲，以及孩子们的眼睛看他们看到的事物。我能够感受在我生病以后他们的世界。”

　　雷默在上午9点左右服用了裸盖菇素，效果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前后。当晚回到家，她睡了一个很久没有过的好觉。黑暗终于放弃继续恐吓她，她愿意让自己沉睡——不是因为知道自己会醒来，而是因为“沉睡”本身已经不再可怕。她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她不再那么害怕死亡。她说“我现在有许多清晰的认识：死亡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过程，一条通向其他世界的路，另一种存在的方式罢了。”

　　在雷默接受了裸盖菇素治疗后，她和丈夫分居并最终停止了求医。她开始有规律地冥想打坐，还买了一套房子。“我听说，像我这样的白血病，即使维持在缓解期，最多也只能再活15或20年。这就是我的死亡判决书。但我相信，在我死后，又是一个新的篇章。”

　　研究人员承认，目前尚不清楚为何裸盖菇素降低人们死亡焦虑的效果并不局限于疗程期间，而是可以持续数周乃至数个月。“这仍是一个谜，”格罗布说。“关于为什么致幻剂可以减轻死亡的恐惧，我确实还没有全面和明确的答案。但我知道自古以来，经历过精神创伤的人们能从新角度看待自己和世界。正因如此，他们能够换一个角度对待自己的死亡。”

哈尔彭说，“使用致幻剂后，你会感觉有一个远比你还要庞大的实体存在，光芒万丈。而你只是它的一部分。爱是无限的可能，所有这些认识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听我说，你绝不会忘记从现在开始的六个月。当死神来临时，这些经验给你带来新的希望。”

　　如果裸盖菇素能可靠地改变人生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成千上万吸食迷幻菇的美国人没有这样深刻的体会？格罗布解释道，这些研究除了具备严格控制的环境并提供了研究人员陪伴的机会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受试者早在服用药物之前就已经期盼着获得解脱。“不同于瘾君子，我们提前对可能获得的经验进行了处理。”格罗布说：“我们一开始就明确表明我们希望试验能够有疗效，他们可以减轻焦虑和抑郁，能坦然地接受死亡。”换句话说，受试者们将接受一次全新的体验。格罗布表示，在这种设定下，裸盖菇素是一种“存在主义药物。”

　　尽管有了上述长篇大论的解释，癌症缠身的患者在服用一次胶囊后，可以在数周乃至数月里，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这个现象仍然令人费解。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项英国的近期研究，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开其中的谜团。在这项研究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精神科医生戴维·纳特和他的团队使用磁共振成像对服用裸盖菇素的健康志愿者进行了扫描，以期“捕获从正常清醒的意识状态向迷幻状态过渡的过程”。研究人员发现，伴随摄入裸盖菇素而产生的“无拘无束的意识”状态与大脑中负责整合感觉和自我感知的区域发生失活相关。纳特解释说，在抑郁者中，其中一个区域，即前扣带皮层过度活跃，而裸盖菇素可将其关闭。纳特正在策划一项新的研究，他打算让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服用裸盖菇素，并观察该药物能否缓解抑郁症的某些最顽固的症状。

研究人员发现，伴随摄入裸盖菇素而产生的“无拘无束的意识”状态与大脑中负责整合感觉和自我感知的区域发生失活相关。

　　也许终末期癌症患者能够持久地受益于裸盖菇素正是因为他们与研究人员们一起一次又一次地重温了药物带来的体验，并藉此改变了大脑编码积极记忆的方式。该现象与其他记忆的工作原理颇为类似；当我们想起香气扑鼻的东西时，大脑中的嗅觉神经元开始波动；当我们想着跑步时，运动皮层开始运转。假如是这样的话，仅仅通过回忆的旅行就可以重新唤醒原来的神经关联，令人再度体验到那时的洞悉、感悟和希望。

　　由于格罗布和其他致幻剂研究人员很小心，使他们的科学工作规避了1960年代的阴霾，他们与致幻剂的倡导者，美国致幻剂多学科研究（MAPS，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斯）的执行理事里克·多布林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多布林并不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公共政策学位——却以将致幻剂合法化运动为己任，期望这些药物可以处方用于“多种临床适应症”，多布林说，此外，“这些药物还应适用于疾病之外的情况，如成长、灵性以及夫妻咨询等等。”

　　尽管立场不同，但MAPS与研究人员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例如，多布林已经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批准，采用健康志愿者来研究MDMA的心理学效应。他将选择参加MAPS项目的治疗师作为受试者，并教会他们如何在整个迷幻之旅中引导客户。多布林还曾与瑞士研究人员彼得·加塞尔博士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在因危及生命的疾病而饱受焦虑困扰的受试者中，LSD辅助心理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罗格布说：“里克·多布林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他更像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们需要通过严谨和控制下的科学研究来证实这些药物的疗效，才能继续获得资助。”更广泛地宣传这些临终致幻剂研究可能有益于所有人，研究人员说。“如果保险公司得知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许他们会对我们现在进行的研究更感兴趣。”格里菲思继续说：“当人们都不再畏惧死亡，他们就不太可能会为了苟延残喘而耗费巨额的社会成本。在经历过这样一次超然的体验后，绝症患者对死亡的恐惧感往往大幅降低，也就不再迫切地想要去尝试所有可能的医疗干预。相反，他们会将兴趣放在余生的生活质量以及死亡的品质之上。”

　　格罗布想象，在依旧十分遥远的未来里，濒死者可以在临终关怀中心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的辅助下接受裸盖菇素治疗。多布林问：“为什么要局限于濒死者？如果这种强大的干预可以用于年轻的成年人，他们就可以早早地从中获益。”曾接受裸盖菇素治疗的受试者均报告，他们对自己的余生更为珍惜，对自己在生命循环中承担的角色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更加积极地生活，不愿自己再虚度时光。“年轻人面前还有大把大把的人生，想象一下，要是他们也能获得这种疗法，”多布林说。“想象一下他们可以创造出怎样的生活。”

如果精神抑郁的患者可以，那么不得不终日将自己幽闭于阿普唑仑（Xanax）药瓶四处散落的狭小室内的广场恐惧症患者又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戴维·纳特可以在英国证实裸盖菇素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疗效，FDA是否会考虑批准其使用？假若这已经发生，我们将处于怎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如果说，终末期癌症患者可以使用这种疗法，那为什么不能给某个年纪，比如说75岁以上的所有人使用？如果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可以，那么生活被慢性疼痛搅得一塌糊涂，只是症状不那么明显的那些抑郁患者为什么不行？如果精神抑郁的患者可以，那么不得不终日将自己幽闭于阿普唑仑（Xanax）药瓶四处散落的狭小室内的广场恐惧症患者又为什么不可以？

　　哈尔彭对这个理论上的未来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不能看到裸盖菇素用作药物的希望。他说：“这里面无利可赚。哪个制药公司会投资数百万给一种广泛存在于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物质？”格罗布的反应则更为实际，他提出，在我们从理论上构想出来的未来里，裸盖菇素这类药物只适用于已经走投无路的患者。他说：“有很多不错的方法可以治疗抑郁症，对焦虑症亦然。裸盖菇素之类的药物，或者说裸盖菇素本身，只应该用在那些已经没有其他治疗方案可选的患者。”

　　此外，格罗布告诉我，科学家们仍处在这项研究的早期阶段。“12人，”他说的是目前的研究规模。“一项只有12名参与者的研究当然不够有说服力。”然而，在跟他交谈时，你总能感到某种兴奋的意味。“我们发现癌症患者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对自我的整体认知变得更加积极。”他告诉我，他期待着格里菲斯和罗斯公布他们的研究数据的那一天。格罗布说，“从他们看到的成果来看，实验非常成功。”也许，我们并不需要确切了解裸盖菇素的作用机制，只需要利用它就好，正如哈尔彭所说的那样，“当化学、肉体和灵魂凑在一起，会触发奇妙的魔法，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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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伦·史莱特是《打开斯金纳的箱子：二十世纪杰出的心理实验》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