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药物戒烟的环环套。现代医学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将药物的有效成分纯化。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赛特纳（Friedrich Serturner）从鸦片中分离纯化出第一种生物硷，标着一个新时代的突破。赛特纳以希腊睡神摩耳甫斯（Morpheus）的名字命名这一物质为吗啡（morphium）。在对这一新药缺乏临床经验的情况下，吗啡很快被当作治疗鸦片毒瘾的药物，并代替鸦片治疗各种疾病。吗啡注射的镇痛效果如此迅速，加上医学界普遍认为吗啡无不良副作用，导致很多病人不知不觉患上了严重的“药物依赖”。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1ˉ1865），双方的士兵都因战伤而接受吗啡治疗，以至於吗啡瘾後来被称作“行伍病”或“战士病”（布思，1999，p.92）。大洋彼岸的中国，则在同治年间（1861-1875），由东南沿海进口吗啡，当作戒烟药。
　　
　　当时在中国行医的西医很多都是医疗传教士，对西医来说，帮助中国人戒烟可以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没有成例可参考，只能临床摸索。最初曾用稀释的鸦片水和樟脑、金鸡纳霜等调配饮剂，其性质有点象今天用含尼古丁的口香糖戒烟一样，通过药量递减的方法最终消除烟瘾。吗啡被引进後便倾向於用这种“特效药”戒烟，在全世界仍沈浸在与吗啡的蜜月期的时代，传教士医生戒烟处方中的剂量和用法必然受到了当时医药学的影响。助人戒烟的好意，却赢得了贩毒牟利的口碑，教会与吗啡的关系因此被形容成“耶稣鸦片”。
　　
　　1874年，药剂师莱特（Alder Wright）在寻求一种更有药力而不致瘾的吗啡代用品的过程中，发现了四乙基吗啡，即後来以德文“英雄的”（Heroisch）一词为字根而称作“海洛因”（heroin）的物质。人类的悲剧再一次重演∶很快，海洛因也被用作克服吗啡毒瘾的药物，并被制成镇咳糖锭、片剂或甘油糖浆大量上市，取代吗啡，从西方传到东方。但是因为吗啡的先例，教会没有再次介入海洛因的滥用。吗啡之所以能够“戒烟”，是因为它的毒性比鸦片大；而海洛因之所以能够“戒吗啡”，也是因为它的毒性比吗啡更大。“耶稣鸦片”的悲剧，与其说是传教士的失误，不如说是全人类的悲剧。
　　
　　二、传教士们的警觉和劝导。与毒品受害者零距离接触的医疗传教士中，仍有很多先知先觉的人物∶1878年，福州美以美教会医院的柯为良医生（Dauphin William Osgood）撰文揭示了市场上所谓“戒烟神药”的药理成分；圣公会传教士梅登垦（Duncan Main）在尝试用吗啡治疗鸦片患者的过程中，很快就发现其害而停止使用，并在1890年的传教大会中与伦敦会的杜德珍医生（John Dudgeon）一起提出严格管制吗啡的使用。但因为医学界对吗啡的毒性莫衷一是，与会者很难在一个传教会议中达成共识。虽然杜医生的提议未能通过，但他却多次在《万国公报》（The Global Magazine）上用中文宣传吗啡的危害，甚至挽救了一场大灾难∶在那个连清朝外务部也轻信“吗啡药针刺入肌肤，以抵烟瘾”的时代（冼波，2005，p.74），国家重臣李鸿章曾考虑效仿美国军医那样订购大量吗啡，治疗伤兵，杜医生上书力陈吗啡之害大於鸦片，成功说服李鸿章取消这项计划（黄智奇，2004）。
　　
　　三、“福音戒毒法”的果效。在华的医疗传教士比一般医生更早意识到一个痛苦的现实∶没有快餐式的戒毒药或戒毒法。接触中国的鸦片烟民越久，传教士就越感到医疗效果的局限性，有关药物戒毒的乐观报导也越来越少。虽然普通民众仍象迷信中医“秘方”一样迷信来自西方的“特效药”，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医生表示，戒除鸦片主要取决於患者的节制与决心，只有“大医生”的全能才会带来完全医治。戴德生早在宁波行医时，就特别强调迫切祷告的重要性；创立内地会以後，他那救助华人挣脱毒瘾的心愿感染了很多同工，因此内地会戒烟所的增幅居众差会之冠∶1876年只有2家，1885年有8家，1886年13家，1893年28家，1905年达101家，其中71家在山西（同上，p.102）。除了注重祷告之外，内地会也比其他差会更善於调动与中国信徒领袖的互动与合作。山西戒烟所的迅速发展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在太原带领秀才席胜魔信主後，席在不服药的情况下、单靠耶稣的大能戒除了鸦片，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设立“天招局”，协助同胞戒烟。传教士极其尊重和信任他的才能，把助人戒烟和牧养信徒的责任都移交给他，退居二线，只负责顾问、後勤的工作。因此内地会在山西的成就比一般的西方差会果效更好。
　　
　　“福音戒毒法”被很多後世的中西基督徒沿用。1966年，一位刚满20岁的英国音乐教师潘灵卓（Jackie Pullinger）带着100港币来到国际毒枭聚散地九龙城寨，在肮脏恶臭的“白饭街”（白饭即海洛因的别称）建立了一家青年俱乐部，她不靠美散痛或其他替代药物，而是单单依靠对上帝和吸毒者的爱举办福音祷告会。因她的事工，潘灵卓被《南华早报》誉为“香港的德兰修女”。另一位致力於戒毒工作的刘民和牧师，个人经历与席胜魔牧师较接近。2004年，笔者有幸聆听了刘牧师的布道会，从而得知刘牧师的戒毒秘诀不是“以毒攻毒”（如清政府以国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医学界以吗啡戒鸦片），而是“以‘独’攻毒”。因为刘牧师在被毒品辖制的十来年中，曾尝试过无数种戒毒法，都不能根除毒瘾，最终却在晨曦岛上靠着向“独一真神”的祷告，不仅戒掉了烟毒，也解除了“心毒”，冒着被黑帮报复的危险，在台湾、香港、缅甸、泰国各地建立了一个个“以独攻毒”的戒毒村。
　　
　　四、关键是解除心毒。中国虽然在建国後的几十年里成功维持了一个无毒品的真空社会，但是，一旦改革开放，自由经济的发展马上带来了吸食新毒品的机会。今天的共和国，面对着新兴的毒品问题，我们当如何胜过先人？戒烟法有效与否，通常由患者返回社会後的复吸率来判断。经验告诉人类，只有戒除烟毒和心毒双重毒瘾的患者才不会重蹈覆辙。身处毒品泛滥的世代而不受毒品的辖制，才算真正被“消了毒”；也只有被神的爱所充满的心灵，才永远不需要通过“中毒”来寻求满足。吃不到禁果而不吃禁果，算不了什麽；禁果唾手可得而不吃禁果，才是善用自由意志的表现。基督徒的自由，不是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乃是不想做什麽就不做什麽；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