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思病是由爱情激情诱发的一种精神疾病。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对激情研究兴趣的增加、对爱情道德内涵的理性考量以 及由贵族家长对子女婚姻权的干涉导致的爱情悲剧使相思病在这一时期引发关注，成为医学、文学和哲学着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大体而言，这一时期对相思病的认知沿袭中古时期医学家的论述，医生可以依据患者在提及所爱之人时表现出异常脉搏跳动和神情举止作出诊断。相思病的治疗仍沿用传统的放血、饮食和运动等医学疗法，有时也采取非医学疗法引发患者对爱慕之人的厌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医生会建议患者的父母同意其与所爱之人结婚，但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因为相思病更大程度上是英、法两国家庭内部权力和社会伦理秩序影响下的产物。

　　

　　关键词：爱情  激情  相思病  《论相思病》 《忧郁的解剖》

　　

　　爱情是“人类至上”的追求，自古以来便是诗人、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们争相讴歌的主题。在《哈姆雷特》中雷欧提斯哀叹奥菲利娅的痴情：“啊，五月的玫瑰！亲爱的女郎，好妹妹，奥菲利娅！天啊！一个少女的理智，也会像一个老人的生命一样受不起打击吗？人性由于爱情而格外敏感，这敏感又常常会把自己最珍贵的部分奉献给所爱。”17世纪英格兰剧作家兼诗人约翰·福特（ John Ford，1586-约1639）在《恋人的忧郁》（The Lover’s Melancholy）中这样描述爱情的魔力：“爱是掌控内心的暴君，它能使人的理性失去光芒，丧失判断力，对劝告充耳不闻，让人一头扎进绝望的疯狂之路。”在这条“疯狂之路”上，一些恋人患上 “相思病”（love melancholy、lovesickness 或 erotic love），时人也称之为“爱情式疯癫”（love madness 或 the lovers’malady）或“英雄式忧郁”（heroical melancholy 或 the malady of heroes）。本文将之统称为“相思病”。

　　

　　爱情与疾病的联系由来已久，医生对爱情疾病的记述更是古已有之。古典时期，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约前330-前255）以弗所的鲁弗斯（Rufus of Ephesus，约98-138）、以弗所的索拉努斯（Soranus of Ephesus，约公元1-2世纪）、卡帕多西亚的阿雷泰斯（Aretaeus of Cappadocia，约公元2世纪）、盖伦（Galen，131-201）和奥里巴修斯（Oribasius，约320-403）等医生的着作中便已有关于相思病的记述。他们认为，相思病在症状表现上与忧郁症相似，但两者病因不同。相思病患者通常 有明显的病因———因失去所爱之人或与恋人分离带来的痛苦，而忧郁症源于体内黑胆汁过量，患者通常表现为没有缘由的悲伤、恐惧。

　　

　　中世纪时，许多权威医生亦对相思病有所论述，例如塞利乌斯·奥雷利安努斯（Caelius Aurelianus，约5世纪）、特拉勒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Tralles，约525-605）、埃伊纳的保罗（Paul of Aegina，625-690）、阿拉伯医学作家拉齐（Rhazes，约850-924）、哈利·阿巴斯（Haly Abbas或Aliibn Abbas Majusi Ahvazi，949-982）、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非洲的康斯坦丁（Constantine the African，约11世纪）和维兰诺瓦的阿诺德（Arnald of Villanova，1240-1311）等。他们认为，相思病与忧郁症密切相关，有的将其视为一种大脑疾病，有的将它纳入忧郁症，作为忧郁症的一个亚型。至中世纪晚期，巴格达翻译运动的兴起使翻译家们将大批阿拉伯学者的着作和阿拉伯文的古希腊典籍译成拉丁文、西班牙文等西方文字，欧洲由此重新发现了大量古希腊学术着作，掀起了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在此过程中，关于爱情疾病的论述重新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文本中，例如马奇里奥·斐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和西班牙医生弗朗西斯科·瓦勒斯（Francisco Valles，1524-1592）的着作。他们一方面延续中古医学传统对相思病的医学论述，另一方面将爱情与神秘学、魔法和恶魔学联系起来，将爱情疾病归因于恶魔的引诱、爱情魔法（amatory magic）、占卜或春药等。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相思病引发西欧医生们的关注，许多西方医学文本中出现了关于相思病的记述，例如1588年弗朗索瓦·瓦莱里奥拉（Francois Valleriola，1504-1580）的《医学观察》、1597年法国内科医生安德烈·杜·劳伦斯（Andre Du Laurens，约1560-1609）的《论保护视力：关于忧郁症、风湿病和老年疾病》、1599年让·奥布里（Jean Aubrey，1569-1622）的《爱的解药》、瑞士内科医生菲利克斯·普拉特（ Felix Plater，1536-1614）1602 年的《实践医学》和1614年的《针对一些身心疾病的观察》1609年让·德·韦瑞斯（Jean de Veyries，不详）的《爱的谱系》、1610年法国内科医生雅克·费朗（Jacques Ferrand，约1575-1610）的《论相思病》、1621年英格兰学者兼牧师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的《忧郁的解剖》、1629年德国内科医生丹尼·森纳特（Daniel Sennert，1572-1637）的《实践医学》和英格兰内科医生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1675）的《论动物的灵魂》等。同时，相思病也成为16、17世纪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尽管我们目前很难对这一时期相思病引发关注的程度进行准确估量，但多位西方学者一致认为，相思病在这一时期倍受医生、文学家和哲家的关注。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 国学者斯坦利·杰克逊（Stanley W. Jackson）指出，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医学着作中关于相思病的记述逐渐发展到费朗医生为其专门着述的高度，伯顿也从医学、文学资料中对这一主题进行汇编，而且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迈克尔·麦克沃（Michael McVaugh）教授也评论道，“尽管在中世纪晚期的医学文本中相思病仍被经常提及，但在1580年后的几十年里，它再次成为引发学者强烈兴趣的一个主题”。2007年英国东伦敦大学学者凯瑟·霍奇金（Katharine Hodgkin）写道：“爱———作为疯癫的一种———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16 世纪末17 世纪初对忧郁症的美化加强了这种联系，从塔索到哈姆雷特，忧郁是真挚之爱的一种体现。和忧郁症一样，相思病维持并在某些方面恢复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活力，有关这一主题的出版物（医学、文学和哲学着作）见证了它在欧洲的流行。”2008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学 者莱塞尔·道森（Lesel Dawson）也注意到，“近代早期英国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忧郁的恋人的例子，他们为爱燃烧激情、心碎而死或日渐消瘦 ……  毋庸置疑，近代早期英国爱情话语中对痛苦和激情燃烧的表达并非这一时期独有。燃烧的火焰和心碎的图景在中古时期的文学中也有出现，并在19世纪流行的情节剧中复活，从此成为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部分”。 2013年希伯来大学教授迈克尔·阿尔特鲍尔- 鲁德尼克（Michal Altbauer Rudnik）也论述道：“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有关相思病的医学文献数量激增。着名的医生、学者———主要但不完全是法国人，例如弗朗索瓦·瓦莱里奥拉、安德烈·杜·劳伦斯、让·奥布里、让·德·韦瑞斯、雅克·费朗、罗伯特·伯顿和丹尼尔·森纳特———围绕相思病撰写了几十页、有时数百页的诊断和预后，以及关于相思病病因和治疗的重要论述。”那么，为何在这一时期相思病引发医生、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关注，涌现大量以此为主题的着作？这一时期英、法两国的医生对相思病持何种认知？

　　

　　相思病是近代早期西方医疗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目前西方学界对“相思病”的研究多聚焦于近代早期文学作品中对相思病文化内涵的阐释，例如莱塞尔·道森的《近代早期英国文学中的相思病与性别》和劳伦斯·巴布（Lawrence Babb）的《伊丽莎白时期的疾病：英国文学中的忧郁症研究（1580—1642）》；亦有学者从文化史角度解读中世纪的相思病医学文本，例如玛丽·沃克的《中世纪的相思病：The Viaticum 文本及其注释》和由唐纳德·比彻（ Donald A.Beecher）、马西莫·克拉沃莱拉（Massimo Ciavolella）共同翻译、编辑的《论相思病》文本；另有一些学者从医学史角度展开研究，例如斯坦利·杰克逊在《忧郁症和抑郁症：从希波克拉底时期至现代》中的“相思病”章节追溯了古希腊至19世纪西方医学界对相思病的论述，迈克尔· 阿尔特鲍尔 - 鲁德尼克在《爱情、疯癫与社会秩序：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相思病》一文中强调17世纪的经济富裕状况和婚姻状况对相思病的影响，体现疾病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双向互动。但上述研究都未对这一时期相思病引发关注的原因进行剖析。而国内史学界尚未出现与“相思病”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医疗社会史的视角出发，考察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英、法对相思病的病因解释、症状描述和治疗方法，并探究这一时期相思病引发关注的原因。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体会疾病的社会文化属性，更能使我们充分感受近代早期个人主体对生命的认知以及对情感的体验和表达。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西欧对相思病的病因解释大体沿袭中古时期权威医者和哲学家的论述，认为爱情是诱发相思病的主要原因。爱情是激情的一种，这一时期西方学界对“激情”的研究兴趣激增，使爱情激情诱发的相思病也引发医生和哲学家的关注。正如学者苏珊·詹姆斯所言，“对激情的兴趣弥漫在17世纪哲学中的每一个研究领域，甚至成为霍布斯、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巴斯噶、洛克等人哲学理论的中心议题”。这一时期的人们普遍认为，激情易被可感知的事物唤起，是波动无序、难以控制的，有碍理性且与肉体息息相关。而且激情与疾病相互影响，体液的失衡会产生强烈的激情，如黑胆汁过多易引发忧郁；反之，过度的、不受控制的激情也会导致身体疾病。激情和人体内的四种体液一样，也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冷、热、干、湿的特性，其中冷的激情（ 如悲伤、恐惧）可以消耗人体内的自然热量，使人感到寒冷甚至心碎；炽热的激情（ 如爱情、愤怒）可以耗费心脏中的自然水分。相思病正是如此，在病程前期阶段，炽烈的爱情激情会大量消耗身体内的水分，而后期阶段的悲伤沮丧则会使人身体衰弱、精神颓靡。费朗医生在《论相思病》中写道：“爱欲是相思病最重要的病因。”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中援引哲学家的论述感叹爱情激情对相思病的重要影响，“柏拉图把爱称作一大恶魔，因为爱来得猛烈，能压倒其他一切情感。在他的定义中，爱变成了一种欲求，正是因了此欲我们才想着让一些美好的东西来到身边。斐奇诺在其评论中还为这定义添上了悦目一词， 即爱是一种希望享有美好悦目之物的渴求。奥古斯丁又 就这一常见的定义进行了扩充，把爱界定为一种内心里对我们意欲去赢取或乐于去拥有之物所生的贪恋享乐之情，它因欲望而贪求，又在快乐中安歇”。

　　

　　在相思病中，爱情激情会对人体的心脏和大脑部位产生影响。正如费朗所言：“如果你要询问恋人们，他们感受到的痛苦位于身体的哪个部位，他们会告诉你，位于心脏……在相思病中，大脑是生病的那个部位， 心脏才是真正的病灶所在……”

　　

　　费朗将诱发相思病的原因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其中外部原因  不仅包括六种一般性因素———空气、饮食、运动与休息、睡觉与苏醒、 排泄与摄取、心灵的激情，也包括与人体五种自然感官———视觉 、听 觉、嗅觉、触觉和味觉密切联系的偶然因素。他提及空气（包含气温、季节和星象） 对身体的影响是长久的和迅速的，比如居住在北方寒冷地区的塞西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不易患相思病；相反，居住在温带地区的埃及人、阿拉伯人、摩尔人和西班牙人则易患此病。而且男性在冬季性欲旺盛，女性在夏季性欲旺盛。正如个体的理性受土星影响那样，爱情会受温暖湿润的金星影响。 饮食的影响有力且无处不在———一种是热性的、易引发肠胃胀气且高营养价值的食物，另一种是易产生黑胆汁的食物。懒散悠闲也是引发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百无聊赖是情欲之母，而情欲正是源于懒散 。无所事事的人痴迷于跳舞、欣赏 一些喜剧、玩各种游戏或开展娱乐消遣活动来消磨时间。过多地躺在柔软的床上易引发性欲，是引发相思病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过度失眠会使大脑干涸，使人变得忧郁。对男性而言， 体内精液过多或排出精液过多都易引发相思病，尤其是懒散的、营养过剩的人，除非他们通过经常做一些充满活力的运动或通过辛苦的劳动来消耗体内过多的血液，否则过多的血液将转化为精液。正如盖伦所言：“ 我曾认识一些人，他们本性谦逊，耻于进行性交活动，因而变得嗜睡迟钝。有些变得极度胆怯悲伤，容易变得忧郁，没有食欲，丧失了消化食物的能力。尤其是当一个人失去他挚爱的妻子时，就会陷入持久的悲伤，拒绝和其他人享受他曾与妻子有过的那种性愉悦；他会因此失去食欲，什么都消化不了———或者即使他强迫自己吃东西 ，很快又会全吐出来。他完全受悲伤控制，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常常陷入忧郁。” 另一方面，过度释放精液也会诱发相思病，例如处在青春期的人会经常和他人发生性关系，将体内多余的血液引向那个部位，相应地血液会激发人的性欲。在诸多灵魂激情中，快乐激情最易使人恋爱，恐惧和悲伤则会使人变得忧郁。

　　

　　在偶然因素中，人体感官是引发爱情和相思病的重要因素。例如视觉是引发爱的最常见的、最普遍的成因。双眼实乃爱的先驱，爱的第一 步即是那一眼所见，所谓一见倾心、一见钟情，目光对视的瞬间即可点燃爱情的火焰，使人震动心魄，颠倒神魂。不过历史上也曾有记述，仅是听闻某地有一位与之般配的男性或女性，即使从未谋面也会令人心生爱慕。例如色雷斯地区拜占庭城（Byzance）中的一位年轻富有的贵族———卡利斯提尼（Calisthenes）因听闻索斯特拉特（Sostratus）的漂亮女儿琉希佩（ Leucippe）之名，便不顾千里之隔，深深爱上了她。可见，仅靠传闻讲述，爱的特质同样会进入想象之中，视觉与听觉两种感官都会令人心生爱意。此外，女性还会使用一些由芦荟木、红玫瑰、 东方的麝香和少许红珊瑚等制成的香膏来赢得男性的芳心。迷人甜美的笑容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例如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书中有一男子便是因为情人那动人的笑感到满心欢喜、如痴如醉。亲吻比笑容更为危险，“亲吻是有毒的，因为会沾染双唇上的毒药”。

　　

　　相思病亦受个体气质的影响。当人体内血液过多时易引发爱情激情，此乃诱发疾病的一个先决条件，称之为内因。血液是产生精液的必要物质，所以14岁以下的男孩、12岁以下的女孩、年迈之人和一些丧失性能力的人不易患上这种疾病。而黑胆汁通过黄胆汁和血液的燃烧变得干热是引发相思病的另一内因。

　　

　　在考虑诱发相思病的身体因素时，费朗医生提出对相思病病因的性别解读，即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易受到爱情激情的影响，且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费朗写道：“ 在爱情中女性比男性更加富有激情，更加疯狂、 冲动和愚蠢，女性并不具有足够的理性能力抵挡激情，……美丽的海洛（Hero）向她亲爱的恋人勒安德（Leander）坦言，‘我和你陷入同样的爱欲之火，但我在力量上无法与你媲美。我想男性的身体天生就更为强壮。而女性的身体则比较娇弱，内心更为脆弱 ’……男性不易产生这类极端的激情……” 针对两性生理结构上的差异，他进一步论述道：“ （造物主）使女性体内输送体液的各个管道紧密相连，和子宫的触角连在一起，这可以通过尸体解剖和对身体结构的解剖得到印证；反之，在男性（的身体结构）中，（造物主）将它（指生殖器官）置于腹腔外的、一个距离较远的地方，防止灵魂的主要官能———想象力、记忆力和判断力受到生殖部位共感的影响……由此可得出论断，女性经受的欲望比男性更为强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女性）要承受怀孕和生育的痛苦，所以上帝赐给她一些愉悦作为补偿。”在他看来，女性由于子宫与体内的诸多管道相连，所以更易受到激情的驱使，而男性由于生殖器官位于体外所以不易受到欲望的左右。费朗对相思病病因的性别认知既体现了传统医学理论对 “子宫致病说” 的强调，也延续了中古时期医学理论、罗马法以及宗教思想中蕴含的鄙视女性传统。女性子宫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唯 一一个在男性身体构造中无法找到对应物的器官，长期以来被视为 “一种幽暗、神秘和无所不能的存在”，与男性的生殖器官（小且位于身体外部）相比，女性子宫占据了女性身体的大部分，且嵌在重要的内部器官附近，对女性的整个身心健康施加巨大影响。“子宫致病说” 属于性别主义下医学认知的范畴，是对女性身体进行病态化、性欲化和道德化形 塑的一种方式，子宫因而被视为女性脆弱敏感 、反复无常和缺乏理性的根本原因。

　　

　　

　　相思病是一种与忧郁症相似的精神疾病，自古以来便与忧郁症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病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热而湿的多血质阶段，在此阶段陷入爱情的人往往体内血液过多；第二是干而冷的忧郁质阶段，患者在这一阶段常常容易感到身体上的虚弱无力、精神上的消沉沮丧或者产生各种奇怪的幻想。医生将其归因于黑胆汁过多，并且根据医学文献的记述，这两个阶段无法清楚区分。在第一阶段，炽热的爱情激情会大量消耗体内的水分和热量，患者会由此转入干而冷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相思病的症状表现与忧郁症的核心症状———悲伤和恐惧相似。

　　

　　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中对相思病患者的身体症状和精神症状展开长篇论述：“症状之显现，或在身体上，或在大脑中。现于身体者有面色苍白、体弱清瘦、形容枯槁等。正如那诗人对恋爱中人的描述，但凡在谈情说爱的人，其面色都该是苍白的， 因为苍白实乃情侣们正应有的肤色———爱能让人瘦骨嶙峋 。阿维森纳又把双眼凹陷、形容枯槁视作此病的症状，称患病者常会暗自发笑，或显得仿佛是眼见或耳闻了什么 美妙动人的东西一般。”1628年版《忧郁的解剖》的卷首画中也附有一幅相思病患者的小像———“情郎”（Inamorato），画中的男性双臂交叉，头戴一顶松软的大帽子，整个脸几乎都要埋在帽子里，看起来沉思而凌乱，脚边散落着一把琵琶和数页乐谱。此外，《皆大欢喜》中罗瑟琳戏谑奥兰多看起来完全不像得了相思病的人，罗瑟琳认为相思病患者应有一张消瘦的脸庞、一双眼圈发黑的凹陷的眼睛、一副懒得跟人交谈的神气和一脸忘修剃的胡子，他（或她）的袜子应该不套袜带、帽子应该不结帽纽、袖口的纽扣应该是脱开的、鞋带是松散的，身上的每一 处都要表示出一种毫不开心的神情。

　　

　　而相思病患者“在精神方面的症状，则近乎是无穷无尽的，且还花样繁多，就算你有任何高超的技艺也无法将之完全涵盖。虽然有时恋人们表现得快乐无比，欣喜若狂，但多数时候，爱终究是瘟疫、折磨、地狱，苦乐参半的感情，或曰一种甜甜的苦，舒服的痛，快乐的折磨，让我乐的时候，比蜂蜜还甜；让我烦的时候，比胆汁还苦。’爱就如夏蝇，如斯芬克司的双翅，也如五颜六色的彩虹，一时美丽，一时丑陋，变幻无穷，但多半还是惹人恼的，讨人厌的。总而言之……正如那诗人笔下 有人称之的，爱是折磨和酷刑，是无法浇灭的烈焰之类”。诚如伯顿所言，爱情在令人着迷的沉醉的同时，也蕴藏着痛苦和危险，即使是最勇敢的灵魂也会被它削弱。历史记载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7世纪英格兰的占星医生理查德·内皮尔（ Richard Napier，1559-1634）在医案簿中记述了相思病患者因爱情受挫而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例如罗伯·马林斯（Robert Malins）因不能和一位他非常爱的女仆结婚而服毒自尽。1629年5月里什登（Rishden）的托马斯·梅（Thomas May）威胁说他要自杀，因而接受内皮尔的治疗。内皮尔记录道，托马斯是为他所爱的女孩难过。如果失去她，他便会自缢。他病了十天，看起来神色忧郁，身体懒散松垮，夜不能寐。弗朗索瓦·瓦莱里奥拉医生也记述了一位城市商人陷入疯狂的爱情，长达6个月，最终自杀身亡。

　　

　　尽管相思病的一些外在症状与忧郁症相似，但它还具有忧郁症所不具备的典型症状，例如提及所爱之人时，患者的脉搏跳动和神情举止会异于往常。医生通常以此方法来分辨两者，最早的记述可追溯到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在《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中记述的一个故事。公元前3世纪塞琉古国王（King of Seleucus）传召希腊医师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为其子安提奥卡斯王子（Prince Antiochus）看诊，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医师经过数天悉心察看，并记录患者在几位不同来访者 面前的神色举止，最终做出诊断———安提奥卡斯王子爱上了他年轻的继母斯特拉托尼丝（ Stratonice）。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医师指出，尽管安提奥卡斯竭力隐藏事情的真相，但还是可以发现他的悲伤，他患上的是相思病，而非其他疾病。埃伊娜的保罗医生也观察到，“想到所爱之人会使恋人的脉搏发生变化，它不再像原来那样自然、平静、有规律……这种脉搏……在恋人中并不少见” 。费朗也写道，患者的眼睛空洞干涩，除 了哭泣的时候；他（的内心）被（所爱之人）占据，有时微笑，仿佛看到了一些令他开心的东西；他可能开心、大笑或抽泣、极度悲伤；他的面容苍白憔悴……没完没了地叹息，毫无缘由地抱怨；而且他的脉搏也跳动得不规律，令人迷惑。尽管有此分辨方法，医生在诊断时仍需依赖患者的配合和坦诚，因为患者并不总是愿意主动向医生坦露自身爱情道路上的坎坷不幸，甚至可能在诊断时加以掩饰或伪装。

　　

　　与忧郁症患者不着边际的幻想不同，相思病患者会产生对所爱之人的完美想象，对其不完美视而不见，如同眼盲一般。伯顿感叹道：“ ……盲目乃是爱难分难离的伴随之症、一种爱的普遍症状。常言道，爱无不盲目———丘比特眼盲，故其追随者亦是如此。爱上青蛙的人，会把青蛙看得与狄安娜一样美。此谓情人眼里出美人，尽管她畸形得厉害，丑陋难看，满脸的皱纹、脓包……但只要一朝爱上了她……他便只愿要她了，世上别的女人他都不想要。倘若他当了国王，那就只有她才能当他的王后、皇后……”在伯顿看来，眼睛是心灵之窗，当恋人凝视所爱之人时，那渴求的目光是如此令人愉悦，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恋人陷入一种精神痴迷的状态，甚至判断力也发生故障，对所爱之人的想象脱离其真实形象，并取代其他感官印象独立贮存在脑海中。

　　

　　相思病给患者带来的身心痛苦，加之与过度爱情激情的联系，使其在这一时期被更多地视为道德堕落和丧失理性。 自文艺复兴以来，伴随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人文主义者对爱情道德内涵的认知在由信仰与爱欲构成的光谱两端游离，关于爱情道德内涵的争论也此起彼伏，这也影响了时人对相思病的认知。在光谱的一端，一些学者宣扬爱情的正当性，彻底反对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认为爱情源于人的本能冲动，是自然的、无法压抑的，并且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能够冲破世间的一切桎梏。例如《十日谈》中的73个爱情故事都是讲述源自欲望的爱情，强调打破禁欲主义的束缚，追求世俗的男欢女爱；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 （Ludo-vico Ariosto，1474-1533）在史诗《疯狂的罗兰》中着力描写罗兰因失去爱情被激疯后的摧毁一切的狂暴行动，他脱光衣服，拔起大树，砍杀追捕他的人，堪称“毁灭性的火焰”。

　　

　　而在光谱的另一端，一些人文主义者鄙斥掺杂了肉欲之色的爱情，认为这是理性堕落的标志，主张将爱情理想化、精神化和宗教化，倡导圣洁的、不以婚姻为目的、以实现上帝之爱与个人之爱相统一为目的的爱情。例如但丁用诗歌来表达和倾诉心中对所爱之人的依恋，将爱慕之人美化为神，期望走向上帝之爱。另有一些学者渴望在光谱的两端之间寻求平衡，例如彼得拉克一方面承认爱情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试图将肉欲之爱与信仰统一起来。他在与奥古斯丁的“对话”中渴望用理性说服奥古斯丁认可自己对爱情的认知，可经过一番争论，彼特拉克败下阵来，最后引用德兰斯的剧本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喔，可耻的行径！现在我知道自己多么不幸，我因爱情精疲力竭，然而熊熊烈火还在将我灼烧，我睁大眼睛用尽所有天赋，我还是迷失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至17世纪，时人对爱情道德内涵的考量更趋向信仰的一端，赞颂道德之爱、理性之爱，鄙斥肉欲之爱。例如伯顿在“论相思病”部分的开篇便极力澄清自己论述这一主题的目的，以避免被他人视为轻浮淫邪之 人。他为自己辩解道，尽管“光是听闻爱的大名就足以脏了贞洁之士的耳朵……一见爱这个字眼便要做全盘的否定”，“我大可不必为此题而去 辩解，忏悔一番，须知许多圣人贤者都早就写过一册册关于爱的书卷了，比如柏拉图、普鲁塔克、柏罗丁……阿维森纳诸人”。可见，这一时期爱情因被视作伤风败俗和理性堕落的表现而遭时人鞭挞。相思病患者则更是典型，因为患者完全受到爱情激情的控制，正如学者劳伦斯·巴布所观察的那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内科医生和道德学家们认为，爱情造成的身体痛苦、心智失常和精神灾难是一个值得关切的重要问题，由于受到不可抗拒的、炽烈的爱情的冲击， 即使是最理智的、品行最高洁的人也会被推向罪恶和苦难的深渊之中。”

　　

　　

　　这一时期的医生们通常根据相思病患者所处的病情阶段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若病患处于前期的多血质阶段，医生会采取放血、性交、斋戒或禁止饮酒等方法帮助患者减少体内过多的血液。若处于后期的忧郁质阶段，可直接采用忧郁症的治疗方法，通过放血或排泄来清除体内多余的黑胆汁，或者温和湿润的饮食；温水沐浴也有助益；如果患者难以入眠，医生会给他开一些催眠药；让患者处于愉悦的环境中，举办一些娱乐活动使他开心；音乐也有利于恢复健康；不要让他独处，不要让他阅读爱情类诗歌或文学作品，不要让他听爱情歌曲或欣赏爱情类画作，以免他再想起所爱之人；旅行也有帮助，不仅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还能使他远离所爱之人，无论如何不要让他再见到心爱之人，以免再次点燃他心中的爱情之火，也可以给他介绍新的对象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良好的问询和劝说……是最好的……尤其是来自一位智慧仁爱、令人钦佩的勤谨之人，或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之人，或是某位睿智的朋友，也可能会取得较好效果，令他感觉称心快意。”

　　

　　针对男性相思病患者，有时还通过诽谤、中伤其心爱之人，揭露她的缺点或诋毁她的身体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正如费朗所言：“必须要用听起来合理的论述证明那个吸引他的对象在那些看得更清楚的人看来，实际上是丑陋畸形的。”若欲使患者从痴迷沉醉中觉醒，破坏铭刻在恋人脑海中的、支配着他想象力的、对所爱之人的完美想象，最快的方法便是向他揭露其心爱之人身体上的疾病或缺陷。伯顿写道：“把她脸上的皮肤拿掉，你会看到那下面所有令人厌恶的东西，她的美是那么肤浅……里面充满了肮脏腐烂、发臭的排泄物。”为达治愈目的，医生或朋友也可以诽谤其所爱之人。伯顿认为老妇人最为合适，因为她们比医生更擅长揭露女性的缺点。“让一位面目丑陋、衣着脏污的老妇人做好准备：让她在围裙下夹  一条月事布，让她说她的朋友喝醉了还尿湿了她的床，她还患有癫痫，失去了贞洁；而且她身上有很多赘肉，还有口臭，以及一些老妇人颇为通晓的怪异之处：如果这些论述仍无法说服他，就让她猛地拿出那条月事布，在他面前挥舞，大喊‘这便是你所爱之人’……”这种方法被称为“月经疗法”（the menstrual remedy），即借由月经将女性与不贞、污秽联系在一 起，引发患者对所爱之人的生理厌恶，熄灭患者心中炽烈的爱情激情。

　　

　　如果上述方法仍无法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最后一种、也是最好的治 疗方法即帮助他们实现内心的渴望”。换言之，医生会建议患者的家人同意其与所爱之人结为连理，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费朗记述道：“之前我诊治过一位年轻男子，他说自己曾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无缘无故感到十分快乐；我见他面色苍白憔悴，眼神空洞，身体其他部分处于健康状态。我开始猜测可能是他心中的一些激情令他的灵魂烦扰，根据他的年龄、多血质性情和职业，我得出结论他是患了相思病。我敦促他向我说明患病的外在原因，当我为他把脉时，房间里走来一位美丽的提灯女孩，从那时起他的脉搏就开始发生变化。他面色苍白，然后发红，几乎闭口不言。他见心中的秘密已经显露一半，便向我坦白了其他部分，认为只有那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才能治愈他。他恳求我去询问那个女孩的妈妈同意他们结婚，在他看来，尽管那个女孩在社会地位上低于他，但他的父亲不会拒绝这桩婚姻，因为他的幸福正系于此。他频频重复普洛佩提乌斯（Propertius）的那句话，‘爱情不论家世门第，不会屈从于旧传统’。但这桩婚姻是不可能的，他因此陷入绝望，突发高烧，吐了好多血，这令他感到万分惊愕，也使他愿意接受我的建议，最后通过医学治疗重新恢复了健康。”

　　

　　我们考察当时的社会图景，这一时期英、法两国年轻男女的婚姻选择权往往受到社会伦理和家庭内部权力的约束，尤其是贵族阶层。贵族年轻男女的婚姻通常会受到父母、家族甚至更广泛的共同体（例如教区）的左 右。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完全依照自身的意愿选择配偶，尤其在面临经济、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距时，这种状况使他们在爱情、婚姻中受挫，严重者便患上相思病，由此造成的社会悲剧使相思病引发关注。据迈克尔 ·麦克 唐纳教授统计，向内皮尔医生描述自身所处焦虑和困境的患者中，几乎有 40%的人抱怨其在爱情和婚姻中受挫。内皮尔记述了一位名为费蒂普拉斯（Fettyplace）的男性相思病患者。费蒂普拉斯爱上了他母亲的一位女仆， 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悬殊，他不被允许娶她。一开始他在母亲的逼迫下来向内皮尔问诊，他非常抵触内皮尔提供的各种治疗方法。1620年5月16日第一次问诊时，内皮尔记录道：“费蒂普拉斯，这位年轻的绅士并非自愿来找我问诊，而是在他母亲的安排下才来找我诊治，他的所爱之人遭到他母亲的鄙夷，他时常陷入忧郁，一言不发 …… ”第二天他依照内皮尔的嘱托送来了尿液样本，但对治疗仍有抵触，他沉默不语、无精打采，只是神色忧郁、默不作声，有时失去控制、非常暴躁。一个月后，费蒂普拉斯的病情加重。他一怒之下将他的仆从打得失去知觉。目前我们无从考证这个仆从是他的情敌或只是费蒂普拉斯发泄情绪的一位意外受害者；但显而易见，他的暴力行为与相思病有关。内皮尔接着记录道：“在他大发雷霆将仆人打得鼻青脸肿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跟我说他不会再打人了，（因为）他即将得到心爱之人。”之后费蒂普拉斯又两次找内皮尔问诊，内皮尔记录道“ 他将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他应该和他母亲身边的那位贫穷的女仆结婚，不然他将继续痴呆、懒散下去……”

　　

　　相思病为费蒂普拉斯提供了一种反抗家长制的方式，他通过一系列症状向家人展现自身承受的痛苦，借此表达自身的情感诉求，终于促成家人 对个人婚姻诉求的赞同，尽管他爱上了与他社会地位悬殊的对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贵族父母根本不会认同这种地位悬殊的婚姻， 因为婚姻不是个人的选择，通常涉及多方利益。17世纪父母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影响个人行为的复杂方式对理解婚姻选择所带来的影响至关重要。父母拥有家庭中的核心权力———经济权，子女在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程度越高，其选择伴侣的自由就越受限；反之，随着社会等级的下降，子女能享有较多的婚姻自由选择权。贵族年轻男女的婚姻常常涉及土地、财产的转移，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甚至关系到他们能否继续保持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享有的特权。因此，贵族年轻男女的婚姻是由父母和亲属基于经济及社会原因安排，很少征求子女的意见，所以在贵族中存在很多不幸福的、失败的婚姻。例如1610年国王詹姆斯一世的表妹阿拉贝拉·斯图亚特（Lady  Arabella Stuart，1575-1615）与一位年轻的牛津学者威廉·西摩尔（William Seymour，1588-1660）秘密订婚。但由于这位学者的身份与阿拉贝拉的家世地位悬殊，他们的婚姻遭到了詹姆斯一世的反对。不过他们仍然结婚了。他们在婚礼仪式结束时被捕，之后设法逃至法国海岸，在那里再次被捕，最终被带回英格兰监禁，此后阿拉贝拉开始绝食，1615年在伦敦塔中逝世。

　　

　　同样，这一时期法国也颁布了一系列与婚姻相关的法令来维持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权，如禁止秘密结婚、对秘密结婚者和帮助其秘密结婚者施以放逐甚至处决的惩罚。1639年路易十三宣布，所有子女无论性别或实际年龄如何，任何希望结婚的夫妇都必须提供父母签署的同意书和详细的家庭文件来证明他们所处的阶层和居所。1593年12月6日，法国大法官皮埃尔·列斯特瓦（Pierre de L’Estoile）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侄女——玛丽·德·贝利欧（Marie de Baillon）的故事。这位约20岁的女孩陷入了一段炽烈的爱情，家人为了阻止她嫁给那个地位较低的年轻人，将她送到巴黎的另一 处住宅，但他们无法帮她平息心中之爱，最终这个女孩虽然成功见到了心爱之人，但两人互诉衷肠后，不到24小时她就因过度悲伤而去世。费朗也写道金钱和财富是影响爱情和相思病的重要因素。17世纪法国剧作家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的悲剧作品《梅德》和《熙德》也体现了年轻男女因父母对伴侣选择权的干涉而倍受痛苦折磨。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英、法对相思病的病因解释大体沿袭了中古时期权威医者、哲学家的论述，爱情激情是诱发相思病的主要原因。而且相思病被赋予性别色彩，女性由于独特的生理结构、疾病与性别的刻板印象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话语体系中长期遭到贬抑。在症状表现上，相思病与忧郁症相似，伯顿甚至直接将其视作忧郁症的一个子类，但医生可以通过切脉法和细致的观察做出诊断。在治疗方法上，这一时期并未出现针对相思病的特殊疗法，医生仍采取传统的放血、饮食和运动等方法，有时也建议使用一些特殊的非医学方法引发患者对爱慕之人的厌恶，帮助其恢复健康。在极端情况下，医生会建议患者的父母同意其与所爱之人结婚，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这种疾病是由爱情引发，仅靠放血无法治愈。

　　

　　这一时期相思病引发关注的原因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对激情研究兴趣的增加、对爱情道德内涵的理性考量以及贵族家长对子女婚姻权的干涉导致的爱情悲剧使相思病在这一时期引发关注。首先，“激情”是这一时期西方自然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们讨论的核心主题。正如1604年托马斯·赖特在《心灵激情总论》中所言，自然哲学旨在研究“激情的行动与运作”，道德哲学的任务是要解释为何必须以及怎样才能给这些放纵无度的激情套上缰绳。对激情研究兴趣的激增使爱情激情及其引发的相思病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引发关注。其次，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学者对爱情的道德内涵的认识在爱欲和信仰的两端游离，至17世纪更多地强调道德和理性因素，而相思病作为爱情激情过度的一种体现，对道德和理性的冲击使患者主体完全陷入被激情支配的失控状态，因而引发时人关注，遭到贬斥和鄙夷。最后，相思病并非完全是一种生理疾病，更大程度上是17世纪英、法两国家庭内部权力和社会伦理秩序影响下的产物。正如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所言：“17世纪的英国是一 个由家长制驱动的父权专制社会，这是一个完全由父母选择伴侣的社会，大多数的婚姻安排是在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之间进行的。”贵族子女的婚姻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利益、社会等级观念和家族荣誉感的操纵，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家族利益，绝非个人意愿，由此造成的爱情悲剧也使相思病成为时人关注的主题。尽管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相思病潜在的致命后果可能会使所爱之人、医生和患者的家人对患者的自身渴望达成妥协，被迫同意相思病患者与其所爱之人结合，以免患者发疯或死亡，但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在多数情况下，因爱情和婚姻受阻引发的社会悲剧依然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