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本以为古巴军队弱不禁风，不堪一击，他们以为古巴人心思变，一定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事实上，卡斯特罗的军队训练有素、反应迅速。绝大部分古巴人是支持卡斯特罗政权的。流亡者在猪湾登陆之后，卡斯特罗牢牢地控制着国内局势，在各地逮捕反对势力，流亡者和国内的反抗力量根本无法接头。

　　

　　最愚蠢的判断是，美国政府本以为即使登陆失败，流亡者也可以逃到埃斯坎布雷山，但埃斯坎布雷山和猪湾之间的距离有80英里，中间隔着沼泽和热带雨林，根本无法通行。肯尼迪的顾问班子里，哪怕有一个人看了一眼古巴地图，都会发现这一致命的疏漏。

　　

　　肯尼迪总统深为自责，他意识到以为自己批准的计划和实际批准的计划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杜勒斯悔恨莫及，决定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多年之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还为猪湾事件感到有负罪感。

　　

　　

　　越是团结的小群体，越容易出现“小集团思维”。正是这种“小集团思维”，使得肯尼迪和他的团队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必须有共识和纪律，才能保证一个群体内部的团结。最后，成员对团体的忠诚变成了最高形式的道德，这种忠诚需要每一个成员都不提出有争议的议题，不需要质疑和批评。质疑和批评就是添乱。罗伯特·肯尼迪得知施莱辛格有不同的意见，就把他拉过去说：“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是错的，但总统的主意已定，你就不要再为难他了，现在是每个人都要帮助他的时候。”

　　

　　这样的小集团确实会很团结，所有人都有共识，但这种共识是肤浅和表面的。小集团的成员会不由自主地形成一些习惯，而这些习惯有可能导致大家共同做出愚蠢的决定。

　　

　　第一，小集团成员会努力维护本集团的团结，他们会放弃批评性的思维。施莱辛格在回忆录里说，如果当时哪怕只有一个高级顾问反对，肯尼迪总统就会叫停猪湾登陆计划。遗憾的是，大家都没有表示反对。施莱辛格本人隐隐觉得不妥，他不相信古巴会出现大规模的起义，猪湾登陆的后果可能是出现持久的内战，但他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担心。他觉得，我一个教授，去质疑白宫的高官，会不会不妥呢？所有的人都沉默，而其他人把这种沉默都理解为同意。

　　

　　第二，小集团内部的人会倾向于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会变得盲目乐观，缺乏足够的警惕。他们会觉得自己才是好人，是正义的化身，只要站在正义的一方，就一定能够胜利。他们会对外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对敌人更加冷酷无情，而且相信对手是愚蠢的、软弱的，是不道德的，是必然灭亡的。

　　

　　第三，小集团会盲目地相信领导，而领导会鼓励属下变得更加听话、温顺。如果领导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属下就会很难再提出不同的意见，大家会都顺着领导的话往下说。尤其是在新成立的小组或是临时性的决策小组中，由于缺乏稳定的组织架构，也没有规范的议事日程，团队成员也更加不确定，就会更加依赖主要领导人，这进一步增加了决策过程中的协调，更容易导致小集团思维。

　　

　　并不是小集团就一定会犯愚蠢的错误。同样是肯尼迪的这个班子，在1962年成功地化解了古巴导弹危机，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核战争。

　　

　　1962年10月16日，美国的U-2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从U-2飞机拍摄的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导弹发射台，以及放在地上的导弹。为什么苏联会把核武器放在美国的眼皮底下？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吗？

　　

　　同样是肯尼迪的顾问班子，在13天的紧急会议中，他们讨论了各种可能的方案，最后做出了一个稳妥的选择。美国明确地告诉苏联，要把导弹撤走，否则，“我们来帮你们撤走”，但与此同时，美国也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小心翼翼地不激怒苏联。美国承诺不会入侵古巴，并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

　　

　　同样是肯尼迪的顾问班子，在处理古巴危机时候的表现，和在猪湾事件中的表现大相径庭。小组成员不再是一团和气，而是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也不再坚持原本的观点，而是在讨论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看法。腊斯克一开始是鸽派，后来是鹰派，到最后连他自己也不确定了。肯尼迪吸收了猪湾事件的教训，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会刻意地离场，让大家尽可能地畅所欲言。在团队内部，要专门有一个人跟别人抬杠，罗伯特·肯尼迪又担当了这一“魔鬼辩护人”的角色。他扮演这一角色非常成功，以至于变成了团队内部最让大家讨厌的人。

　　

　　团结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取得最大的胜利，也可能犯下最愚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