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新闻，旧闻，不闻”的理念，转变到“信息公开”的理念

　　毛泽东1957年要求新闻媒体采取“新闻，旧闻，无闻”的政策，即有时把新闻作为新闻发表，要及时；有时故意把新闻放“旧”了以后再发表，把新闻变成旧闻；有的新闻则永远不发表，就当没发生一样。也就是说，把传媒报什么或不报什么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并非全是为了通信息。这种政策的背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当时被帝国主义包围着，我方发出的任何东西都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研究，因而这样做有一定道理。但是现在若仍以这种观点统领我们的信息工作，会使很多事情处于被动的境地。

　　胡锦涛早在2003年就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里他提出的三方面的条件变化，每一方面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做文章，看看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的思想应该随之发生怎样的变化。

　　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时总结抗震救灾中信息及时、公开传播的经验，指出，“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透明度”，“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显然，我国最高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坚持公开透明的意义，所以胡锦涛要求将信息公开“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频繁，新的传播科技已经普及到全社会，传媒形态也多样化了，你可以不报，但无法阻拦世界其他国家报，也不能完全挡住网络、电话、手机，以及较原始的信件和最基础的人际之间的传播。权威性的权力机关不在第一时间出面讲真话实情，最容易造成信息多级传播中的扭曲和衰变，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必然来临。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形势下，以往一些看来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将会失效。

　　2008年5月1日，我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信息公开，已经从一种理念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各级政府主动公开政务信息的责任意识和公民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意识，都得到了加强。但是同时，在奥运结束、7.5事件发生的新情况下，我们的某些应对做法似乎在走回头路。几十年来传统的管制信息的思维方式，自觉不自觉地继续显现在各级政府和国家机关的实践中。

　　2009年内各地发生的很多事件中，只有少数事件的处理，较好地贯彻了中央关于信息公开的方针（例如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多数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或突发性事件时，采用的仍然是惯常的信息控制方法：拖延、隐瞒、封网、以造谣罪抓人等等。这种情形说明：贯彻信息公开的新思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党政机关与传媒的关系而言，媒体曾经反复被告诫的“要帮忙，不要添乱”，体现的是家长制下的训话，而不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民主制度。习近平副主席2009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而最初的新华社稿的文字是：“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正确运用媒体、科学管理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显然，中央最高层关于领导机关与传媒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我们具体工作的同志没有跟上这种认识的变化。

　　二、从“全能政府”的理念转变到“有限政府”的理念

　　中国过去对待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其指导思想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没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前，为了不引起社会的恐慌和混乱，不能随便发布消息；如果这样做，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然而，现代政府承担的责任之一，便是及时向社会提供客观的信息，不能等到事情处理得圆满之后再告诉人民，才算对人民负责。

　　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了，如果政府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人们可以有许多渠道，包括网络渠道寻找信息，而政府的公信力则会因此下降，还可能导致新的社会混乱。2009年7月杞县钴－60事件中，因为没有及时、权威的信息发布而造成全县几十万人大逃离的现代杞人忧天的奇观，便是最近的一例。

　　这种过时的控制信息的观念，基于一种“全能政府”的传统体制。建国后，国家将人民的生老病死一切全包下来，政府、个人、市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边界不清。一旦遇到棘手的问题，执政者仍然想当然地设想自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旦没有解决好问题，就不向人民公开真相，担心形象受到影响。因此，中国人从传媒上经常看到的是好消息，坏消息很自然地被隐瞒下来。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地告诉人们，“全能政府”是神话，应该树立的是“有限政府”的观念，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解决危机。

　　全能政府的体制也会培养与此相适应的观念，例如与政府相关的事务高于其他一切的观念。往往在召开重大政治会议期间，不要说重大的危机事件不能公开讲，就是普通的“坏事”也是不许说的。这是一种“文革”时期“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观念阴影。从道理上讲，共产党讲的政治，就是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可是当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发生时，政治会议的形式本身若高于拯救人民的生命这种实际工作，就颠倒了主次和是非。

　　三、指导思想上从“堵”信息，转变到“疏”信息

　　将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信息，对民众实行封锁，对党内干部实行分级透露，这是1954年前后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苏联后形成的传统。当时苏联的做法之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概只报好消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一概只报不好的消息。敌人批评我们的内容一律不让见报。为防止民众获知批评我方的信息，还有专门的“偷听敌台罪”。

　　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批评了全面学习苏联，指出：“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