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挣扎，或是在新闻中目睹别人的痛苦时，寻找苦难中隐含的意义是一种普遍的反应，这或许能减轻我们的伤痛。这种从痛苦中寻找意义的过程是有益的。例如，愿意从自己接受的治疗中寻求意义的癌症患者更擅长调节心态。类似的，亲人离世时，那些能从中发现意义甚至正面价值的人感受到的悲痛要轻一些。精神病学家及大屠杀幸存者Viktor Frankl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他发现那些坚持抱有“意义感”的集中营狱友更可能从非人的虐待中存活下来。

　　为了解释这种过程，研究人员研究了一种奇妙的现象，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创伤后成长指一个人在经历重大的生活挫折之后发生的积极改变，这个现象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由心理学家Richard Tedeschi和Lawrence Calhoun发现的。现在的研究认为创伤后成长有别于单纯的恢复能力；通过主动地在糟糕的经历中寻找积极的意义，创伤后成长可以把逆境变成催化剂，提升个人的心理素质。有些性暴力的受害者在遭受袭击后两周就报告出现了这种内心的改变，不过具体的出现时间和形式因人而异。

　　五个方面的积极变化标志着创伤后成长的出现，同样这五点也告诉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逆境。首先是个人信心。灾祸往往让我们看到自己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是多么脆弱，让我们感觉自己软弱而无助。然而反过来，灾祸同样可以激发我们的自信，让我们变得更坚强。举例来说，一名车祸的幸存者反馈说，事故之后，她开始更坚定、更主动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也许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战胜曾经的困难意味着自己同样有能力于跨越未来的困难，因此变得更加积极。

　　第二是社会关系。不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有相同遭遇的陌生人，苦难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社会支持对于创伤后的恢复尤为重要，与人交流，一起克服难关有益于寻找意义。比如，从家庭暴力中逃离出来的女性如果能和有类似经历的榜样人物讨论遭受的虐待，会有助于她们的成长。苦难也能激发我们对别人的同情心：最近一项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指出，暴力犯罪的幸存者对利比里亚难民更富同情心，并且表现得更无私，例如他们会在家里收留难民。

　　第三种从创伤中得到成长的途径，是更加懂得欣赏生活。悲剧改变了我们的看法，让我们更加珍视美好的事物，重塑了我们人生目的。一种让自己感恩生活的方法是，每周找一个时间坐下来，写下过去一周中让你觉得值得感激的事。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方法能让人对生活更满意、更乐观以及更少抱怨健康问题。另一种方法是尽情体会和享受带给我们快乐的事物，例如一大杯热咖啡，美丽的夕阳或者与朋友共度的时光。

　　第四个方面是信仰，悲痛可能动摇，也可能坚定一个人的信仰。根据研究人员的解释，人们在经历创伤后会重新审视他们自己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定位，或感受到一种新的精神联系，这可能会影响的他们的意义感或信仰。比如，在孩子被诊断为癌症之后，有宗教信仰的父母可能会认为孩子的苦难是上帝的意志，这样就坚定了他们过去的一贯信仰。相反，如果他们开始质疑上帝存在的意义，就动摇了他们过去的信仰。不论如何，研究人员认为人们正是在这种对意义感的重塑和再确认中受益的。

　　最后，第五个积极的变化是新的可能性。在创伤发生之后，人们可能会意识到新的机遇就在身边，并决心去追求。不难想象一个不幸烧伤的人，为自己的外表羞耻而郁郁寡欢，放弃了先前的工作却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寻找新可能性的一种方法是想象你理想的未来生活，思考如何把它变为现实并付诸实践。一项研究指出，让人每天花二十分钟描写最理想的自己并规划他们的目标，只需要短短四天就可以使他们明显感觉到充实和快乐。此外，这样做还能让人变得更乐观。

　　专注于这五个方面的中的一个或数个，我们就能把遭受的困苦变成个人提升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可以促进这个过程。其中一个因素是获得关怀；在遭受创伤之后向所爱的人或者社区成员寻求支持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明白对悲剧的最好处理方式不是逃避而是迎难而上，接受没有后悔药的事实并且主动面对痛苦本身。最后一点是时刻记住我们自己才是决定如何继续前进的关键，并因此感受到恢复过程是在自己掌控中的。

　　当然，创伤后成长并不意味着创伤是好的，或者苦痛不值一提。最近恐怖袭击的幸存者以及受害者的家属和朋友很可能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正在经历的痛苦和煎熬毋庸置疑。所幸的是，悲痛和创伤后成长可能、也往往是同时出现的。事实上，心理学家Barbara Fredrickson指出，心态健康乐观的人积极和消极情绪的比例是3：1，这说明消极情绪本身就是人类整体健康中重要的一部分。

　　没有人能免于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健康而积极地生活——有时甚至是因为这些创伤而生活得更好。在911袭击之后，研究者发现热心、感恩、合作以及其他美德在美国民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历史上这样的现象一直在上演，最近的这些灾祸并不是特例。创伤引起改变，而改变可以是积极的。创伤后成长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沿着这条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奋斗——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关于作者：

　　Kasley Killam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皇后学院意识与心理疾病实验室和哈佛大学的群际神经科学实验室从事心理学研究。目前她供职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创新医学中心并且是UnLoneliness项目的大使，该项目旨在呼吁人们认识社会隔绝这种健康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