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政府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多次对中国指责施压。2025年2月1日，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再次以芬太尼为借口宣布向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中国政府就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公安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政策最严格、执行最彻底的国家之一。作为联合国三项禁毒公约缔约国，中国始终坚定履行国际禁毒义务，并积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禁毒国际合作。中方在本国并无规模性滥用情况下，本着人道主义善意，应美方请求于2019年在全球率先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在中方整类列管后未再收到美方查获来自中国的此类物质的通报。美国发生的芬太尼等药物滥用问题的根源在其自身。美方罔顾事实，一味向他国甩锅推责不仅毫无道理，而且无助于解决其自身问题。

　　

　　本文应约就美国芬太尼问题（本文称“阿片危机”，简称“危机”）的基本事实、背景及其归因简述如下。

　　

　　1 背景概况

　　自尼克松政府1971年宣布“毒品战”至今的五十多年时间里，美国始终是全世界毒品滥用最严重的国家。据《人民日报》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药物滥用问题日益严重，2023年在12岁以上年龄的约2.8亿人口中，有约6180万人滥用大麻，近900万人滥用阿片类药物；又据新华社援引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报告显示，美国在过去38年间因吸毒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每年以9%的速率递增，大约每8年翻一番，2021至2023年美国每年因药物过量死亡人数连续三年超过10万人。除此之外，吸毒导致的各种精神、躯体疾病和乙肝、丙肝、HIV/AIDS等传染性疾病，巨额公共卫生负担以及毒品相关的贫困、失业、丧失劳动力、种族歧视、暴力和家庭、青少年等社会问题同毒品问题交织，使得这场“毒品战”变成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也成为广大民众心头挥之不去的切肤之痛。

　　

　　纵观美国毒品问题从散发、局部流行到遍布城乡的泛滥，从纽约等少数大城市的边缘人群到波及全美社会各阶层，以及从医学和道德意义上的药物滥用转化为反映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等深层问题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近年来发生的这场危机并非是单纯的芬太尼问题，它所反映的也不仅仅是毒品治理的失败，而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多年来所形成、积累的系统性社会、政治、法律等多方面问题。

　　2 危机发生的基本过程

　　阿片类药物滥用是美国社会流行最早、波及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毒品问题之一，经历了早期的吗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北战争期间士兵大规模使用／滥用吗啡，据文献记载，使用者的数量在十万人以上，吗啡成瘾成为流行一时的“士兵病”）、此后的鸦片（及鸦片酊等制剂）以及海洛因的流行性滥用。

　　

　　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药理学黄金时代”(golden age of pharmacology)的到来，包括各种精神药品在内的大量药物面市，美国社会刮起新的“用药之风”；加之这一时期因越战等社会问题所催生的“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青年反主流亚文化群体，以及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文化的出现，使得各种处方麻醉药品和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苯丙胺类兴奋剂等违禁毒品在社会上流行性滥用并一发而不可收，这也成为了阿片危机的根源。而九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以镇痛药奥施康定为代表的医源性药物滥用事件，促成了人群中大规模麻醉性镇痛药的流行性使用和成瘾，使得过量中毒事件猛增，成为导致危机发生的“引线”，并演变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图片从时间上梳理，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场危机经历了以海洛因为代表的违禁毒品到处方麻醉性镇痛药（奥施康定），再到芬太尼和甲苯噻嗪及新精神活性物质等三波以阿片类为主的药品／毒品的流行性滥用。

　　

　　“第一波”阿片滥用危机时间大体上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前后。20世纪90年代前美国社会上流行滥用的阿片类以黑市海洛因为主，随着奥施康定(OxyContin,主要有效成分为羟考酮）1996年上市进入医疗市场，90年代中期开始以奥施康定为主的处方阿片类药物(prescriptionopioid,PO)使用消耗量猛增。奥施康定是用于中、重度疼痛的麻醉性镇痛药，出于盈利目的，药企和商业利益集团利用各种手段大肆进行宣传推销，医生大量开具止痛药，使得使用者很容易获得此药，导致这一时期以奥施康定为代表的阿片类镇痛药消耗量猛增，使用者中既有患者（因治疗疼痛的医源性处方药使用／成瘾者），也有吸毒者。统计显示，自1996年至2002年的6年间，美国开具奥施康定镇痛药的数量从30万猛增至600万。麻醉性镇痛药使用人群中不乏青少年。有研究显示，青少年开始非医疗目的使用处方阿片类的平均年龄为16.8岁，其中86%发展成处方阿片类的“规律性”滥用者(regularPOmisuse),92%在使用阿片类药物同时也使用苯二氮类等精神药品，其中79%最终转化为滥用海洛因。

　　

　　随着对奥施康定药物依赖的形成，大量用药者不得不持续用药以避免出现戒断症状，而不断增强的药物依赖和耐受性驱使患者不断地加大用药剂量，形成了“用药—耐受—依赖—加大剂量”的用药模式和恶性循环，大量为治疗疼痛而用药的患者沦为瘾君子。事实上，此时的用药者除不得不持续用药维系其业已形成的药物依赖状态，以避免出现戒断症状之外，已无更多其他之路可循。许多成瘾者为获得更好更快的药物滥用感觉将药片破坏碾碎行鼻吸或静脉注射方式滥用，加之与镇静催眠药等精神药品及海洛因等黑市毒品混合多药滥用，使得药物滥用导致的意外中毒事件猛增。1999年之后的十年间，每年因吸毒过量死亡的人数从数千增加至数万人；自1996年奥施康定上市到此后20年间因该药过量中毒相关死亡的人数达到40万。《美国医学会志》(JAMA)发表文章显示，研究人员应用“国家生命统计系统死亡率评估”结果表明，自2000至2017年，每10万人中与合成阿片类药物（除外美沙酮）相关的非故意死亡人数从2.2人增至13.2人，与阿片相关的死亡率从73.8%上升至90.6%。由此形成第一波阿片类（奥施康定为主的多药滥用）过量中毒危机。

　　

　　“第二波”危机自2010年前后开始，在第一波危机未得到有效控制，社会上存在大量奥施康定滥用成瘾者的情况下，芬太尼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危机。芬太尼是一种阿片类镇痛药，在临床上主要作为麻醉用药。由于芬太尼强效高毒的特性（其等效作用为吗啡的80~100倍，一些芬太尼类的衍生物毒性更强），加之成瘾者中普遍的多药滥用行为，以及黑市毒品在成份、剂量、纯度上的复杂和不确定性，使得药物滥用过量死亡人数在2010年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其中大部分是以芬太尼为主的阿片类所致，2017年一年因吸毒死亡人数达到创记录的7.2万人。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宣布全美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1999年至2021年美国药物过量死亡人数见图1。

　　

　　“第三波”危机发生在2020年前后，在宣布芬太尼滥用中毒事件为紧急状态后，危机不但未得到缓解反而愈加严重。这一时期芬太尼（及其它芬太尼类衍生物）和各种以合成毒品为主的“新精神活性物质”(NPS,指具有药物依赖性，但未列入联合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管制的以合成毒品为主的物质）更多地出现在美国毒品市场，药物成瘾者有了更多毒品选择的同时，多药混合滥用日益严重，导致吸毒过量致死人数继续猛增。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2021至2023年连续三年每年因吸毒过量死亡人数都超过10万。

　　

　　除芬太尼外，这一时期的死亡原因还与滥用甲苯噻嗪(Xylazine,一种兽用麻醉剂，具有镇痛、镇静和肌肉松弛作用）有关。上述两种甚至更多成份不明街头毒品多药混合使用产生叠加协同的复杂中毒效应，所导致的中枢抑制作用和神经精神障碍类似“僵尸”，大量无家可归的吸毒者面目呆滞、步履蹒跚、漫无目的地游走在街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波危机的特有现象和特征。据美国禁毒部门报告，2022年因服药过量死亡的事件中2/3以上同甲苯噻嗪有关，2023年上半年同此药相关的过量事件继续猛增。2023年4月13日，白宫宣布将掺有甲苯噻嗪的芬太尼指定为美国的“新威胁”。这是美国首次将某种药物视为一种新兴威胁。

　　

　　3 导致阿片危机的因素剖析

　　这场危机的性质和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对由于某类药物滥用导致了长达十数年、引发数十万人成瘾、死亡的这一事件进行剖析、认识和反思，从中汲取教训，对于国际禁毒和药物滥用防治有着积极意义；而对于危机仍未得到很好控制的美国来说，客观理性地分析原因并针对问题从根本上采取措施进行治理，而不是一味目标向外“甩锅推责”，则不但对于有效遏制和预防危机的发生发展，且对于全面禁毒也是必要、重要的。

　　

　　应该说，导致这场危机的因素是复杂、多方面的，本文从直接和深层次原因等两个方面进行初步讨论。

　　

　　3.1 直接原因因

　　各种原因导致的急慢性疼痛是人群中常见的病症。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止痛药是治疗各种疼痛的主要医学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为治疗、管理癌症相关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倡导采用“三阶梯使用止痛药”方案，达到使癌症患者无痛的目标。然而，止疼药特别是阿片类麻醉性镇痛药作为具有药物依赖性的特殊药品，针对不同患者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科学合理用药是保证安全、有效、预防和减少不良反应特别是药物成瘾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在实践中，政府主管部门、药企和医疗机构医生本应在药品管理、宣传教育、销售、监测、预警以及指导正确合理使用药物等各方面全链条负起责任，杜绝药品流弊和预防药物滥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被认为是“止痛神药”的奥施康定泛滥，是政府部门监管缺位、医药公司及利益集团推广营销、医生对用药存在认识偏差滥开处方和大众被误导，以及美国社会上根深蒂固用药观念误区的结果。

　　

　　由此可见，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在麻醉药品管控不利、监管失责、公司药企为谋取经济利益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推销、医疗机构不负责任滥开处方，以及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缺位等系统性问题。应指出的是，在阿片危机中暴露的奥施康定滥用事件可能仅仅是各种麻醉药品（及精神药品）使用问题的冰山一角。着名医学杂志《柳叶刀》2019年刊文指出，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耗了全球80%的麻醉性镇痛药；而仅占全球麻醉性镇痛药总量的5%是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以外地区消耗的。美国社会对麻醉性镇痛药的过度需求消耗和过度生产导致的大量药品剩余，不但扭曲了美国的麻醉品供需关系，对全球的相关政策也产生了广泛消极的影响。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和联合国麻管局(INCB)在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多次指出全球性麻醉性镇痛药供需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导致中低收入国家中需要接受止痛药治疗的广大病患得不到基本药品，这对中低收入国家是不公平的。

　　

　　因此，经济利益驱动的畸形药品供应与消费需求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在利益驱动和缺乏药品监管及正确用药指导的环境下，医生和患者几乎没有限制地大量开药和用药；由于药品耐受原因，患者用药剂量不断增加导致大量患者发生药物依赖和成瘾；问题发生后，由于缺乏药品不良反应／滥用监测报告机制，使得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置；而问题暴露后在社会各界和舆论压力下，执法部门采取措施对药企、医疗机构进行查处又导致了药物依赖／成瘾者无法从正规医疗机构继续获得药物，以及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药物依赖治疗，使得大量医源性药物依赖／成瘾人群不得不到黑市寻找替代性毒品，一系列的问题导致和加剧了危机。

　　

　　2023年10月，美国54岁的知名演员马修·派瑞（美剧《老友记》中钱德勒·宾的扮演者）被发现在家中的浴缸中溺亡。调查表明，派瑞1997年在一次事故中受伤，当时医生给他开了大量的奥施康定，为缓解伤痛，派瑞长期大量地使用该药并形成药物依赖。为戒除奥施康定依赖，派瑞此后又使用另一种止痛药维阿丁(Vicodin,氢可酮与对乙酰氨基酚复方制剂）替代，最多时使用了55片维阿丁，结果是没有将药物依赖戒除又染上酒瘾（事实上此时已处于严重的多药交叉依赖和酒依赖状态）。此期间，派瑞曾经多次试图戒毒但都未成功。严重的药物成瘾及其导致的身心障碍，加之得不到正规医疗机构和负责任医生的治疗和指导，使派瑞寻求各种方式缓解身心痛苦，包括购买麻醉剂氯胺酮（俗称“K粉”）等黑市药品自行滥用。执法部门的调查显示，派瑞在去世前四天里注射了至少27针，在死亡当天注射了至少3针氯胺酮。而派瑞的遭遇仅仅是众多使用处方麻醉性镇痛药所致医源性成瘾人群的一个代表。

　　

　　3.2深层原因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毒品消费国，药物滥用及其导致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是灾难性的。美国政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积累投入禁毒资金超过一万亿美元。从1971年尼克松政府发动“毒品战”，到此番阿片危机发生后的治理，禁毒决心不可谓不坚决，所采取的各种举措动作也不可谓不大，但毒品问题不但痼疾难除且愈演愈烈，其深层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本文以大麻问题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剖析。

　　

　　大麻是联合国禁毒公约管制的麻醉药品。大麻作为美国社会滥用人数最多，对青少年危害和影响最大的一种毒品，是联邦政府毒品管制法表一管制的违禁品。但由于各州有独立的立法、司法权，形成联邦与州政府在禁毒法律、政策上的冲突、碰撞和分化。受这一制度性弊病的影响，许多州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施行娱乐性大麻合法化政策：大麻合法化使政府从合法的大麻市场获取可观的税收，而大麻税收又成为毒品合法化的重要推力。在利益集团游说下，美众议院也积极审议推动大麻合法化法案；政客为追逐一己私利而寻求在联邦层面推动大麻合法化。而美国政府看到大麻合法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后，不但未加强对大麻管控反而进一步推动合法化，在民众生命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成为了美国持续推动毒品合法化的重要因素。令人不解的是，不止一位总统在竞选或任职期间不以为然地公开谈及个人使用大麻的经历，无论其动机是什么，这都无疑会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传递一种错误、消极的信息，对药物滥用预防及相关政策产生冲击和影响。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将大麻视为一种“软毒品”。而早在1975年Candel就在《科学》杂志刊文提出了四阶梯“入门药”理论(thegatewaytheory),认为青少年吸毒成瘾的第一阶梯是使用酒精，第二阶梯是烟草和烈性酒，第三阶梯是大麻，最后是更为“硬性”的毒品。此后的大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的正确。因此，滥用大麻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大麻合法化政策影响下，加之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药品”文化、种族矛盾、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许多人使用大麻或其它麻醉品进行“娱乐”或麻痹自己舒解压力。而为一种“入门药”，在“娱乐性”使用大麻之后，更多人必然会“尝试”使用更为“硬性”的可卡因、冰毒、海洛因等毒品，并由此导致过量中毒。因此，一方面是毒品问题在美国社会不断恶化，而另外一方面，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积极推进大麻合法化，加之广为流行的“大麻无害”的社会氛围是造成药物滥用流行并引发危机的重要社会因素。

　　

　　联合国两大禁毒方略是“降低毒品非法供应”和“减少毒品非法需求”，强调执法打击和预防治疗并重的政策。但从里根政府大幅度削减用于药物滥用预防、治疗和教育的联邦经费开始，到此后历届政府在这一政策上左右摇摆的不确定性和重执法打击轻预防治疗的失衡，也成为这场危机以及毒品治理失败的一个潜在因素。在美国，吸毒成瘾人群中仅1/10得到了治疗（全球平均水平为1/7),大量吸毒成瘾者得不到及时有效可及的治疗，不得不寻求使用黑市毒品替代，进而导致中毒死亡。

　　

　　最近，加拿大“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就芬太尼问题发表声明表示，美加边境的问题并不是导致两国发生药物滥用过量危机的原因。阻止芬太尼的生产和贩运是重要的，而仅靠减少供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危机，解决这一危机需要政府采取全方位应对措施，特别是加强预防、治疗、健康教育并确保社区安全。

　　

　　综上，美国阿片危机的教训和启示是多方面的。这一危机的发生并非简单和偶然，治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总结、反思、客观认识危机发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阿片危机”的有效治理，是解决问题的应取之道，对全球禁毒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