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6·26国际禁毒日”，我们特别邀请6位来自不同禁毒岗位上的人士作客本期人物·对话。他们将以各自的经历，从不同的角度表述各自对于禁毒所特有的感受和观点。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
一百多年前，鸦片被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作为牟取暴利的“武器”输送到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839年6月3日，被派到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壮举。一个世纪后的1987年6月，联合国在奥地利首都召开部长级禁毒会议，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将国际禁毒先驱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结束日———1839年6月26日这一天，定为国际禁毒日。
目前，全世界吸毒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我国也达近百万，因吸毒而死亡的，世界上每年有10万人之多。每天，读者都能从各类媒体上读到大量触目惊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了禁毒，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打击措施。但是禁毒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毒品犯罪依然打而不绝。能不能从源头上做起、找出一条更为有效的禁毒之路，成为许多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审视现行戒毒模式
人物杜新忠，浙江金华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警官
背景我国现行的戒毒体系是以强制戒毒为主体，以自愿戒毒、劳教戒毒为补充的体系。该体系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十多年来，该体系为我国的禁吸戒毒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实践也表明，该戒毒体系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有管理、队伍、经费等方面的问题，也有法律滞后、监督乏力、多部门协作不畅等方面的问题。
那么，今后我国的戒毒模式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有着多年戒毒工作经验的浙江金华市强制戒毒所的杜新忠警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记者：作为从业经验丰富的警官，您是如何评判现今的戒毒体制的？
杜新忠：我国目前戒毒模式主要分为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三种。
首先我来谈谈自愿戒毒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吸毒问题开始在云南省边境一带死灰复燃，并迅速蔓延和发展。1989年，全国首家自愿戒毒机构———昆明药物依赖治疗康复研究中心在云南省精神病院成立。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自愿戒毒所。
作为一种戒毒治疗模式，自愿戒毒模式有它自己的优势，比如作为专业的戒毒医疗机构，能够采取各种先进的脱毒治疗方法，为解除吸毒人员的躯体依赖以及各种并发症，减少复吸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鼓励自愿戒毒不仅可以缓解强制戒毒的压力，也可减少国家开支。
但它的弊端也是相当明显的。我国的绝大多数自愿戒毒所只提供7～15天的脱毒治疗，没有后续的康复措施。其次自愿戒毒机构以赢利为目的，脱毒费用过高。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自愿戒毒复吸率极高。有人对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方式作过比较，结果表明，自愿戒毒的复吸率最高。
其次关于强制戒毒模式。我国最早的强制戒毒所是兰州市强制戒毒所，成立于1987年12月，当时隶属于兰州市民政局；而我国最大的强制戒毒所———昆明市强制戒毒所则开始成立于1989年12月。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强制戒毒所开始陆续建立。强制戒毒所长期、稳定的保持收戒量，能够直接减少社区毒品需求，一定程度上遏制黑市毒品交易。同时它还能够有效地降低发案率，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服务。但它也存在管理不规范，经费短缺、设备落后等问题。
劳教戒毒工作是全社会与毒品作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禁毒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遏制毒害蔓延、净化社会风气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经公安机关强制戒毒后又复吸的最顽固者效果最为明显。
但是普通劳动教养制度与劳教戒毒工作存在不相适应。劳教戒毒工作发展迅速，吸毒劳教人员激增并成为劳动教养收容的主要对象只是近几年的事。而整个劳动教养制度，如工作方针、管教、生活卫生、医疗、生产等等，大都是以普通劳动教养人员为对象，总结几十年的经验而构建的。但是，从近年来劳教机关收容教育改造吸毒人员的实践看，吸毒劳教人员作为劳教人员中的一个新类型，他们的违法原因、思想表现、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以及个性特征等方面都与普通劳教人员有较大区别，尤其是在生理上、心理上和行为上与普通劳教人员明显不同。因此原有的管理教育制度和措施有许多方面已不适应现在的戒毒现实状况。
三大戒毒模式的管理对象、管理手段不同，三者之间互有利弊，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三者缺一不可。但由于三大戒毒模式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所以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其为我国的禁吸戒毒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物文国英，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干部，戒毒志愿帮教者
背景在中国一些社区，有这样一群人出现了。这群人的数量也许很少，但他们却做着一项“禁止毒品，拯救灵魂”的社会工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戒毒志愿帮教者。文国英就是其中一位。
1997年年初，作为省检察院的一名女检察干部，文国英参加了由福建省政法委、省妇联和省司法厅联合组织的、在省女子劳教所开展的“百名优秀女性献爱心帮教巾帼志愿者行动”，她选择了其中最具挑战性的项目———帮教吸毒人员，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今年年初，由中央电视台、《海峡都市报》和福建省福彩中心主办的“感动中国、感动福建”2003年度人物评选当中，作为候选人物之一的文国英，媒体报道她参选的“感动理由”是：“七年多来，文国英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帮教了三十多名吸毒者。她帮教过的吸毒者3年未复吸的超过50%，半年未复吸的超过90%，其中有3人考上大学，3人出国……”
记者：戒毒是世界性难题，吸毒者出了戒毒所之后的复吸率都很高，而据媒体报道，在你亲自全程帮教过的吸毒人员当中，有几乎一半的人都达到或接近联合国设定的脱毒标准(3年半)，我想知道你是怎样做到的？
文国英(以下简称文)：我想我帮教工作的核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即“把戒毒者的苦难看成是自己的苦难”。成功的戒毒帮教，不仅需要为戒毒者扫除重新做人的障碍，给戒毒者提供再生的希望和信心，同时也需要帮教者用无私的奉献给他们提供灵魂的支撑力。我想爱心应该是我成功的关键吧。
记者：有些媒体称你这种救助吸毒者戒毒的方式为“文式戒毒模式”，也有些人质疑您的这些做法，说“这个让全世界都挠头的难题，通过写几封信、打几次电话你就能解决，这也太过简单了吧？”就这两种观点，你能具体谈谈你的做法和依据吗？
文：我觉得把我的做法简单地概括为“写几封信、通几次电话”未免过于片面。健康社会的禁毒一般包括四个完整的环节：禁止制毒、打击贩毒、反对吸毒和救助吸毒者。如果说前两个环节较多地表现为政府强制性，那么，后两个环节则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劝导性。据统计资料显示，相当多的吸毒者染上毒瘾，是由于失意、无知、彷徨等心理造成。当他们接受完强制戒毒后，回到原先生活的环境，社会歧视事实上是加剧而不是减弱，让这些“迷途羔羊”很难找到一条回归社会的路。这是导致复吸率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让走出强制戒毒所的吸毒者在较长时间里生活在一个远离毒品、温馨宽松和相对隔离的环境下，逐渐回归社会是目前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具体的帮教过程中，我最需要得到吸毒者家庭的配合，在亲情的滋养和家庭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吸毒者一般都能比较顺利地度过最易复吸的最初阶段。这其中我会对其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和心理辅导，比如通信和通电话，时刻注意他们的各种变化，以便采取措施。但是有很多吸毒者的家庭不愿意再接纳他们，更不想配合，这种情况最为棘手。我只好想尽办法帮助吸毒者找工作，并尽量满足他们一切正当的生活需要。于是就有人这样评价我是“干富人、名人做的事”，实际上多年的救助已经让我家贫如洗。
记者：这的确是很不容易，我想知道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坚持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文：其实在救助过程中，最感困难的不是方式和资金问题，而是用心去做所带来的心力交瘁。你要帮助吸毒者找工作，还要尽量隐瞒他(她)的过去，因为我认为帮教工作最关键的是要尊重你所帮教的吸毒者，他们也有隐私权。很多时候我所帮助的吸毒者也在利用我的宽容和爱心。比如他们经常会拿着我给他们买生活用品的钱去买毒品。这当然让我很伤心也很愤怒，但我没有放弃他们，因为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病人，需要去用心和爱来治疗。
有专家这样评价文国英救助吸毒者的行为：文国英以她的行动发出了救助吸毒者的理性社会的深情呼唤。社会应当理性对待吸毒者，理性地对待戒毒，更应当把这种理性升华为一种社会的集体理性和操作举措。
人物郭先生，曾有十二年吸毒史，戒毒后至今已坚持十四年不吸毒，戒毒志愿帮教人员
背景郭先生是华裔新加坡人，曾经的少年无知让他饱尝毒品的痛苦折磨。经过强制戒毒，他成功戒毒，并从此走上社区帮教戒毒志愿者的行列中。1995年，郭先生来到广东增城市，参与“金不换戒毒救助站”的戒毒帮教服务工作。
记者：一般成功戒毒的人回归社会后，都不愿意再提过去，尽量远离任何和毒品有瓜葛的人和事。你怎么就选择了重新面对和帮助吸毒者？
郭先生（以下简称郭）：虽然我戒毒已经十几年了，但一想起当初戒毒的经历依然刻骨铭心，戒毒过程中所必须经受的痛苦和煎熬是一辈子也无法忘怀的。因此戒毒成功后，我就在思考应该为和我同样经历吸毒、戒毒痛苦的人做些事情。我认为我在做戒毒志愿工作方面有优势。因为我本身就曾经有过吸毒经历，而且有十二年吸毒史，最终也通过努力戒毒成功，这本身就是很能起到鼓励吸毒人建立信心的例证。而且我特别能理解吸毒人的真实感受，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也同样比较容易接受我的帮助。
记者：你们当初具体是怎么做的？什么是中途救助站？
郭：我们的做法就是给走出戒毒所的人安排一个隔离式的环境，提供给已断瘾的吸毒者心瘾的治疗。在这期间我们会让康复者参加岗位技能培训。比如养殖、小商品制作等，以提升他们生存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安排个人交流辅导小组让学员彼此鼓励，正面表达自己的处世态度，增强其抵抗心瘾的能力。中途救助站能让学员有一段冷静期，通过帮教人员的爱心感召和心理辅导、咨询工作，以不强制，但又有规则的群体生活训练，培养学员诚实友爱、正直负责任的美德.
记者：从当初的吸毒者到现在的志愿工作者，两种身份的巨大反差，你有什么感触？
郭：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劝戒人们千万别吸毒，即使抱着侥幸的态度偶而尝试一下也不行。因为一旦吸毒，终生戒毒。戒毒最可怕的就是戒除心瘾。心瘾是非常难戒除的，而且我认为它是不可能戒除的，它需要你用一生的努力。虽然戒毒成功，但这么多年来我用几乎残忍的方式戒除了许多正常人可以自由享用的习惯，比如抽烟、喝酒、过夜生活等，代之以做善事、读福音书等生活方式，我需要时时警告自己不再去想毒品，不再尝试放纵自己，甚至片刻都不可以。这就是吸毒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将伴随你终生。
人物李峰，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警官、医生
背景世界各国专家对吸毒者的戒治方法始终有不同意见，其中最重要的分歧是究竟将吸毒者看成是需要治疗和帮助的病人还是需要严厉打击和惩罚的违法者？尽管争论还在继续，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将戒毒者视为病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医学专家认为，从生理上看，吸毒成瘾实际上类似一种精神残疾症。为了探究吸毒戒毒的医学原理，记者采访了从医学角度对戒毒进行研究的李医生。
记者：作为医生，您是如何看待吸毒这种行为？
李峰（以下简称李）：从生理上看，吸毒成瘾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残疾症。已有的研究表明，毒品可以通过影响人大脑的生物化学过程，从而影响人的行为。尽管政府这方面的实验研究证据还不充分，但海洛因依赖者“心瘾”难除的感觉，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毒品对人的行为控制能力的破坏作用。
记者：作为医学工作者，您觉得一个人一旦吸毒，有无完全戒除的可能？
李：戒毒对一个吸毒者来说是困难的，也是难戒的。但是只要有决心、有利于戒毒操守的环境，毒也是能戒掉的。但是彻底康复是不可能的。因为吸毒会造成人体大脑内的吗啡肽长期受到抑制，导致失衡，需要不断地从体外获得吗啡类物质(如毒品)来达到体内平衡。如果一旦停用毒品，大脑中枢内既无吗啡发挥药力，也无内源性阿片肽发挥作用，因而就会出现一系列犯毒瘾的症状。而人脑内的内源性吗啡肽要恢复到正常生理状态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药物或仪器能将吸毒者大脑内的内源性吗啡肽恢复到原来正常的情况。所以，一句警言至关重要：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
记者：作为医生，你认为目前最为切实可行的戒毒模式是什么？
李：作为医生，我是把吸毒人员当成病人来看待的。因此对他们应该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用关怀与同情来进行治疗和康复工作。目前我们正在探索一条治疗、康复、自愿戒毒、强制管理的模式。而吸毒者彻底地恢复健康人格方面的康复治疗，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完成。这就要靠帮教工作者或心理医师对患者进行耐心细致的心理行为的矫正工作。但我国这方面的医师十分缺乏，根本无法满足，所以还需要大量的志愿性帮教工作者。
人物倪敏达，福建省长乐市岱边小学校长
背景我国吸毒人员迅速增多，与相当多的社会公众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青少年对毒品缺乏科学认识有关。据公安部1998年调查统计，我国吸毒人员中85.1%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当中又有80%是在不了解毒品危害的情况下吸毒成瘾的。因此预防和加强青少年犯罪以及戒毒帮教工作，是近年来我国禁毒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许多学者思考和研究禁毒问题的重点。对此，多年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倪敏达先生提出了青少年应加强对我国优秀传统经典的教育学习，并由此发起了“儿童文化经典诵读活动”。
记者：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您是如何看待日趋严峻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倪敏达（以下简称倪）：当今我国青少年身上存在很多道德问题。公安部2001年通过媒体公开报道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十几岁孩子的犯罪率每年以较大的比率上升。有些青少年犯罪的行为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许多孩子为了一点点事情可以抢钱、可以杀人、甚至杀父母。青少年本身存在许多苦恼。孩子很小时候，社会就向其提倡竞争，使孩子们提早进入竞争的行列，包括学习上片面追求成绩的压力。而且，社会上的物欲横流，媒体的错误诱导，导致青少年精神非常空虚，生活没有目标。于是大学生自杀事件时有发生，上“迪吧”“摇头”的青少年大有人在。
造成这种现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文化阙失。现代道德教育的最大失策是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根是“儒、释、道”三家，儒家讲仁义，佛家讲慈悲，道家讲无为、不争。这三家的教学，构建起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教育体系，造就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但是，从民国开始，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一味崇洋媚外，什么都说是外国好，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推翻，推倒孔家店，传统的“儒、释、道”三家都要把它消灭掉，于是造成如今青少年的这种现状。
记者：请问什么是“儿童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您发起这项活动的初衷是什么？
倪：儿童中国文化经典诵读是一项侧重于人文教育的教育形式，它是当今偏重于科学教育的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其实接受正规教育成长的我原本对经典所知甚少，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经典。那是1999年，儿子5岁了，广告词背得很熟，正当我为教育孩子而烦恼之时，一张随南怀谨先生的书赠送的叫《儿童经典诵读巡礼》的VCD使我认识了儿童经典诵读的教育。
我开始在自己的学校开设“国学启蒙”课题，全校学生学习经典。“道不孤，必有邻”，经典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推广经典诵读的过程中团结了许多热心推广的同道，组成义工团在社会上开班，正式推广经典诵读。在长乐市推广经典教育有成效之后，我们联合福州市推广的同道向省会福州推广。半年来深受社会大众及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如今在长乐市区有近十个导读点，有近千名孩子参加过经典诵读活动。2004年我们成立“福州亲仁经典文化传播中心”。我想只要经典教育能够健康的发展下去，只要能影响十分之一的人们，社会之风气必将大为好转，中华大地将再次焕发礼仪之邦的风采。
人物蔡小林，福建省禁毒办副主任、福建禁毒总队总队长
背景从今年的国际禁毒日宣传主题：“抵制毒品，参与禁毒”，我们不难看出，禁毒工作不再只是政府部门的专属行为，而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进一步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毒品问题，支持禁毒事业，发动越来越多的民众积极参与到禁毒斗争中来。作为多年战斗在禁毒斗争第一线的、福建省禁毒办蔡小林副主任深有体会。
记者：作为政府部门主管禁毒工作的领导，您如何看待“禁毒是一项社会工程”的说法？
蔡小林：当前，我国毒品形势十分严峻。去年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数已达86万，同比增长26.3%，实际吸毒人员数字远大于此。目前，全国涉毒的县(市、区)已达2084个，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72.7%，全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有毒品问题。因此禁毒工作由部门行为转变为社会行为，已是新时期对禁毒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那些认为禁毒工作只是公安等政府职能部门自己事情、拒绝民间禁毒力量的认识是片面的，很有局限性。在广泛动员全社会都来参与禁毒工作的同时，也要警惕那些借宣传参与禁毒之名行一己之私的现象发生，因为这势必会给职能部门的禁毒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多不利因素。
同时关于禁毒、戒毒方面的立法也存在滞后的问题。比如目前的强制戒毒立法，对于戒毒方式、戒毒机构职能责任等都以法定的形式予以规定。但对于民间禁毒组织的权利、义务却规定不明确。这非常不利于我国禁毒工作在全社会顺利展开。毕竟禁毒是一项社会工程，它鼓励和欢迎社会各界都来积极参与。而在这其中，政府职能部门起着重要的规范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