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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HIV/AIDS流行现状与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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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29 16:17:03
来自：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作者：2004年 第13卷 第2期
阅读量：1
自1981年美国首次发现艾滋病（AIDS）以来，仅仅20多年时间，AIDS就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截止2000年底，全球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S患者>5790万例，其中因静脉注射毒品导致感染HIV者>330万人，并且每年还以500万的速度增长，现在平均每天大约有16 000个新HIV感染者发生[1]，HIV/AIDS的流行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着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
我国自1985年首次发现4例接受美国生产第Ⅷ因子的血友病病人中感染HIV以后，HIV/AIDS病例数逐年增长，传播途径由单一逐渐趋向多样化，性传播和母婴传播日益增多，我国正面临着HIV/AIDS大流行的危险，当前是防御HIV/AIDS流行的关键时期。
1 我国HIV/AIDS流行概况
1.1 流行现状
我国的艾滋病流行近几年来呈加速上升趋势，HIV感染者检出数逐年增加，据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报告，1985年-2002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报告HIV感染者26 058例，估计累计HIV感染者已增至近100万人，其中AIDS患者1111例，死亡584例[2]；HIV感染者地区分布广，疫情涉及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各地分布不均，虽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报告了HIV感染，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流行强度很不一致，即使是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地区的流行强度也不一样，累计报告最多的是云南，其次是新疆、广西、河南、四川、广东和贵州[3]；HIV/AIDS的传播以经血传播为主，其中注射毒品滥用者（IDU）感染人数占68.0%，经采供血途径占9.7%，输血和注射血液制品者占1.5%，经性途径占7.2%，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4]；HIV的感染与发病年龄以20-39a的青壮年为主，尤以20-29岁为最，分别占感染与发病人数的47．9%和36．4%[5]；感染途径多样化，以IDU感染比重最大，但性接触感染亦逐年倍增，已发现母婴传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献血员中发现一定数量的HIV感染者，各地的主要传播途径也不完全相同，云南、新疆、广西、四川、贵州等省主要是经共用未消毒注射器静脉注射毒品而传播，而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感染HIV的主要途径则是经采供血传播，就全国而言，经血传播（IDU与采供血）仍是现阶段报告的主要传播途径[3]；HIV感染者涉及的人群非常广，有工人、农民、个体户、无业人员、干部、医生、学生，也有商人、司机和家庭妇女，HIV感染者已由流行之初的外籍人员和海外华人转向国内居民，我国的HIV感染者以农民占绝大多数，其主要原因一是云南、新疆等省区的HIV感染者主要是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吸毒者，二是中部和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中的HIV感染者，也主要发生在农民；HIV感染的男女性别比例在不断缩小，云南省HIV感染者的男女比例已由1990年的40：1缩小至1997年的4：1，全国目前的男女比为6：1[ 3，6 ]。
1.2 流行阶段[3，6]
第一阶段（1985年-1989年）：称为传入期，其特点是HIV感染主要为传入性，此期共有7个省报告HIV/AIDS 188例，多为散发，主要分布在沿海各大城市，除浙江省4例血友病病人因使用进口污染的第Ⅷ因子而成为国内首批HIV感染者外，其余均为外籍公民或海外华人。第二阶段（1989年-1994年）：称为扩散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HIV感染者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边境的吸毒人群，以共用未消毒注射器为主要传播途径，同时在全国各地的回国人员、性病病人、暗娼及男性同性恋中也发现部分HIV/AIDS，疫情波及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云南在注射毒品人群中有HIV感染流行外，其他地区均为散发。第三阶段（1994年--）：称为快速增长期，此期HIV感染者迅速上升，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在静脉吸毒人群中发现HIV/AIDS，大部分省均报告发现经性途径传播的HIV/AIDS，在我国中部和东部一些地区的有偿供血员中发现为数不少的HIV感染者，已发现母婴传播的病例，在云南、新疆、广西、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吸毒人群中的HIV感染上升很快，但哨点监测数据显示仍呈散发，同期，经性途径传播的HIV 感染者比例明显增加。
2 我国HIV/AIDS流行的危险因素
2.1 IDU与AIDS的迅速传播
截止2002年，中国公安部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00万[7]，据估计实际吸毒人员为其4-6倍，HIV感染者/AIDS患者中IDU所占比例很高，在1990、1994、1996、1998年检出的890、1774、3341、11170例HIV/AIDS患者中，IDU所占比例分别为73.8%、63.8%、57.4%和67.5%，提示艾滋病在我国迅速传播，注射毒品为主要因素[8]；谈绍强等对2513例药物滥用者进行HIV血清抗体检测，发现HIV阳性37例，全部为静脉注射毒品人员，并经常共用注射器[9]；黎立勋等对1999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现的HIV感染者统计发现，IDU占全部HIV感染者的72.4%[10] ，可以认为，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IDU仍将为我国传播HIV的主要危险因素。
2.2 性传播疾病（STD）增加并促进HIV的传播
20世纪80年代以来，STD的发病迅速上升，STD在传染病中的构成已由1990年的16%上升到1995年的24%，预测到2006年淋病和梅毒的发病数将占24种法定甲、乙类传染病的50%以上[11]。有研究表明，无生殖器溃疡的STD可使患者对HIV的危险性增加了3-5倍，而在有生殖器溃疡的情况下，一次暴露感染HIV的危险性就会增加9-10倍，而患有尖锐湿疣的女性从男性艾滋病病人处感染HIV的危险性增加16倍，从而促进HIV的传播[12] 。
2.3 性观念的转变及暗娼的增加
郑煜煌等2003年对某高校544名大学本、专科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被调查的高校学生中部分性观念已相当开放，＞50%的人同意婚前性行为，＞30%的人认可多性伴侣和婚外情，约10%认可同性爱和同性性行为，约17%容忍暗娼行为，调查也发现，某高校学生对HIV/AIDS的预防及相关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教育前就有＞80%的大学生知道HIV/AIDS虽不能治愈但完全可以预防，知道HIV/AIDS的主要传播途径，并知道正确使用安全套和一次性空针可以减少传染的危险性[13]。根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96年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42万[14]，实际数为抓获人数的10倍，暗娼流动性大，致使传播率扩大。陈晶晶等1996年对北京某中专男生性知识、态度、行为的调查显示，约6%-8%的人同意“只要对方给好处就可与其发生性交”[14]。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男性STD患者承认感染来源于暗娼或临时性伴侣[15]。
2.4 艾滋病知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差
廖苏苏等人对海南省路边店暗娼的调查说明避孕套的使用很少，仅13%的暗娼经常使用避孕套[16]，全国哨点监测资料显示，暗娼中能每次使用避孕套的约8.6%-14.2%[17]，吴尊友等1996年对11个省医务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卫生专业人员AIDS基本知识普遍缺乏，仅有67、6%的医务人员能说出3种传播途径，知道经血传播的不足半数，对使用安全套可预防HIV/AIDS、STD方面，除医务人员外的各类人群认识率均较低[18]。据罗健等2002年对306例吸毒者吸毒行为及HIV/AIDS的KAB调查，77.15%的吸毒者以静脉注射的方式吸毒，其中，68.3%的人共用过注射器，仅6.2%的人采用正确方法消毒注射器，吸毒者中79.6%的人有两个以上的性伴侣，经常或每次使用安全套的人仅占16.9%，大多数吸毒者能正确回答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缺乏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据此认为吸毒人群感染HIV/AIDS的危险行为非常普遍，且知晓知识到行为改变仍有很大距离，建议开展减少危害的干预项目[19]。然而，近几年的调查表明，上述情况有所改变，据对某省公务员对AIDS预防控制工作态度及知识的调查，129名被调查的公务员中，9条传播途径知识正确率为71.32%-100.00%，说明政府公务员较好地知晓AIDS传播的知识，而且有一半公务员认为可以开展有效的干预措施[20]。刘中夫等中国城市妇女AIDS知识、态度、行为情况调查表明，90%以上的调查对象对性交和输血传播AIDS有正确性认识，而20%的调查对象对母婴传播途径缺乏认识，1/2的调查对象对蚊虫叮咬、干吻（无大量唾液交换的浅吻）等非传播途径存在错误认识[21]。以上数据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日益繁荣和发展，国民对HIV/AIDS的知识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但不同地区、职业、人群仍有较大差异。
2.5 流动人口剧增
中国人口基数大，且20世纪60-70年代中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正处于性活跃期，该年龄组是发生性病高危行为的庞大基础。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处于这一年龄组的流动劳动力从农村或小城市走向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在新环境中，由于缺少道德约束，会暗加危险性行为，易引起HIV/AIDS扩散。
2.6 对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力度不够
要制止HIV/AIDS的流行，重点是保护易感人群免受感染，目前还未发现有效的疫苗及特效药物可以预防艾滋病，为了保护健康人群特别是易感人群免受HIV感染，最有效的途径是进行健康教育。当前在我国关于AIDS的健康教育基本上还仅限于“12.1”国际艾滋病日前后，未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群特点开展相对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教育项目。
2.7 医源性传播
医源性传播包括输用被HIV污染的血液和血制品、以不安全注射为主的侵入性操作、使用被污染的精液和器官进行人工授精和器官移植术等。1998年浙江省诸暨市对专科门诊和个体医生的消毒监测表明，医疗器械的合格率仅为75%[14]。河北省正定县卫生防疫站的一项调查发现，乡村医生一般只做到只换针头不换针管，忙时就连续注射使用[14]。中国儿童（主要是农村）每年接受不安全注射的次数以亿次计，这是我国成为乙肝大国的主要原因之一[22]。不安全注射对传播HIV的作用十分明显，在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流动人员等感染的主要途径为非吸毒经血传播。
2.8 中国人属于AIDS易感人群
近年来，AIDS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发现，趋化因子受体第五号（CCR5）突变者具有抵抗HIV感染的能力。国外学者曾对数十名华人进行检测，未发现CCR5突变者。王福生负责的以1251例汉族人群为研究对象的课题结果显示，中国汉族人群对HIV-1（R5株）可能有较大的遗传易感性[23]。
2.9 非法采供血
公民无偿献血存在问题，致使有偿职业供血现象难以绝迹，在非法采、供血过程中易发生交叉感染。1994年以来，在局部地区个体供血员中发现了HIV感染者，其中多数在非法采浆站供过血浆，这些感染者以农村卖血人群为主，流行于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中原地区[3]。
2.10 男性同性恋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的男性同性恋发生HIV感染，由于他们有多个性伴侣，而且实行主、被动交替的性行为而使HIV扩散。
2.11 周边国家HIV流行对我国的影响
国际上，特别是周边国家艾滋病迅速传播对我国影响甚大，尤其是邻近泰国和印度，近几年呈几何级数迅速增多，形成流行的局面，随着我国对外效日益增加，HIV将进一步由境外传入或带入。
3 我国HIV/AIDS流行趋势
3.1 经血传播趋势
经血传播仍将是我国今后一两年内报告感染者的主要感染途径，且以全合用注射器注射毒品为主，这些新发现的感染者主要来自那些有吸毒人群但还未报告感染者或还未发现感染者的地区。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未能完全杜绝，非法地下采浆站在某些地方还依然存在，仍在继续传播艾滋病病毒。输血传播的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县及县以下医院的输血，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很难保证。
3.2 经性传播趋势
性传播占总感染数的比例还将持续上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配偶将会因为正常的夫妻性生活而感染，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男女6：1的比例说明这一传播造成的感染数将会相当可观，那些夫妻一方已感染而双方或耒感染方并不知情的夫妻间传播，将显得特别重要。暗娼的感染数将会继续增加，但可测度的感染率在将来的一两年内不会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可测度感染率不会很高的主要原因是真正有高感染危险的暗娼不会被监测到。
3.3 母婴传播趋势
随着我国女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增多，母婴传播将会增加，但在将来的两三年内，母婴传播占报告数的比例不会突破1%[3]。
3.4 地区变化趋势
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及流行已波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但感染者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累计报告最多的是云南，其次是新疆、广西、河南、四川和广东，虽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但各地的流行强度很不一致，而且，各地的主要传播途径也不完全相同。预计今后几年，东南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HIV感染人数将会上升，且经性传播比例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3]。
3.5 人群变化趋势
就世界范围来说，艾滋病病毒感染及发病的男女性别比例向着1：1方向发展，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男女性别比例也在不断缩小，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男女比例由1990年的40：1缩小到1997年的4：1[3]，因此，我国妇女和儿童艾滋病病倒占总病倒数的比例将日益上升；就民族而言，汉族占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比例还将继续上升；目前我国HIV感染者以农民占绝大多数，今后估计仍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经性传播的城市人口将会有所增长。
3.6 病程变化趋势
随着在艾滋病的病毒学、生物学、临床表现、治疗以及卫生服务等领域里取得进展，艾滋病的病程会越来越长，病死率会下降。乐观的估计，艾滋病有可能会变成与高血压或糖尿病相类似的一种慢性疾病，不再那么令人可怕。
4 存在的问题
4.1 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对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如何管理、各部门在管理中如何分工负责，HIV感染者的生育、就业、入学等社会问题以及HIV感染者、AIDS病人的合法权益和对社会的责任在法律上不够明确。在STD、AIDS防治工作中甚至出现有效的技术措施和现存的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现象，实际工作难以把握和操作。
4.2 AIDS病人治疗问题
在流行发生较早的云南地区，艾滋病病人可能会在近几年内开始成批出现，与此同时，医院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对待艾滋病病人像其他疾病的病人一样，拒绝接收艾滋病病人在短期内会成为一个问题，同时也不好解决。而中部和东部的大批HIV感染者也将在今后3-5年内开始发病[3]。
4.3 机构、队伍、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防治工作的需要
全国目前虽有一支已具规模的监测队伍，但未形成多部门参与防治的综合管理体制，经费不足也限制了防制工作的开展。
4.4 工作人员培训不足
艾滋病是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传染病，由于潜伏期长、病死率高、感染方式主要是个人行为等特点，我们所习惯的那些传统的对付传染病的方法和措施已很难适用。目前我国医务人员的艾滋病知识普遍缺乏，加强基层卫生工作人员的培训已迫在眉睫。
4.5 哨点监测不够
一个好的哨点监测系统可以及时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的发生并反映流行的变化趋势，尽管监测本身不能控制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但监测可以发现疫情，指导实施控制措施，为科学分配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有效地控制艾滋病流行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是评价控制效果的手段。目前，我国国家级哨点仅96个，虽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相应地建立了自己的监测哨点，由于经费没有保障，多数地区的监测哨点汉有很好地开展监测工作（云南除外），由于哨点数量太少，目前的哨点监测系统还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疫情。
4.6 血液筛选问题
由于窗口期献血和实验室误差的原因，中国的基层血站的残余危险度较高，约2000-20000份HIV抗体检测阴性的血液中可能有1份为HIV感染的血，远高于美国报道的1/450 000和法国的1/580 000[24]。
4.7 艾滋病与结核病双重感染问题
结核感染者绝大多数不发病，一旦感染HIV，可抑制淋巴细胞尤其是CD4细胞 的功能，导致结核感染者隐性病灶的内源性恶化，或外源性再感染而发生活动性结核病。反之，结核菌可激活CD4阳性淋巴细胞，促进HIV增殖，加速AIDS发展[25]，全国第四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表明，中国估计现有5亿人口感染结核，结核（TB）/HIV双重感染迅速蔓延的可能时时威胁着我们。
4.8 对HIV感染者未能普遍开展追踪、随访及有效管理
由于对发现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未能普遍开展追踪、随访，对HIV/AIDS的高危人群和重点人群未能全面有效的进行监测等多种原因，在扩散期产生的HIV感染者经过8-10年的潜伏期，将陆续进入发病期，AIDS病例数将成倍增长[14]。
4.9 医源性传播
中国基层医疗条件和消毒隔离工作还比较薄弱，未能完全按标准严格执行消毒灭菌措施。同时，医务人员缺乏有关知识，HIV的医源性传播不可忽视[24]。
4.10 艾滋病孤儿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由于HIV感染者从感染到发病的潜伏期一般较长，随着AIDS病例的不断增多，男女性别比例的不断下降，母婴传播的不断增加，艾滋病孤儿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足以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5 防治对策
5.1 大力开展禁吸戒毒及康复治疗工作，控制HIV经吸毒传播[6]
5.1.1 在中心地区对毒品依法严打、强化四禁
这是保证中心地区不出现HIV规模流行的根本措施。通过严厉的法律手段解决毒品泛滥，这样，才能产生巨大威慑力量、聚集吸毒的条件就会越少，才有可能有效地减少共用注射器和针头造成地HIV感染和传播。
5.1.2 在缘地区宜稳定传染源，要采取各种措施控制住传染源，防止流行扩散
吸毒人员最终可以走入两条路，一是流动犯罪，即盗窃、抢劫；二是流动“两卖”，即卖血、卖淫。前者造成治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后者将传染源扩散，造成艾滋病蔓延。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禁毒和预防宣传外，可开展美沙酮替代治疗和针头交换项目。美沙酮维持治疗可以减少为获得毒资而导致犯罪，有利于社会安定；可以减少吸毒者对药物依赖的生理、心理反应，将吸毒人员管理和控制起来；可以把流行区的大部分传染源稳定在当地，防止或减慢传染源流向内地
5.1.3 要配合国家禁毒工作开展预防宣传工作
在预防宣传教育上要大张旗鼓,强调突出重点，宣传的重点以高危人群为主，一般人群为辅；其次要对重点地区即毒品流行地区及周围的某些地区反复实施预防教育。
5.1.4 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
国外在静脉吸毒者中开展一系列健康教育、戒毒治疗和交换注射器活动，已取得一些效果。戒毒治疗是最有效的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措施，由于戒毒后3年的复吸率达80%，国外成功的研究经验证明：教育吸毒者减少危险，包括使用新的针头和注射器、减少共用旧器具、增加针头和注射器的清洁、减少性伴数、使用避孕套。这些可以通过个人面谈、咨询、技巧训练和互助团体来进行。另外，个人应有途径去进行戒毒治疗、HIV抗体检测，以防止HIV的传播[6]。
5.2 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政府职能
AIDS是公共卫生问题，各级政府要加强对AIDS防治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综合治理，完善AIDS防治的立法工作，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认真落实各项措施。
5.3 加强和完善AIDS防治工作机制和机构建设
要强调各部门协调、各学科合作，要根据AIDS的生物学特点、疫情特征、他国经验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国力、操作性强的中长期规划和技术规范。
5.4 开展HIV/AIDS健康教育项目、加强干预活动
目前AIDS既无根治药物，也无预防疫苗，预防的主要办法是利用有效的手段或措施对人，尤其是高危人群施加影响，促使其改变危险行为，要广泛、持久地开展健康教育，普及AIDS、STD防治知识，推广使用安全套[26]。基于药物滥用者的低龄化趋势以及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半数以上年龄低于25岁的事实[27]，在青少年较集中的场所——学校开展药物滥用和HIV/AIDS预防教育已成当务之急，云南省罗健等探讨了在中学开展预防药物滥用及HIV/AIDS同伴教育项目的可行性及有效性，结果认为同伴教育方式在学校开展药物滥用和HIV/AIDS预防活动是可行和有效的[28]。但其内容、深度、形式、可持续发展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5.5 发挥医疗法卫生人员的作用
医疗卫生人员是可能最早接触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特殊人群，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具备丰富的HIV/AIDS知识，并能为他们提供有关静脉注射毒品的危险及安全性行为的咨询。由于静脉注射毒品者常被人们排除在外，医疗卫生人员应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而给予同情、关心和挽救，鼓励他们参加戒毒药物治疗计划，并实行安全的性行为。
5.6 防治STD与防治HIV/AIDS相结合
STD可使HIV传播的危险性至少增加3—5倍。有生殖器溃疡的STD比无生殖器溃疡的STD更易传播HIV，但无生殖器溃疡的STD由于患病率高，使它们与有生殖器溃疡的STD具有相等的危险性。而HIV感染又能使STD的临床症状加重，患病时间延长，推迟痊愈，从而使STD的预后恶化。可将防治STD与防治HIV/AIDS相结合，结合的好处：（1）可使从事STD和AIDS的医疗、防治、研究、培训、健康教育、监测等活动和服务的重复性减少到最小程度，从而节约经费。（2）可增加规划的有效性，如果两者不协调，则由于技术或管理知识不足而使规划缺乏有效性。由于一些细菌引起的性病是可以治愈的，一些病毒引起的疾病虽不能治愈，但可以消除病损、控制或减轻其临床症状，因而防治STD可以减少了HIV的传播。而且通过对STD宣传教育后性行为方式发生改变，也是对HIV/AIDS的一级预防。
5.7 加强哨点监测工作
要进一步做好HIV/AIDS的哨点监测，开展AIDS流行趋势的预测预报工作，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流行状况和资源条件进行有效的监测，尤其是对性乱者、吸毒者、性病门诊就诊者等高危人群和娱乐服务业等重点人群以及供血者、孕妇要加强监测，为有效制定措施提供依据。
5.8 控制医源性感染
对器官移植、人工受精的供体和血液透析病人等必须经HIV检测；要加强医院消毒质量管理，加强对一次性医疗用品的供应和废弃物处理的监督、监测；要加强血液、血制品的管理，认真贯彻执行《献血法》，杜绝有偿供血，并加强对生物制品生产原料来源的监督检查；要加大科研投入，努力减少血液筛选后的残余危险度。
5.9 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管理模式
20多年来，世界各国对如何管理HIV感染者/AIDS患者进行了大量实践，使人们认识到采用既往对传染病的强制性管理模式难以奏效，更无法提高对患者的治疗质量和延长感染者的生命。鉴此，我们认为可否采取以下做法：对HIV感染者，确诊后一般由卫生防疫部门管理，基层派出所予以协助，在管理中，必须做好咨询、稳定情绪、提高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防止扩散的义务，坚持安全行为宣传教育、坚持随访、坚决做到保密、坚决反对岐视，协助解决个人的困难，并安排好平时的医疗问题，在后期随访中要请指定医院的临床医师定期进行体格检查，一有症状可疑，应联系指定临床医师治疗；对AIDS患者，可实行病重时住院抢救治疗，病情稳定时采用“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做好治疗、护理和消毒指导，“家庭病床”的管理小组，以临床为主，卫生防疫和其他部门配合；AIDS患者的医疗费用由于其病程长，又有各种感染发生，因而支出可观，建议对AIDS患者的治疗费用采取“公家帖、医院省、患者补”，即在公费、劳保中报销一部分，求诊医院尽量省去不必要的检查项目和减少检查频度，病人及其家属也拿出一点；要尽快建立一支有素养又能热心于AIDS管理工作的医护、卫生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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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1985年首次发现4例接受美国生产第Ⅷ因子的血友病病人中感染HIV以后，HIV/AIDS病例数逐年增长，传播途径由单一逐渐趋向多样化，性传播和母婴传播日益增多，我国正面临着HIV/AIDS大流行的危险，当前是防御HIV/AIDS流行的关键时期。
1 我国HIV/AIDS流行概况
1.1 流行现状
我国的艾滋病流行近几年来呈加速上升趋势，HIV感染者检出数逐年增加，据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报告，1985年-2002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报告HIV感染者26 058例，估计累计HIV感染者已增至近100万人，其中AIDS患者1111例，死亡584例[2]；HIV感染者地区分布广，疫情涉及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各地分布不均，虽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报告了HIV感染，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流行强度很不一致，即使是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地区的流行强度也不一样，累计报告最多的是云南，其次是新疆、广西、河南、四川、广东和贵州[3]；HIV/AIDS的传播以经血传播为主，其中注射毒品滥用者（IDU）感染人数占68.0%，经采供血途径占9.7%，输血和注射血液制品者占1.5%，经性途径占7.2%，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4]；HIV的感染与发病年龄以20-39a的青壮年为主，尤以20-29岁为最，分别占感染与发病人数的47．9%和36．4%[5]；感染途径多样化，以IDU感染比重最大，但性接触感染亦逐年倍增，已发现母婴传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献血员中发现一定数量的HIV感染者，各地的主要传播途径也不完全相同，云南、新疆、广西、四川、贵州等省主要是经共用未消毒注射器静脉注射毒品而传播，而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感染HIV的主要途径则是经采供血传播，就全国而言，经血传播（IDU与采供血）仍是现阶段报告的主要传播途径[3]；HIV感染者涉及的人群非常广，有工人、农民、个体户、无业人员、干部、医生、学生，也有商人、司机和家庭妇女，HIV感染者已由流行之初的外籍人员和海外华人转向国内居民，我国的HIV感染者以农民占绝大多数，其主要原因一是云南、新疆等省区的HIV感染者主要是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吸毒者，二是中部和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中的HIV感染者，也主要发生在农民；HIV感染的男女性别比例在不断缩小，云南省HIV感染者的男女比例已由1990年的40：1缩小至1997年的4：1，全国目前的男女比为6：1[ 3，6 ]。
1.2 流行阶段[3，6]
第一阶段（1985年-1989年）：称为传入期，其特点是HIV感染主要为传入性，此期共有7个省报告HIV/AIDS 188例，多为散发，主要分布在沿海各大城市，除浙江省4例血友病病人因使用进口污染的第Ⅷ因子而成为国内首批HIV感染者外，其余均为外籍公民或海外华人。第二阶段（1989年-1994年）：称为扩散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HIV感染者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边境的吸毒人群，以共用未消毒注射器为主要传播途径，同时在全国各地的回国人员、性病病人、暗娼及男性同性恋中也发现部分HIV/AIDS，疫情波及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云南在注射毒品人群中有HIV感染流行外，其他地区均为散发。第三阶段（1994年--）：称为快速增长期，此期HIV感染者迅速上升，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在静脉吸毒人群中发现HIV/AIDS，大部分省均报告发现经性途径传播的HIV/AIDS，在我国中部和东部一些地区的有偿供血员中发现为数不少的HIV感染者，已发现母婴传播的病例，在云南、新疆、广西、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吸毒人群中的HIV感染上升很快，但哨点监测数据显示仍呈散发，同期，经性途径传播的HIV 感染者比例明显增加。
2 我国HIV/AIDS流行的危险因素
2.1 IDU与AIDS的迅速传播
截止2002年，中国公安部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00万[7]，据估计实际吸毒人员为其4-6倍，HIV感染者/AIDS患者中IDU所占比例很高，在1990、1994、1996、1998年检出的890、1774、3341、11170例HIV/AIDS患者中，IDU所占比例分别为73.8%、63.8%、57.4%和67.5%，提示艾滋病在我国迅速传播，注射毒品为主要因素[8]；谈绍强等对2513例药物滥用者进行HIV血清抗体检测，发现HIV阳性37例，全部为静脉注射毒品人员，并经常共用注射器[9]；黎立勋等对1999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现的HIV感染者统计发现，IDU占全部HIV感染者的72.4%[10] ，可以认为，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IDU仍将为我国传播HIV的主要危险因素。
2.2 性传播疾病（STD）增加并促进HIV的传播
20世纪80年代以来，STD的发病迅速上升，STD在传染病中的构成已由1990年的16%上升到1995年的24%，预测到2006年淋病和梅毒的发病数将占24种法定甲、乙类传染病的50%以上[11]。有研究表明，无生殖器溃疡的STD可使患者对HIV的危险性增加了3-5倍，而在有生殖器溃疡的情况下，一次暴露感染HIV的危险性就会增加9-10倍，而患有尖锐湿疣的女性从男性艾滋病病人处感染HIV的危险性增加16倍，从而促进HIV的传播[12] 。
2.3 性观念的转变及暗娼的增加
郑煜煌等2003年对某高校544名大学本、专科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被调查的高校学生中部分性观念已相当开放，＞50%的人同意婚前性行为，＞30%的人认可多性伴侣和婚外情，约10%认可同性爱和同性性行为，约17%容忍暗娼行为，调查也发现，某高校学生对HIV/AIDS的预防及相关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教育前就有＞80%的大学生知道HIV/AIDS虽不能治愈但完全可以预防，知道HIV/AIDS的主要传播途径，并知道正确使用安全套和一次性空针可以减少传染的危险性[13]。根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96年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42万[14]，实际数为抓获人数的10倍，暗娼流动性大，致使传播率扩大。陈晶晶等1996年对北京某中专男生性知识、态度、行为的调查显示，约6%-8%的人同意“只要对方给好处就可与其发生性交”[14]。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男性STD患者承认感染来源于暗娼或临时性伴侣[15]。
2.4 艾滋病知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差
廖苏苏等人对海南省路边店暗娼的调查说明避孕套的使用很少，仅13%的暗娼经常使用避孕套[16]，全国哨点监测资料显示，暗娼中能每次使用避孕套的约8.6%-14.2%[17]，吴尊友等1996年对11个省医务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卫生专业人员AIDS基本知识普遍缺乏，仅有67、6%的医务人员能说出3种传播途径，知道经血传播的不足半数，对使用安全套可预防HIV/AIDS、STD方面，除医务人员外的各类人群认识率均较低[18]。据罗健等2002年对306例吸毒者吸毒行为及HIV/AIDS的KAB调查，77.15%的吸毒者以静脉注射的方式吸毒，其中，68.3%的人共用过注射器，仅6.2%的人采用正确方法消毒注射器，吸毒者中79.6%的人有两个以上的性伴侣，经常或每次使用安全套的人仅占16.9%，大多数吸毒者能正确回答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缺乏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据此认为吸毒人群感染HIV/AIDS的危险行为非常普遍，且知晓知识到行为改变仍有很大距离，建议开展减少危害的干预项目[19]。然而，近几年的调查表明，上述情况有所改变，据对某省公务员对AIDS预防控制工作态度及知识的调查，129名被调查的公务员中，9条传播途径知识正确率为71.32%-100.00%，说明政府公务员较好地知晓AIDS传播的知识，而且有一半公务员认为可以开展有效的干预措施[20]。刘中夫等中国城市妇女AIDS知识、态度、行为情况调查表明，90%以上的调查对象对性交和输血传播AIDS有正确性认识，而20%的调查对象对母婴传播途径缺乏认识，1/2的调查对象对蚊虫叮咬、干吻（无大量唾液交换的浅吻）等非传播途径存在错误认识[21]。以上数据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日益繁荣和发展，国民对HIV/AIDS的知识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但不同地区、职业、人群仍有较大差异。
2.5 流动人口剧增
中国人口基数大，且20世纪60-70年代中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正处于性活跃期，该年龄组是发生性病高危行为的庞大基础。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处于这一年龄组的流动劳动力从农村或小城市走向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在新环境中，由于缺少道德约束，会暗加危险性行为，易引起HIV/AIDS扩散。
2.6 对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力度不够
要制止HIV/AIDS的流行，重点是保护易感人群免受感染，目前还未发现有效的疫苗及特效药物可以预防艾滋病，为了保护健康人群特别是易感人群免受HIV感染，最有效的途径是进行健康教育。当前在我国关于AIDS的健康教育基本上还仅限于“12.1”国际艾滋病日前后，未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群特点开展相对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教育项目。
2.7 医源性传播
医源性传播包括输用被HIV污染的血液和血制品、以不安全注射为主的侵入性操作、使用被污染的精液和器官进行人工授精和器官移植术等。1998年浙江省诸暨市对专科门诊和个体医生的消毒监测表明，医疗器械的合格率仅为75%[14]。河北省正定县卫生防疫站的一项调查发现，乡村医生一般只做到只换针头不换针管，忙时就连续注射使用[14]。中国儿童（主要是农村）每年接受不安全注射的次数以亿次计，这是我国成为乙肝大国的主要原因之一[22]。不安全注射对传播HIV的作用十分明显，在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流动人员等感染的主要途径为非吸毒经血传播。
2.8 中国人属于AIDS易感人群
近年来，AIDS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发现，趋化因子受体第五号（CCR5）突变者具有抵抗HIV感染的能力。国外学者曾对数十名华人进行检测，未发现CCR5突变者。王福生负责的以1251例汉族人群为研究对象的课题结果显示，中国汉族人群对HIV-1（R5株）可能有较大的遗传易感性[23]。
2.9 非法采供血
公民无偿献血存在问题，致使有偿职业供血现象难以绝迹，在非法采、供血过程中易发生交叉感染。1994年以来，在局部地区个体供血员中发现了HIV感染者，其中多数在非法采浆站供过血浆，这些感染者以农村卖血人群为主，流行于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中原地区[3]。
2.10 男性同性恋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的男性同性恋发生HIV感染，由于他们有多个性伴侣，而且实行主、被动交替的性行为而使HIV扩散。
2.11 周边国家HIV流行对我国的影响
国际上，特别是周边国家艾滋病迅速传播对我国影响甚大，尤其是邻近泰国和印度，近几年呈几何级数迅速增多，形成流行的局面，随着我国对外效日益增加，HIV将进一步由境外传入或带入。
3 我国HIV/AIDS流行趋势
3.1 经血传播趋势
经血传播仍将是我国今后一两年内报告感染者的主要感染途径，且以全合用注射器注射毒品为主，这些新发现的感染者主要来自那些有吸毒人群但还未报告感染者或还未发现感染者的地区。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未能完全杜绝，非法地下采浆站在某些地方还依然存在，仍在继续传播艾滋病病毒。输血传播的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县及县以下医院的输血，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很难保证。
3.2 经性传播趋势
性传播占总感染数的比例还将持续上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配偶将会因为正常的夫妻性生活而感染，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男女6：1的比例说明这一传播造成的感染数将会相当可观，那些夫妻一方已感染而双方或耒感染方并不知情的夫妻间传播，将显得特别重要。暗娼的感染数将会继续增加，但可测度的感染率在将来的一两年内不会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可测度感染率不会很高的主要原因是真正有高感染危险的暗娼不会被监测到。
3.3 母婴传播趋势
随着我国女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增多，母婴传播将会增加，但在将来的两三年内，母婴传播占报告数的比例不会突破1%[3]。
3.4 地区变化趋势
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及流行已波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但感染者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累计报告最多的是云南，其次是新疆、广西、河南、四川和广东，虽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但各地的流行强度很不一致，而且，各地的主要传播途径也不完全相同。预计今后几年，东南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HIV感染人数将会上升，且经性传播比例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3]。
3.5 人群变化趋势
就世界范围来说，艾滋病病毒感染及发病的男女性别比例向着1：1方向发展，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男女性别比例也在不断缩小，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男女比例由1990年的40：1缩小到1997年的4：1[3]，因此，我国妇女和儿童艾滋病病倒占总病倒数的比例将日益上升；就民族而言，汉族占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比例还将继续上升；目前我国HIV感染者以农民占绝大多数，今后估计仍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经性传播的城市人口将会有所增长。
3.6 病程变化趋势
随着在艾滋病的病毒学、生物学、临床表现、治疗以及卫生服务等领域里取得进展，艾滋病的病程会越来越长，病死率会下降。乐观的估计，艾滋病有可能会变成与高血压或糖尿病相类似的一种慢性疾病，不再那么令人可怕。
4 存在的问题
4.1 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对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如何管理、各部门在管理中如何分工负责，HIV感染者的生育、就业、入学等社会问题以及HIV感染者、AIDS病人的合法权益和对社会的责任在法律上不够明确。在STD、AIDS防治工作中甚至出现有效的技术措施和现存的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现象，实际工作难以把握和操作。
4.2 AIDS病人治疗问题
在流行发生较早的云南地区，艾滋病病人可能会在近几年内开始成批出现，与此同时，医院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对待艾滋病病人像其他疾病的病人一样，拒绝接收艾滋病病人在短期内会成为一个问题，同时也不好解决。而中部和东部的大批HIV感染者也将在今后3-5年内开始发病[3]。
4.3 机构、队伍、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防治工作的需要
全国目前虽有一支已具规模的监测队伍，但未形成多部门参与防治的综合管理体制，经费不足也限制了防制工作的开展。
4.4 工作人员培训不足
艾滋病是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传染病，由于潜伏期长、病死率高、感染方式主要是个人行为等特点，我们所习惯的那些传统的对付传染病的方法和措施已很难适用。目前我国医务人员的艾滋病知识普遍缺乏，加强基层卫生工作人员的培训已迫在眉睫。
4.5 哨点监测不够
一个好的哨点监测系统可以及时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的发生并反映流行的变化趋势，尽管监测本身不能控制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但监测可以发现疫情，指导实施控制措施，为科学分配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有效地控制艾滋病流行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是评价控制效果的手段。目前，我国国家级哨点仅96个，虽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相应地建立了自己的监测哨点，由于经费没有保障，多数地区的监测哨点汉有很好地开展监测工作（云南除外），由于哨点数量太少，目前的哨点监测系统还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疫情。
4.6 血液筛选问题
由于窗口期献血和实验室误差的原因，中国的基层血站的残余危险度较高，约2000-20000份HIV抗体检测阴性的血液中可能有1份为HIV感染的血，远高于美国报道的1/450 000和法国的1/580 000[24]。
4.7 艾滋病与结核病双重感染问题
结核感染者绝大多数不发病，一旦感染HIV，可抑制淋巴细胞尤其是CD4细胞 的功能，导致结核感染者隐性病灶的内源性恶化，或外源性再感染而发生活动性结核病。反之，结核菌可激活CD4阳性淋巴细胞，促进HIV增殖，加速AIDS发展[25]，全国第四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表明，中国估计现有5亿人口感染结核，结核（TB）/HIV双重感染迅速蔓延的可能时时威胁着我们。
4.8 对HIV感染者未能普遍开展追踪、随访及有效管理
由于对发现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未能普遍开展追踪、随访，对HIV/AIDS的高危人群和重点人群未能全面有效的进行监测等多种原因，在扩散期产生的HIV感染者经过8-10年的潜伏期，将陆续进入发病期，AIDS病例数将成倍增长[14]。
4.9 医源性传播
中国基层医疗条件和消毒隔离工作还比较薄弱，未能完全按标准严格执行消毒灭菌措施。同时，医务人员缺乏有关知识，HIV的医源性传播不可忽视[24]。
4.10 艾滋病孤儿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由于HIV感染者从感染到发病的潜伏期一般较长，随着AIDS病例的不断增多，男女性别比例的不断下降，母婴传播的不断增加，艾滋病孤儿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足以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5 防治对策
5.1 大力开展禁吸戒毒及康复治疗工作，控制HIV经吸毒传播[6]
5.1.1 在中心地区对毒品依法严打、强化四禁
这是保证中心地区不出现HIV规模流行的根本措施。通过严厉的法律手段解决毒品泛滥，这样，才能产生巨大威慑力量、聚集吸毒的条件就会越少，才有可能有效地减少共用注射器和针头造成地HIV感染和传播。
5.1.2 在缘地区宜稳定传染源，要采取各种措施控制住传染源，防止流行扩散
吸毒人员最终可以走入两条路，一是流动犯罪，即盗窃、抢劫；二是流动“两卖”，即卖血、卖淫。前者造成治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后者将传染源扩散，造成艾滋病蔓延。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禁毒和预防宣传外，可开展美沙酮替代治疗和针头交换项目。美沙酮维持治疗可以减少为获得毒资而导致犯罪，有利于社会安定；可以减少吸毒者对药物依赖的生理、心理反应，将吸毒人员管理和控制起来；可以把流行区的大部分传染源稳定在当地，防止或减慢传染源流向内地
5.1.3 要配合国家禁毒工作开展预防宣传工作
在预防宣传教育上要大张旗鼓,强调突出重点，宣传的重点以高危人群为主，一般人群为辅；其次要对重点地区即毒品流行地区及周围的某些地区反复实施预防教育。
5.1.4 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
国外在静脉吸毒者中开展一系列健康教育、戒毒治疗和交换注射器活动，已取得一些效果。戒毒治疗是最有效的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措施，由于戒毒后3年的复吸率达80%，国外成功的研究经验证明：教育吸毒者减少危险，包括使用新的针头和注射器、减少共用旧器具、增加针头和注射器的清洁、减少性伴数、使用避孕套。这些可以通过个人面谈、咨询、技巧训练和互助团体来进行。另外，个人应有途径去进行戒毒治疗、HIV抗体检测，以防止HIV的传播[6]。
5.2 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政府职能
AIDS是公共卫生问题，各级政府要加强对AIDS防治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综合治理，完善AIDS防治的立法工作，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认真落实各项措施。
5.3 加强和完善AIDS防治工作机制和机构建设
要强调各部门协调、各学科合作，要根据AIDS的生物学特点、疫情特征、他国经验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国力、操作性强的中长期规划和技术规范。
5.4 开展HIV/AIDS健康教育项目、加强干预活动
目前AIDS既无根治药物，也无预防疫苗，预防的主要办法是利用有效的手段或措施对人，尤其是高危人群施加影响，促使其改变危险行为，要广泛、持久地开展健康教育，普及AIDS、STD防治知识，推广使用安全套[26]。基于药物滥用者的低龄化趋势以及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半数以上年龄低于25岁的事实[27]，在青少年较集中的场所——学校开展药物滥用和HIV/AIDS预防教育已成当务之急，云南省罗健等探讨了在中学开展预防药物滥用及HIV/AIDS同伴教育项目的可行性及有效性，结果认为同伴教育方式在学校开展药物滥用和HIV/AIDS预防活动是可行和有效的[28]。但其内容、深度、形式、可持续发展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5.5 发挥医疗法卫生人员的作用
医疗卫生人员是可能最早接触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特殊人群，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具备丰富的HIV/AIDS知识，并能为他们提供有关静脉注射毒品的危险及安全性行为的咨询。由于静脉注射毒品者常被人们排除在外，医疗卫生人员应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而给予同情、关心和挽救，鼓励他们参加戒毒药物治疗计划，并实行安全的性行为。
5.6 防治STD与防治HIV/AIDS相结合
STD可使HIV传播的危险性至少增加3—5倍。有生殖器溃疡的STD比无生殖器溃疡的STD更易传播HIV，但无生殖器溃疡的STD由于患病率高，使它们与有生殖器溃疡的STD具有相等的危险性。而HIV感染又能使STD的临床症状加重，患病时间延长，推迟痊愈，从而使STD的预后恶化。可将防治STD与防治HIV/AIDS相结合，结合的好处：（1）可使从事STD和AIDS的医疗、防治、研究、培训、健康教育、监测等活动和服务的重复性减少到最小程度，从而节约经费。（2）可增加规划的有效性，如果两者不协调，则由于技术或管理知识不足而使规划缺乏有效性。由于一些细菌引起的性病是可以治愈的，一些病毒引起的疾病虽不能治愈，但可以消除病损、控制或减轻其临床症状，因而防治STD可以减少了HIV的传播。而且通过对STD宣传教育后性行为方式发生改变，也是对HIV/AIDS的一级预防。
5.7 加强哨点监测工作
要进一步做好HIV/AIDS的哨点监测，开展AIDS流行趋势的预测预报工作，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流行状况和资源条件进行有效的监测，尤其是对性乱者、吸毒者、性病门诊就诊者等高危人群和娱乐服务业等重点人群以及供血者、孕妇要加强监测，为有效制定措施提供依据。
5.8 控制医源性感染
对器官移植、人工受精的供体和血液透析病人等必须经HIV检测；要加强医院消毒质量管理，加强对一次性医疗用品的供应和废弃物处理的监督、监测；要加强血液、血制品的管理，认真贯彻执行《献血法》，杜绝有偿供血，并加强对生物制品生产原料来源的监督检查；要加大科研投入，努力减少血液筛选后的残余危险度。
5.9 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管理模式
20多年来，世界各国对如何管理HIV感染者/AIDS患者进行了大量实践，使人们认识到采用既往对传染病的强制性管理模式难以奏效，更无法提高对患者的治疗质量和延长感染者的生命。鉴此，我们认为可否采取以下做法：对HIV感染者，确诊后一般由卫生防疫部门管理，基层派出所予以协助，在管理中，必须做好咨询、稳定情绪、提高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防止扩散的义务，坚持安全行为宣传教育、坚持随访、坚决做到保密、坚决反对岐视，协助解决个人的困难，并安排好平时的医疗问题，在后期随访中要请指定医院的临床医师定期进行体格检查，一有症状可疑，应联系指定临床医师治疗；对AIDS患者，可实行病重时住院抢救治疗，病情稳定时采用“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做好治疗、护理和消毒指导，“家庭病床”的管理小组，以临床为主，卫生防疫和其他部门配合；AIDS患者的医疗费用由于其病程长，又有各种感染发生，因而支出可观，建议对AIDS患者的治疗费用采取“公家帖、医院省、患者补”，即在公费、劳保中报销一部分，求诊医院尽量省去不必要的检查项目和减少检查频度，病人及其家属也拿出一点；要尽快建立一支有素养又能热心于AIDS管理工作的医护、卫生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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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新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