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自古代就开始了禁毒斗争

　　我国早在唐代已有少量鸦片输入，最初是作为一种珍贵的药材使用，受到中医的重视，并载入有关医典，如：“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李时珍《本草纲目》）。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诱使印度农民种值罂粟并制成鸦片输入中国。自此，我国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鸦片的危害性日益显现，从而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开始戒毒。明崇祯12年(1639)和崇祯16年(1643)崇祯帝曾两次下诏，禁止种烟和吸烟，“敕禁私贩,至论死”。这应当是我国最早的禁毒法令。在清朝入关之前，皇太极曾下令禁烟，规定贩运一斤以上烟草者，捉拿后可先斩后奏。一斤以下者处徒刑。清入关以后，明令“不许种植，不许贩运”烟草。雍正7年（1929年）颁布了第一道查禁鸦片谕旨，并订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如“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道光19年（1839年）颁布了《查禁鸦片章程》，规定对烟毒犯罪处以峻罚，并追究连带责任，如，章程规定：“同居子弟，有吸烟者，家长照不能禁约为窃治罪”。该章程颁发之后，两广总督林则徐下令禁烟，1839年6月3日至5日，在广州虎门销毁英美鸦片商交出的鸦片23765斤。1840年6月，英国政府为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朝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战后鸦片进口虽未合法化，但实际上已默许免税大量输入。此后，清政府又于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同英、美、法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准许外商销售鸦片。从此鸦片进口合法化，输入量不断增加，一直到1917年鸦片贸易才基本上停止。但到此时，烟毒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难以根治。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该刑律专章规定了鸦片犯罪。对制造、贩卖、收藏、吸食鸦片或制造贩卖吸食鸦片器具、设吸食鸦片馆舍、巡警官员等包庇鸦片烟罪犯等，都作出了处罚规定。以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先后颁布了一些禁毒条例，如1914年《吗啡治罪法》，1925年的《禁烟条例》，1928年的《禁烟法》，1941年的《禁烟禁毒治罪暂时条例》等。此外，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3月10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刑法》（史称《中华民国旧刑法》），规定了以下15种毒品犯罪：制造烟毒罪；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罪；贩卖烟毒罪；走私烟毒罪；制造吸食鸦片器具罪；贩卖吸食鸦片器具罪；意图贩卖而持有吸食鸦片器具罪；走私吸食鸦片器具罪；提供吸食鸦片馆舍罪；种植罂粟罪；持有烟毒罪；贩卖罂粟或高根种子罪；吸食、注射烟毒罪；帮助他人施行打吗啡罪；持有吸食鸦片器具罪。1935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中华民国刑法》。其规定大致与《中华民国旧刑法》的规定相同。不同的是对毒品犯罪的处罚明显地重于前者。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对毒品犯罪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专章规定了鸦片烟罪。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以及《晋察冀边区禁毒治罪暂行条例》等。

　　虽然国民党政府和革命根据地都制订了较为严厉的禁毒法律、法规，但是都没有将其彻底根除。据初步统计，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约有2000万名吸食鸦片者，占当时总人口的4.4%。

　　二、 新中国对毒品犯罪的惩治

　　针对当时的情况，新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禁烟禁毒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同年卫生部公布了《麻醉药品管理暂行办法》。随后，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通令规定，先后制定了查禁毒品地方法令和确定了禁绝种植、吸食毒品的日期。例如，1950年10月13日东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东北区禁烟禁毒实施办法》；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又颁布了《关于根绝烟毒处理贩毒分子的决定》；1950年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了《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品暂行条例》；1951年4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禁绝烟毒实施办法》等等。建国初期，我国运用法律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查禁绝烟毒的斗争，严厉地打击了烟毒犯罪分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基本根绝了烟毒，到1952年底，我国成了真正的“无毒国”，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70年代末。所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仅在第171条中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即“制造、贩卖、 运输鸦片、海洛英、吗啡或者其他毒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 “一贯或者大量制造、贩卖、运输前款毒品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随着上世纪80年代国门的开放，特别是由于我国所处的与毒品主要产地毗邻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得曾经在中国大地上一度禁绝的毒品问题又悄悄地蔓延开来，并呈逐年上升发展的趋势。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鉴于上述第171条规定的处罚标准过低，不足以打击该类犯罪，提高了毒品犯罪的法定刑，规定制造、贩卖、运输毒品，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1988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关于惩治走私罪的决定》，也提高了走私毒品犯罪的法定刑。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系统、全面地规定了毒品犯罪的种类及处罚标准，是新中国第一部详备规定毒品犯罪及其处罚的单行刑事法律，为司法实践坚持惩治毒品犯罪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

　　现行刑法典（即1997年刑法）在吸收、保留《关于禁毒的决定》原有合理性规范的基础上，对于毒品犯罪的法条规定作了更为严谨、务实、合理的修改和补充。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专节规定了严厉的治毒刑罚。

　　1、毒品犯罪的罪名

　　现行刑法典共规定了以下12个毒品犯罪罪名：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

　　2、毒品犯罪的数量

　　现行刑法典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且“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

　　3、毒品犯罪的法定刑

　　现行刑法典在毒品犯罪法定刑的规定上，一是增加了适用于不同情况的轻重不同的量刑幅度，充分体现了罪责相适应的原则。比如，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是对直接实施毒品犯罪者，均实行“并处罚金”的并科制。

　　鸦片祸害我国达200余年之久，国人皆有切肤之痛。历代政府均致力于惩治毒品犯罪，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禁毒工作。不仅相关立法不断完善，而且对毒品犯罪的司法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然而，毒品犯罪屡禁不止，甚至呈上升趋势。正如《中国的禁毒》白皮书（2000年）所言：“毒品案件不断增多，危害日益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贩毒的巨额利润刺激着人们的畸形经济意识，于是不少人为之铤而走险；二是毒品“消费市场”日益庞大，即非法使用毒品的人数逐渐增多。笔者认为，以刑治毒固然必不可少，但从思想意识上治毒才是治本之策。应当深入、持久地开展切实有效的禁毒宣传教育，使公民普遍增强禁毒的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形成人人远离毒品，人人敢于同毒品犯罪作斗争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杜绝毒品犯罪。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条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