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报告
药物管制（1909年始于上海）的第一个世纪之末，正值联大特别会议十年期（于1998年由大会毒品问题特别会议发起）结束。这些周年纪念引发了对禁毒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思考。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重申非法药物仍然危害着人类健康。正因如此，毒品受到管制且仍然应当受到管制。会员国牢记上述认可，申明对建立了世界禁毒制度的联合国各项公约予以明确的支持。
与此同时，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经强调指出了药物管制显然在无意中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这预示着有必要对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讨论。最近，在政界人士、新闻界甚至公众舆论中间，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的声音：药物管制毫无成效。这种声音虽然有限，但却在日益增强。目前传播的音量仍在不断加强，这种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这一公开讨论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以偏概全的，其解决办法也过于简单。但讨论的核心内容突出表明有必要评价现行办法的有效性。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根据我们的数据研究了这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虽然需要进行改革，但这些改革应当有利于采取不同手段保护社会不受毒品侵害，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放弃这类保护措施。
A.关于取消药物管制的讨论涉及哪些内容？
一些支持取消药物管制的论点的依据有：㈠经济原因，㈡健康原因，㈢安全原因，还有的是上述原因的结合。
一、毒品合法化的经济论点是，毒品合法化可创造税收。这一论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因为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国家行政当局正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合法化与税收论是与道德和经济相悖的。它建议的是对一代又一代（陷入毒瘾的）边缘化群体实行非正常的税收以刺激经济复苏。这一派人是否也赞成将人口贩运等其他似乎难以消除的犯罪变成合法化并对其征税？当今已有几百万奴隶，他们一定会创造大量税收以拯救倒闭的银行。这种经济论所依据的财政逻辑也难以言之成理：（由于执法开支降低）药物管制费用是减少了，但（由于毒品消费增加）公共卫生开支却会大大提高，两者相抵。这番劝说的寓意是：不要因为罪恶的交易难以管制就将其合法化。
二、还有人辩称，合法化之后，由于国家对毒品市场的规范，可避免（毒品流行这一）健康危害。这种论点也是天真而目光短浅的。首先，（对于任何事）管制越严，出现的相应（非法）市场就越大，也越迅速——因此这一概念不成立。其次，有能力采取这种复杂的管制措施的只有少数（富裕）国家。那么其他（大多数）人呢？支持毒品的说客可以享受戒毒治疗，为什么要为了他们发出的自由主义言论而在发展中世界放纵毒品流行？毒品造成危害不是因为受到了管制——毒品受到管制是因为它造成危害；无论吸毒成瘾者是美貌的有钱人还是遭受遗弃的穷人，毒品都会对他们造成危害。
毒品统计数字不断发出的信息是有力而明确的。过去增长失控的情况已经平息，1990年代的毒品危机似乎已经得到控制。本2009年度报告提供了进一步证据，证明毒品（鸦片和古柯）种植情况稳定或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阿片剂的主要市场（欧洲和东南亚）、可卡因的主要市场（北美洲）和大麻的主要市场（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正在萎缩。令人关切的是，合成兴奋剂的消费量有所提高，特别是在东亚和中东，尽管发达国家的用量正在降低。
三、最严重的问题是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如上所述，主管当局所管制的所有市场活动都会产生相应的非法交易。由于药物管制，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宏观经济规模的非法市场，利用暴力和腐败来缓和供需关系。因此有批评者说，如果毒品合法化，有组织犯罪将失去最能生财的活动。
且慢。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十分清楚黑手党式国际贩毒组织所造成的威胁。我们对毒品市场价值的评估工作（2005年）前所未有。本办公室还首次就向西非和东非、加勒比、中美洲和巴尔干等区域的国家贩运毒品的威胁敲响了警钟。我们藉此强调了有组织犯罪对安全造成的威胁，这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目前定期处理的问题。
我们发起了这次毒品/犯罪问题辩论，并对此作了广泛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关于与毒品有关的有组织犯罪的论点言之有理。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促请各国政府毫不迟延地重新调整政策组合，使之更加严格地控制犯罪，同时不放松对毒品的管制。换言之，虽然犯罪论没有错，但提出这一论点的人得出的结论有缺陷。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计算的不是豆子：我们计算的是人命。经济政策是计算豆子（金钱）和进行权衡取舍的艺术：如通货膨胀与就业、消费与储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而人命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对人的生命作取舍，便注定会侵犯一些人的人权。如果关系到健康和安全，便不可交换，没有替代品：现代社会必须也能够坚定不移地保护这两种资产。
我呼吁全世界从事人权事业的勇士们协助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促进吸毒成瘾者的健康权：一定要为他们提供援助并使他们重返社会。成瘾是一个健康问题，成瘾者不应被关押、枪毙，或按照提出这一论点的人所建议的，为了减少黑手党式国际集团所造成的安全威胁而被舍弃。当然，黑手党式国际集团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们的意见如下。
B.改善政策组合
2009年我向麻醉药品委员会和犯罪问题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有组织犯罪及其对安全的威胁：应对禁毒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后果”的报告，1其中的主题是犯罪/毒品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一问题十分重要，我们在本年度报告的专题性章节中专门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以下是其中的要点。
首先，执法重点应当从吸毒者转向贩毒者。吸毒成瘾是一个健康问题：吸毒的人需要医疗帮助，而不是刑事处罚。必须关注重度吸毒者。
他们消费的毒品最多，对自身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同时给黑手党式贩毒集团带来的收入也最多。与监禁相比，戒毒法庭和医疗援助更有可能建设更为健康安全的社会。我呼吁会员国努力实现普及戒毒治疗这一目标，作为拯救生命和减少毒品需求的承诺：随之而来的将会是需求降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犯罪收入的降低。今后几年让我们向这一目标努力，然后在会员国下次开会审查禁毒政策有效性时（2015年）对其有益影响进行评估。
第二，我们必须结束失控城市的悲剧。毒品交易和其他犯罪一样，大多发生在城市中受犯罪集团控制的区域。如果治理跟不上城市化的步伐，这一问题将来会在巨型城市中更加恶化。
然而，逮捕个人并没收他们自己吸食的毒品就像拔草一样——今天拔了明天还会长。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处理我们城市中的贫民区和无人管理的区域的问题，办法是修复基础设施并投资于人——特别是利用教育、就业和体育运动帮助容易受毒品和犯罪影响的青年人。贫民区不会制造吸毒者和失业者：往往是吸毒者和失业者制造了贫民区。而黑手党式的组织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各国政府必须单独或集体运用反对非公民社会的国际协议。也就是批准和适用《联合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以及打击贩运人口、枪支和移民的相关议定书。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尚未严肃对待这些国际义务。贫民区居民正在受苦，非洲正在遭受侵袭，毒品卡特尔威胁着拉丁美洲，黑手党式集团渗透到破产的金融机构，而缺乏经验的谈判人员却一直在这些公约的缔约方会议上为官僚程序以及包容广泛性、所有权、综合性和无排序等晦涩的概念争论不休。《巴勒莫公约》和《马德里公约》生效多年后，执行工作仍有很大欠缺，以至于目前一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自己的选择而面临着犯罪问题。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事实上脆弱的邻国付出的代价往往更大。
我们各国可以做出更多努力应对有组织犯罪的野蛮力量：黑手党式集团借以运作的环境也必须得到处理。
在银行间借贷枯竭的时期，洗钱活动猖獗起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为防止利用金融机构清洗犯罪资金而制定的建议今天多数被置若罔闻。银行家似乎相信，在各大银行纷纷倒闭的时期，没有发臭的钱。诚实的市民在经济困难时期挣扎求生，不明白犯罪所得为什么没有被没收，反而变成了豪华物业、轿车、游艇和飞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形涉及人类的最大资产之一：互联网。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经营业务、通信、进行研究和娱乐的方式。但网络已经被犯罪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变成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目前犯罪率居高不下，但进行新的国际安排打击洗钱和网上犯罪的呼声仍然得不到回应。在这一过程中，禁毒政策却遭到指责和破坏。
C.双重拒绝
总而言之，跨国有组织犯罪决不会因为毒品合法化而停止。黑手党的钱箱同样还有其它财源：贩运枪支、人口及人体器官，造假和走私、诈骗和放高利贷、绑架和海盗、侵害环境（非法砍伐、倾倒有毒废物等）。上文讨论的毒品/犯罪取舍论无异于继续追踪以前的毒品合法化议程，这是支持毒品的说客持续鼓吹的（注意支持这一论点的人不会将其扩大到武器问题上，他们说，武器管制实际上应当加强并扩大范围：也就是说，拒绝枪支，接受毒品）。
迄今为止，毒品合法化议程已经受到了我们社会大多数人强烈的反对，卓有成效。但必须改革打击犯罪的政策。只拒绝毒品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同样坚决地说：拒绝犯罪。
一举两得，增进安全和健康别无选择。终止药物管制将铸成大错。当前对有组织犯罪所造成的安全威胁视而不见同样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