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90年5月20日，西安市红庙坡戒毒所内，一位强制戒毒者毒瘾发作，被保安强行抬进病房。
图为1990年5月20日，红庙坡戒毒所由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开办，每天早晚定时集中，戒毒人员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列队点名。近代的陕西，曾是偏僻落后的中国西北角，却因罂粟的大量种植和鸦片的普遍吸食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大量的罂粟种植导致陕西的民众大多吸食成瘾，造成重大危害。再加上当地人民生活贫困，因此在患病后往往无钱医治，而鸦片因其麻醉神经、镇痛的特殊“药效”，而人们获取它的途径又较便捷，于是，鸦片便成了“包治百痛”的大众“良药”。在这个戒毒所里，为数不少的戒毒者开始便是将鸦片做止痛药服用而成瘾。
图为1990年5月20日中午，红庙坡戒毒所内的戒毒人员在晒太阳。
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褚宸舸，发表于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记载了上世纪80年代末陕西毒品泛滥的状况：“陕西的毒品问题出现较早，从1983年开始，西安周边郊县户县、周至县等地的老烟民在穷山僻壤间偷种罂粟自给自足，1987年以后种植、制造、贩运、吸食毒品活动迅速扩展，呈现了由西向东，由农村向城市、由省外向省内蔓延的趋势。截至1990年6月，陕西全省共查处非法种植罂粟500余起，累计铲除罂粟9万余株。”图为1990年5月20日，几名戒毒者在戒毒所走廊上聊天，戒毒所走廊的栏杆布满了铁丝网，防止戒毒人员逃脱。
红庙坡戒毒所与民房相邻，墙上用铁丝网相隔，保安随时巡查。据当时陕西省公安厅统计数据，1989年陕西全省共查处吸毒案件2931起。当时毒品大多是本地或外地的鸦片以及从甘肃、新疆、安徽、山东、云南等地流入经过掺假的海洛因，这种毒品对身体危害更大。“如今社会坏透了，连大烟也都掺假！”戒毒者对记者抱怨。
吸食鸦片的毒瘾是一种药物依赖，同时也是心理依赖，所以戒毒所并不限制学员吸烟，以逐渐缓解毒瘾。“有仇不用报，只要把你引上道”，这是自愿前来戒毒的韩姓戒毒人员清醒时自嘲的一句顺口溜。早上自愿来到戒毒所，也深知毒品的危害，但中午刚过，毒瘾复发时，就不由自主。吸毒者亲友都明白一个道理：吸毒者毒瘾发作时，嘴里就不会有实话，会编造出各种理由骗钱。
上世纪90年代，陕西省毒品的主要来源是云南、河南、甘肃、安徽、山东菏泽，还有由上海及从广东倒流回来。以海洛因为例，不同地区的海洛因来源有所差异，比如西安近郊的户县主要查获的是河南、“安徽面”（粉红色），户县的邻县周至县主要是“甘肃面”，西安市的毒品则30%—40%从云南来。80年代宝鸡的毒品大多来自西安市辖县周至，90年代以后，宝鸡市90%以上毒品来自河南、甘肃、云南等地，其毒品重灾区渭滨区的毒品大多来自河南驻马店、甘肃岷县、安徽濮阳等地和陕西省内的岐山、凤翔、宝鸡县等地。
值班室墙上黑板显示，戒毒所6名主管医生，各自负责6-9名戒毒人员。图为一名戒毒人员在值班室接受治疗。当年的瘾君子大多以餐饮业和服装业个体从业者占多数，他们都属于那个时代的有钱人，多数人经不住别人诱惑开始吸食“白面”，毒品以海洛因为主（部分是纯海洛因，但大多数不纯），采用烫吸方式的较多，注射的较少。吸食的海洛因纯度一般不高。按一般规律，纯度较低的毒品通常采用呼吸道吸食方法，毒品和杂质均进入血液会对人的身体有不良影响，同时这些瘾君子几乎都落得倾家荡产的境地。
图为戒毒所内两人一个房间，备有简单生活用品。
戒毒所非常欢迎家属的配合药物治疗戒除毒瘾。陕西毒情的发展以上世纪90年代初为分水岭，前期发展迅猛，但比较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种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比较严重。1990年以后，毒品犯罪呈平稳上升时期，涉毒案件逐年增加。按照毒品犯罪的一般规律，最初阶段种植与过境贩毒相结合，发展时期过境贩毒促使本地毒品消费市场形成，毒品消费市场的扩大又刺激毒品犯罪发展，两者构成互动式的恶性循环。
图为坐在走廊上发呆的戒毒人员，病房内，戒毒人员毒瘾发作时经常产生幻觉，试图从开着门的房间窗户逃走。毒品问题不仅直接危害群众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而且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大公害。据介绍，全国每年因吸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间接损失超过万亿元。一些地方六成至八成的“两抢一盗”案件系涉毒人员所为；八成吸毒女从事卖淫活动；全国现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有近两成是注射吸毒所致。
图为红庙坡戒毒所内，每天下午由公安人员召集戒毒人员开会。时至今日，我国禁毒形势依然严峻。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介绍，从中国目前整个毒情形势来看，传统的毒品，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海洛因、鸦片泛滥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方面的案件数、缴毒数、新加入吸毒人员数现在都呈现一个稳中有降的态势。但新型毒品在国内的发展和蔓延成为中国目前毒品问题最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广大的青少年当中吸食新型毒品、滥用新型毒品的情况比较严重，我国的禁毒工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