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日子倒也过得悠哉乐哉。然而时间久了，开始怀念在医院服务于病人那忙碌的日子。心想这么年轻，应当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经同志介绍来到绿园工作。朋友们听说以后，极力阻止我。说实话，对于吸毒者，我本来有一定的成见，但一种好奇心驱使着我，决定还是试一试这份有风险的工作。

    那天，我在为一位到中心来做创口处理的同伴处理伤口时，看着他流脓、冒血、浮肿、乌黑的腿，我一阵一阵的恶心。说实话，在医院工作时，我见过无数的伤口，从来没有有过像今天这样令我作呕的感觉。当时，多想就此简单地为他处理一下算了，作为对工作的敷衍。但是，看着他那一双痛苦与信任的眼睛，我的心里像被电触了一下，触动着我多年从事医务工作形成的对病人的怜悯与同情，我暗暗的想，他们在我面前只是一个特殊的病人罢了。给他处理完以后，他紧紧的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宋妈，你真好，我去医院里其他医生都不会这样对我。”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我渐渐的发现，他们并不像社会上所传闻的那样坏，对于生活同样有渴望，只是目前无法挣脱毒品束缚的弱势群体。记得有一次，有到中心来的同伴对我讲：“宋妈，如果十年前有这样的中心开起来多好，那么，我们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当时，从他的眼睛里，我读出了一种对生活的渴望，但是，从他的语气里，我又听出了一种对毒品的无奈。我的心里在阵阵的痛，那一夜，天空中没有任何星光，仿佛就像他的世界一样黑暗。我辗转难眠，想到了许多……。我儿子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又该如何帮助他们走出黑暗？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有一次，我们中心的一个同伴骨干，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毒品堆里爬出来，到中心里参加自愿者，并且成为工作人员。然而，几个月以后，当他ＨＩＶ初筛时，得知自己已经感染上艾滋病，内心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加上那段时间中心的工作处于磨合阶段，其他同伴的影响等等诸多因素，导致他又复吸。那天，他母亲打电话到中心，说他整天都没有回家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和梁军（ＦＨＩ项目督导）两人冲进倾盆大雨的外面，到处寻找这一位同伴，所有我们认为他会去的地方我们都找遍了，但却找不到他的影踪。站在雨中，是雨还是泪顺着我的脸往下流，那一刻，梁军无数次的催促我：“宋医生，我们请回吧，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不！今天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那时的回答着实吓了梁军一跳，我不知道平时非常忧柔的人，那时我会如此的坚决。几天以后，那位同伴从戒毒所打来电话，说他在戒毒所里，希望我去看看他。两天后，我去了戒毒所，隔着玻璃，远远的看见他，我的泪禁不住的往下流淌，他提起电话来说的第一句话是：“宋妈，我对不起您，我辜负了您。”说完以后，用头拚命的砸玻璃。当时，他砸在玻璃上的头就像砸在我心上一样，我又比手势又提话筒：“孩子，别这样，别这样！只要你戒完毒，宋妈依然等待你，绿园依然等待你。”

    到绿园一年多了，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很多，很多。有令人伤心的，有使人挫败的。我是医生，不懂得怎样去帮助他们走出毒品，我只知道用心的去关注他们，拉他们。当然，一年多的时间里，也有许多值得我欣慰的事。每当听到他们亲切地喊我宋妈，拥抱我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幸福。现在，我们中心里的工作人员（同伴教员）、自愿者已经远离毒品好长时间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在过去这是不敢想像的事情。看着他们的成长，我常常会禁不住的微笑，每当听到他们有一些好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时候，每当听到他们有一些坏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时候，我懂得了什么叫零距离。

    但是，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到中心来参加活动的其他同伴，目前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中心的资金不足，许多工作无法开展（定期的家庭联谊会、扩大帮教范围、吸纳更多的人到中心来参加同伴教育等等）。他们的生存问题（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中，仍有部份有服用美沙酮维持疗法，有的已经感染上ＨＩＶ，扣除他们的美沙酮疗法的费用后，已经无法支付他们正常的生活开支。其他到中心来的同伴，情况就更糟了，他们多想走出毒品，有的已经走出毒品，但是，他们又面临着生存的问题，许多人至今依然寄在父母的篱下。部份感染者基本的医疗得不到保障。）。绿园的项目今年九月份结束，他们将去何从？想到这些，今夜我又无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