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到媒体上争得面红耳赤的“向打工妹发放安全套”问题：发放安全套，并不意味着纵容性开放，而是一种善意的提醒，禁欲不如鼓励用套，引导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同样，提供清洁针具，也不意味着吸毒合法化，而在于用另一种思路控制吸毒者共用不洁针具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为控制进而解决根本问题找到一个务实、可操作的支点。

　　从经济角度看，“向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这一公共政策把吸毒这一行为衍生的外部性内在化了。吸毒本身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但如果通过共用针具传染了艾滋病，这一行为就产生了社会溢出效应，影响到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无辜者就会承担不相关的代价，而制度的公正在于引导行为实施者与代价承担者的重合。具体到吸毒行为上，就是用政策的杠杆将溢出的社会性危害内在于吸毒者自身，让他们自己承担吸毒的代价。

　　相关调查显示，目前静脉吸毒者中有52.69%共用针具。实践证明，从目前吸毒者素质和吸毒行为本身来看，全面禁止这一行为尚缺乏可能性，但把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最小程度还是外在政策所能达到的，实现这一目的，最紧迫最重要的就是杜绝共用针具所引发的艾滋病传染。

　　此举最大的意义不仅在于会有效地防止艾滋病的传染，最可贵的是提供了解决这类敏感棘手问题的弹性思路，“认死理式”的刚性思维只会在道德高调中坐视危害的扩散与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