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发源于境外的艾滋病时疫不只是一个大众健康问题，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挑战（潘绥铭等2006；Kaufman，2005；Liu，2004；Parish，2003）。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启国门之后，全球化通过价格、市场、劳动力迁徙、文化价值观转变等日益影响到中国广袤疆域的各个角落，并导致了国家政策、市场力量和大众日常实践的根本性转变（Hu，2005）。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我国进一步融入了国际大家庭。作为地球村一偶，HIV/AIDS危机正是在这种势不可挡的当代全球化风潮、在中国改革启动后急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入、传播并加剧蔓延的。然而，在彰显人权的国际主旋律中，我国对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的艾滋病的干预和应对策略亦愈来愈趋向于与国际接轨。

　　尽管是“舶来品”，艾滋病这一全球性危机在中国的流行却打上了鲜明的地方和时代烙印。任何大众健康危机毕竟都是本国医疗保健框架内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动态发展的一个缩影。尽管HIV/AIDS是“机会均等”的疾病，但其风险和脆弱性的分布却是极不平衡的，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各不相同。改革以来，一方面，我国城乡医疗保健体系的改善并未与经济迅猛发展同步，另一方面大众健康却因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及预期寿命增加导致的慢性病增多而更复杂化了（Liu，2004；Yangetal，2005）。与20年改革伴生的地区、城乡、不同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多重不平等已投射到其健康状况和获取保健服务的不平等上（ChinaDevelopmentResearchFoundationandUNDP，2005；Kaufman，2005；Liu，2004）。这就不难理解我国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为何以农村人口居多以及在初始阶段游离在危机之外的妇女何以越来越成为HIV风险与AIDS负担的主要承受者[1].

　　环顾全球，艾滋病的流行尚未呈现减弱的势头。在该时疫爆发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全球4000万左右HIV感染者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几乎一半为妇女（UNAIDSandWHO，2005）。与性接触传播（含同性和异性）骤增伴生的是越来越多低风险或无风险的妇女成为其固定伴侣性行为的无辜受害者。在印度，婚姻事实上已成为妇女感染HIV的主要风险因素。反观我国，HIV/AIDS流行正处在其他许多国家曾经历过的由注射吸毒者、同性恋男性、商业性工作者等少数高风险人群向其配偶和孩子传播的历史关口。按国际经验，当艾滋病的性接触传播日益走向前台时，女性感染者的人数就会大幅上升。由于女性生物与社会风险因子的推波助澜，社会性别因素在增加妇女易感性和脆弱性方面的作用势必凸显出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境内主流的艾滋病研究迄今仍很少触及该瘟疫的社会性别方面，而为数不多的有关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研究多停留在简单而表浅地罗列男女不平等的生物基础和社会文化成因，鲜有人从公共政策角度系统探究讨全球化引发的中国社会经济巨变对男女感染HIV和罹患AIDS的不同影响。迫于压力，我国当下社会性别盲（genderblind）或社会性别中立（genderneutral）的政策和项目着力于短期性的针对易感人群的行为干预和针对病患者的关怀救助，却往往漠视了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消除贫困、提高妇女地位、改进男女流动人口的权利与福利、改善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的城乡公共产品以及促进健康公平乃至社会公正等长远可持续的目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领导下的妇女与艾滋病联盟在新近发布的行动议程中明确指出，25年过去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和妇女地位低下依旧是全球HIV蔓延的两大驱动力，但各国当前的应对策略仍未直面使妇女遭遇风险的各种社会文化及经济因素（TheGlobalCoalitiononWomenandAIDS，2006），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妇女与艾滋病的问题绝非只是妇女的问题，而是深嵌在社会经济结构性不平等之中的权力等级的问题，因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人权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Renwick，2002；ChinaDevelopmentResearchFoundationandUNDP，2005）。本文意欲在全球化语境下考察社会性别（gender）同城乡差异、社会经济境遇、性取向等诸因素的交叉互动。文章第二部分将探讨艾滋病这一社会性别化（gendered）时疫的流行轨迹。第三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中检讨和考量HIV/AIDS蔓延的社会性别化因素。第四部分分析不断变化的艾滋病防控政策的社会性别方面。最后的结论从政策角度突出未来干预的社会性别取向。

　　二、HIV/AIDS：越来越呈现女性面孔的危机

　　中国正陷入一场愈益严峻的艾滋病危机之中。据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完成并于2006年1月发布的2005年疫情报告，截止2005年年底，我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65万人（54-76万之间），其中病人约7.5万人（6.5-8.5万）。尽管总人数低于2003年84万存活感染者和病人的估计数，而且人群感染率平均只有0.05%，但流行态势仍十分严峻，仅2005年就有7万新感染者，并有2.5万人死于艾滋病（2006：3）。就传播途径来看，吸毒人群中的感染者和病人约28.8万（占44.3%）；既往有偿采供血、输血或使用血制品人群约6.9万，占10.7%（其中既往有偿采供血感染者为5.5万，占8.5%，较2003年19.9万的估计数减少了14.4万）；暗娼及其嫖客为12.7万（占19.6%）；感染者的配偶和普通人群是10.9万（占16.7%）；男男性接触人群4.7万（占7.3%）；母婴传播占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