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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专家—杜新忠记事 《中国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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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科普
“聪明药”造就模范员工?
2015-08-03 17:22:03 来自:艾玛•雅各布斯 作者:译者/梁艳裳 阅读量:1

  在摔断一条腿、还增重50磅后,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开始服用Vyvanse药物以减小胃口。这是一位学医的朋友的建议,这位朋友在没有改变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近乎奇迹般地减重20磅。Vyvanse很管用:史密斯快速甩掉了多余的体重。

  然而,他还注意到,在他服用Vyvanse期间,他可以“精神高度集中”于自己的工作。Vyvanse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暴食症以及儿童和成人的注意力缺失过动症(ADHD,俗称多动症)。30岁的史密斯(在为这篇文章接受采访时他选择用假名)在美国一家投资机构担任分析师,如今,每次需要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吞下小剂量”的Vyvanse。

  Vyvanse让他与世界隔绝,静下心来徜徉于数字的汪洋大海。“我感觉到一种找到答案的渴望。它让我产生了一种带有强迫性的愿望,要确定我的工作已做完,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

  他没有这种药的处方,而是从一位有处方的朋友那里一粒一粒的购买。史密斯还把药卖给需要集中注意力或长时间工作的朋友。他急切地指出,这么做从来不是为了盈利,事实上他经常赔钱。“我不是一个职业的毒品贩子,”他表示,“我只是在朋友们提出请求时帮助他们。”

  这种故事并没有让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心理学家迈克尔•辛克莱博士(Dr Michael Sinclair)感到意外。他已习惯于看到较年轻的客户跟他说,他们在服用治疗多动症的Vyvanse或阿得拉(Adderall),或者治疗嗜睡症的莫达非尼(Modafinil)等处方药,目的是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或工作更长时间。“人们正向熟人购买,或者从网上买。”

  前银行业分析师、面向金融业人士的社交和职介网站Wall Street Oasis创始人帕特里克•柯蒂斯(Patrick Curtis)观察到,药物的使用出现了代际变化。较为年轻的华尔街员工正从酒精和可卡因转向所谓的“提高绩效的药物”。“工作要求提高,他们的首选药物也随之变化,”他表示。他认为,对于这一代人而言,压力和竞争更难应对。“20年前,大一和大二的学生们根本不懂投行业务是怎么回事。如今,他们知道如何策划杠杆收购、计算出贴现现金流,还能解释复杂衍生品。”

  一位希望匿名的科技行业员工曾借助阿得拉通过高中考试。“如果你要在3周时间内参加共计36小时的考试,你根本没有办法提前准备好一切。不管(它的效果)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阿得拉会帮你度过难关。”

  一个缺点是,有时这种药物会让他把注意力投向错误的对象:“你开始阅读某个主题,与你的功课无关,你会一直读,一直研究,因为你对它感兴趣。”

  很难计算有多少人服用这种药是为了提高学习或工作效率,而不是为了治病。美国的一份报告估计,34%的大学生曾服用过治疗多动症的药物,主要是在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服用。其他人提出,这个数字应该更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和伦敦经济学院(LSE)的研究人员发现,9%的受访学生至少曾服用过莫达非尼、阿得拉或利他林(Ritalin)一次。莫达非尼在美国被批准用于帮助轮班工作者保持清醒。但正如2012年一篇题为“人类增强与工作的未来”(Human enhancement and the future of work)的报告所指出的,“轮班工作的定义可能会包括很多不同的工作模式”。

  《独立报》(Independent)前记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最近讲述了他服用抗嗜睡药物Provigil的经历;在承认剽窃后,他离开了该报,后来撰写了一本有关禁毒战争的书。“你甚至可以做更多工作,不断处理信息,而每晚只睡4小时。”他相信自己上瘾了。目前还不确定这些药物对健康心理的长期影响。

  迈克尔•克雷格(Michael Craig)是在伦敦的南丁格尔医院和莫斯里医院执业的精神科顾问医师,与患有多动症的成人打交道。他遇到过没有医疗需要但要求开这些药的患者。一位十几岁孩子的母亲准备让孩子去美国读书,她的开药要求尤为咄咄逼人。“她觉得,如果自己的孩子不服用这些药的话,他将面临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

  他的很多患者对自己误诊了,他们认为自己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是一种生理缺陷。克雷格表示,ADHD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人们迫不及待地想患上它。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就不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对他们作出成人多动症诊断的话,私人诊所的病人就会要求退钱,公共部门医院的病人就会投诉。”

  身为心理学家的辛克莱博士同意这点,他担心人们正试图利用药物“消除自身最糟糕的部分”。那些找他咨询的人往往是“害怕失败”的完美主义者。他担心,人们不允许自己感觉疲劳或情绪低落。“实际上,感觉状况不佳是正常的”。

  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生物伦理学教授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则比较放松。他基本上支持那些提高绩效的技术和药物。“如果所有人都通宵达旦,压力就产生了。”他觉得,就像人们喝咖啡和饮酒一样,处方药可能是人们应对压力的一种理智反应。“我们应该对压力下刀,而非药物。”

  英国人力资源组织特许人事与发展协会(CIPD)公共政策主管本•威尔莫特(Ben Willmott)认为,必须解决压力问题。“雇主减少员工服用这类药物的风险的最佳方法,就是确保直线经理接受有效培训,工作时间适当,而且员工没有处于长期、过大的压力之下。”

  至于使用假名的史密斯,他对自己受到太大压力的说法不以为然。“诚实地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我甚至希望能多干点。”

[责任编辑]杜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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