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的机会

 

　　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多数的瘾品制造者、销售者、广告促销者的看法）是，先决条件是人能够受到所接触的瘾品的影响。不论何种瘾品，使用过的人不一定都会上瘾。香烟是可能使人上瘾的瘾品中影响力最强者之一，但试吸过的年轻人只有大约1/3会有烟瘾，有不少人天生就有对某些瘾品免疫的特性。例如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因为对香烟过敏而变成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士；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年轻时之所以没有吸大麻，是因为肺里不能容忍烟进入，即便朋友们一再教他抽，他也没学会这牛津大学学生的基本功夫。对某种瘾品始终会有强烈不适反应的人，等于对上瘾免疫了。

 

　　至于和瘾品近水楼台的关系有多大影响，也可以从历史中找到证据。19世纪的后半期中，伊朗的鸦片生产迅速扩大，当时的丝织业正趋于衰退，鸦片的世界需求量却在渐增，伊朗人因而视鸦片为理想的出口作物。后来鸦片出口也衰退了，许多伊朗人为了排解经济困顿之苦而抽起自种的鸦片。伊朗国王巴列维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施扫除鸦片生产的政策，当时估计国内吸鸦片上瘾的人数约为280万。实施扫毒的结果可以预期，毒瘾者减少了，1968年估计约在25万到50万之间，但吸食走私海洛因的人数增加了。继巴列维之后执政的宗教领袖们，想尽办法要消弭邻国走私进来的海洛因。然而，即便发起了反毒运动，吊死了数十名贩卖毒品者，却仍堵不住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流入的海洛因。对于诱使伊朗人使用并买卖瘾品的严重失业率，伊朗政府也束手无策。

 

　　古巴人曾经有过消耗掉古巴雪茄总产量三成的纪录，亚洲种植并销售鸦片的地区内，抽鸦片上瘾者一向都多于不种、不卖的地区，加纳与尼日利亚等非洲转运点都有严重的海洛因与可卡因毒瘾问题，美国肯塔基州的肺癌比率特别高，这些现象都显示，经常接近瘾品，熟悉且容易取得瘾品，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有多大呢？菲利普·巴里东汇集了33个国家官方调查的瘾品上瘾人口比例进行研究，于1973年发表。他在研究中做了多重回归分析（估计相对原因权数的统计学方法），将上瘾比例与社会、经济、地理各方面12种独立因素对照（包括都市化状况、平均国民收入、与鸦片或可卡因产地邻近与否等等）。结果发现，邻近产地比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都大，45%的差异与产地邻近与否相关。巴里东因而认定：“在诸多复杂的心理与社会的解释纷争之中，瘾品滥用的最根本的事实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如果不能取得瘾品，就不会有滥用的行为。”

 

　　瘾品发展过程的背景中充满白白赠送的促销手法，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学校迎新活动周赠送香烟和维·马里亚尼酒，短程快速赛车中赠送无烟烟草，过剩的巴西咖啡免运费送到日本，都是实例。100年前的美国工人酒馆换了一个方式：午餐免费，啤酒要付钱。曾有一位芝加哥市的业务员向同事表示，他渐渐发现自己不是为了免费午餐去那家酒馆，而是为了啤酒，所以必须戒掉再去的习惯了。这些赠送手段背后的用意是要给可能成为终身顾客的人更多接触的机会，尤其要抓住消费习惯仍有可塑性的年轻人。受影响度排行榜第一的是年轻、单身、社交活动偏少、欠缺体质上或文化背景上的防范机制、已经在使用其他瘾品的都市男性，这一类人最有可能试用新的瘾品，而且试用后会上瘾。贝叶罗强调，并非仅有这一类人会成为欲罢不能的使用者，只要假以时日与充分的接触机会，就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同样的路。1915年间，美国吸香烟的人口大多只限于台球馆和街头路边的范围，到了1955年，美国25岁到64岁之间的男性有2/3是老烟枪，其中绝大多数是吸香烟。

 

　　上瘾、耐受性、需求

 

　　一旦上了瘾，需求量就固定不可少了，常有人说，上瘾者是不在意价钱的。其实他们和一般消费者一样会考虑价钱，如果瘾品售价涨得太高，上瘾者会去找替代物，或是减量使用，或索性戒掉。不过，鸦片或卡特等物质毕竟和大麦、燕麦不同，上瘾的人甘愿为了能够持续服食而多做一点儿牺牲，放弃他们不那么渴望的东西。尤其是短期内因断瘾而正在受苦的人特别容易做这种牺牲。

 

　　英国作家兼书商威廉·霍恩曾与散文家查尔斯·兰姆于某个夏日傍晚一同在伦敦北区的野地上散步，两人决定都要戒掉吸鼻烟的习惯，在一时冲动之下双双把自己的鼻烟盒从坡顶上扔进有刺的灌木丛里，得意地扬长而去。事后霍恩写道：“于是我开始觉得很不舒服，整夜都不好过。第二天早上我又走在那小山坡上，只见兰姆在下面的灌木丛里找东西。他抬头对我笑着说：‘哟，你也是来找鼻烟盒吗？’‘我才不是！’我答道，一面从我的背心口袋掏出纸包捻起一撮鼻烟，‘我在第一家开门的铺子花半便士买了点儿。’”

 

　　类似霍恩这种经验——吸烟者大清早到处找可以买到烟的铺子、酗酒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酒铺开大门、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掏着口袋里的零钱准备买早起的第一杯咖啡，都将成为工业化都市生活中常见的景象。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那种“非买不可”的感觉，将瘾品隔绝在商业荣枯循环的影响之外。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赖夫曾经研究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英国人的烟草消费，他发现失业率从2%上升到10%，烟草消耗量只减了1%左右，足以证明这是无弹性需求。至于国际间的表现，烟草业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还不只守住既有的版图，英美烟草公司甚至创下销售新纪录，盈利比以往还高。在美国，1928年的经济繁荣期到1932年的衰退期之间烟草类的零售量只有平均每人1美元的下降率，从26。23美元减到25。29美元。《华尔街日报》的老板巴伦过世后，他的继承人休·班克罗夫特曾经私下对人说，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他只买了3种股票：通用汽车、派拉蒙电影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他说出这么做的道理：美国人即便负担不起车子也要开车，不该看电影的时候也照样上电影院，为了买香烟几乎什么都可以不要。他说过：“假如你想赚钱，要挑一个可靠的坏习惯。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

 

　　咖啡、茶、巧克力在欧洲起初都是上流社会的流行饮品，后来才推广到一般大众。但是，家家户户老百姓都开始喝茶以后，贵族士绅们并没有把他们的银壶银杯束之高阁，原因何在？答案之一是：这些饮品（以及加在饮品里的糖）具有提振精神与使人上瘾的特性，上一季流行过的服饰却没有。英国贵族尽管用镶金边的杯子和高雅的礼仪凸显他们不凡的地位，却不会放弃平民百姓也在喝的茶。

 

　　老姑娘。一杯（其实是一碟）茶加奶油与糖以慰寂寥。这幅 1777年英国印制的图片还有一句刻薄的附语：“猫仔别舔奶油，女主人也想舔。”

 

　　瘾品是理想商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刺激精神的作用短暂。点燃吸入的瘾品迅速经由肺部进入心脏和大脑，作用又快又强。服下去的瘾品——例如酒与鸦片丸——是逐步进入体内的，作用时间较长。除了LsD、口服美沙酮、脱氧麻黄碱，以及其他少数几种瘾品之外，明显转换意识状态的作用几乎都不超过五六小时。

 

　　瘾品的情况和耐久商品是相反的。生产过剩虽然会导致售价下降，却不必担心需求会突然消失。瘾品这类产品本质上就会促使消费者不断掏出钱来，对作用短暂的瘾品上瘾的人更是如此。比约翰·韦恩略逊的一天两包的烟枪，每年大约要吸15万口烟，抽掉1。5万多支香烟，花费——按目前的价格算——1500美元。从事投资而成为传奇人物的沃伦·巴菲特曾说：“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烟草业？制造只用1美分，卖出去可以卖1美元。抽烟的人会上瘾，而且有非常强的品牌忠诚度。”

 

　　如今的香烟商人如果还说自己不知道这些事实，那可是在骗人。但早期的烟草业者是否理解瘾品的经济逻辑？他们是否只顾做买卖而不知他们供应的是什么性质的需求？其实欧洲和其他地区普遍有人讲过用了烟草欲罢不能的情形，烟草商当然不会没听过。英国哲学家培根在《生与死的历史》中写道：“在这时代变得这么普遍的烟草”带给人们“如许的暗喜与满足，所以一旦吸食了，简直割舍不下”。古人也发现，长期使用鸦片的人可以轻轻松松服下足以使初次服用者丧命的剂量。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于1516年在印度的科钦写给国王的信上说：“这是绝佳的商品。经常服用它的人会昏睡糊涂，他们两眼发红，丧失理智。他们服用它是因为它激起淫荡心……这是好商品，消耗量大，价值很高。”早在本杰明·拉什和托马斯·特罗特说出酗酒是病的观念的150年前，17世纪的欧洲就已经知道，长期习惯性的饮酒可能“把乐事变成必需”。医生们确知瘾品上瘾是一群相关的神经疾病（如吗啡瘾、可卡因瘾、咖啡因瘾等等）乃是19世纪晚期的事，但走过精神刺激革命早期的人们至少已经初步发现，欲罢不能的使用与耐受性产生的可能性很大，以及相关的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性交与生意

 

　　近代早期的使用者购买瘾品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个人的苦恼或满足对快感的秘密需求，即便这两种需要也很迫切。他们同样重视瘾品在政治应酬、社交、性交方面的用处，这也是瘾品很快从无趣的医疗范围向外流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近东地区的咖啡馆供给男人们一个外出的最佳借口，让他们在明显缺乏男性宴饮同乐习俗的社会里，有机会和其他男人往来。16世纪的神职人员会反对喝咖啡，不是因为咖啡会引起咖啡兴奋症，而是因为疑心咖啡馆是招引男性聚集做坏事的地方。

 

　　大麻和鸦片虽然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无甚贡献，却仍是男性群集休闲之中的要角，和抽烟斗、雪茄相似，香烟更是随时随地的便利交际的工具。在中国，男人们标准的打招呼方式是说：“抽烟吗？”同时一手递过香烟包来。敬烟和请人上酒馆或喝咖啡一样，会增加接触瘾品的机会、增加消费量，终至增加上瘾的人口。折中主义的医生兼药学专家约翰·尤里·劳埃德也广泛研究瘾品的历史，他认为，导致“放荡行为”的往往不是瘾品本身，而是借瘾品交往的关系。

 

　　简言之，瘾品的吸引力不但在于能刺激脑内的奖励机制，也在于社交方面的用处。文化影响瘾品使用，瘾品使用也影响文化，许多社会习俗——例如举杯祝饮、上班时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的形成是从瘾品得来的灵感。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妇女发现香烟不只是输送瘾品的媒介，而且是件有用的道具。她们想向外宣示自己的女性魅力时，可以用含义多样的香烟来凸显自己的独立、可接受追求、友善，以及把香烟在烟灰缸中用力按熄表示自己的愤怒或不屑。香烟非常彻底地融入20世纪的群居生活，有人会把香烟描述成人的替身。一位在丈夫离家时抽香烟的女士说：“我觉得它就像是个伙伴。”一位打猎时独自在树林里抽香烟的男士形容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有人陪伴着。”

 

　　酒是军中使用量最大的两种瘾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将香烟列为军人的“应急口粮”，却反对服勤的军士喝烈酒。实际情况是否如官方规定则另当别论了。步兵第31师的成员以南方人居多，其中不乏经验老到的私酿者，照片中的几人是驻扎在莫罗泰岛上的。军需连的一名士兵供给他们糖以换取一份成品烈酒。其余被这些人自己喝掉，或卖给其他大兵。后来，一名上士依上级命令把他们的蒸馏器毁掉。这位上士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也是这些人的酒客之一。

 

　　到了20世纪中叶，尼古丁气味成为浪漫的气息，抽烟也成为男女欢爱行为的一个附件，酒精依然如此，自古就是性爱的助兴物。“你一旦喝醉了，‘不’的意思就变得特别暧昧复杂了。”卡罗琳·纳普做过这样的概括，她在酗酒期间打定主意不和喝酒有节制的男人约会。不过，酒精对做爱前戏比较有用，对最终成其好事却未必有益。莎翁戏剧《麦克白》中的守门人对麦克德夫说得好：“它会激起欲望，却教你表现失常。”

 

　　吗啡和可卡因也曾被用来制造这种延缓效果。瑞典人称为“性动力”的安非他明也曾被用于达成同样目的（瑞典俚语中描述瘾品的词十分丰富多彩），有些抗忧郁药也曾经误打误撞成了催情药。一位医生开了氯米帕明给忧郁症病人服用之后写道：“附带提一下，他的夫人——一位高大的影星型女子——希望他继续服药，因为他维持勃起的时间比从前久得多了。”这又是一个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长时间服用延缓射精的瘾品（使用烟草亦然）通常既会导致阳痿又会上瘾。男性企图调整一种自然的冲动欲望，用了不自然的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却把原来的本能赶跑了。

 

　　比较不易上瘾的致幻瘾品也经常被当作催情剂。利里曾经叱骂不服用迷幻药的人说：“拿你平时做爱的情形和服了LsD以后相比，不管你以为你那样做的快感多么销魂，都像是和百货公司橱窗里的假人做爱……在细心安排的情爱LsD体验过程中，女性能有好几百次的高潮。”古代和现代文化中普遍当作催情药使用的大麻，效用比这个温和得多，但爱用者是一样踊跃的。大麻能解除抑制、增强敏感度，还能扭曲时间感，使高潮显得更持久——这种效用可能因服食者的期望而加强。1980至1981年间，乔治·盖伊医生与同事做了一项独特的研究，对象是120名酷嗜瘾品与热衷性爱的人。研究者与这些人一一对谈，要他们说出各自的偏好有哪些。那是旧金山尚未爆发艾滋病的年代，这些人所说内容可谓无所不包。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经验老到的人选出能增进性交快感的瘾品冠军是大麻，领先MDa（此为男同性恋普遍使用的）、可卡因、LsD诸项。

 

　　大麻也能增强享用食物与音乐时的快感。曾有一名21岁的学生说：“男生爱女生，性最妙。吸了大麻‘嗨’起来，什么都最妙。”大麻这么全面的快感促进功能，不是每一种瘾品都具备的，但是别的瘾品也发展出不一样的加乘搭档：葡萄酒配饭菜、咖啡配甜点、喝啤酒配掷飞镖。瘾品商人卖的不只是一时的“嗨”或一解断药之苦，他们卖的是可以增进各式各样快感的产品，性爱与口腹之欲只是其中之二。

 

　　靠社会问题获利

 

　　新出现的瘾品往往要分占既有的瘾品市场。例如，17世纪的金酒竞争，18世纪的咖啡因饮品问世，都曾使荷兰的酿酒业者承受很长的衰退期。在拉丁美洲，大麻被作为使人陶醉的便宜方法传入之后，烈酒也曾进入辛苦的竞争期。在尼日利亚，廉价金酒一旦上市，就取代了价格昂贵的传统待客品可乐果。香烟出现以后更是在烟草市场上一枝独秀。以1900年的美国吸烟者计算，平均每吸两支雪茄才吸一支香烟；到了1949年，香烟与雪茄的比例变成65∶1。1899年上市畅销的阿司匹林是鸦片类药剂的安全替代品，在1914年已经成为全世界使用最普遍的镇痛剂之一，医生用药导致的吗啡上瘾也因而减少了。在此同期，奴佛卡因与其他药物合成的麻醉药，几乎完全接收了危险性较高的可卡因原来占有的市场。

 

　　烟草类和大麻烟很适合互相搭配。凡是已经盛行吸烟与吸大麻的文化之中，都有人将两者合用，在摩洛哥叫作“kif”（昏倦），在牙买加叫作“spliffs”（大麻烟卷），在美国是“blunts”（钝器）。烟草产品是大麻走上发达之路的大门，如果没有香烟革命在先，美国的大麻烟文化情结不会兴起那么快、传播那么广。反主流文化的老生常谈虽然说大麻烟是烈酒的良性替代品，酒瘾大的人却很可能兼有大麻瘾。总之，抽香烟与饮酒已经使大麻烟和其他瘾品的需求增加了，并没有使之减少。

 

　　瘾品常可用于抵消其他瘾品的作用。巴比妥酸盐类和古柯酒都可以减轻鸦片类药剂的断药症状。镇静剂、鸦片类药剂、烈酒都可以缓和可卡因的药力。咖啡豆和可乐果都可以用来解酒。吗啡和海洛因亦然：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许多鸦片类药剂的上瘾者起初是为了消除宿醉而开始使用。无酒精饮料的销售者也会把其产品当作良性的另类选择来促销。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联邦德国的报纸上有这样的广告：“宿醉难消吗？来喝可口可乐。”日本三井制药厂推出的“康复”是一种含咖啡因和维生素的口服液，目标瞄准的也是清酒灌多了的人们。

 

　　瘾品制造者当然也把握了借脂肪赚钱的机会。时装模特儿很早就发现安非他明可以帮人变瘦，英国模特儿琼·道内说，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模特儿除了安非他明、右旋安非他明、不加糖与牛奶的咖啡之外，什么都不吃，“她们苗条得不可思议，教我自叹弗如。”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为了模仿高级时尚界那种幽灵似的形象，以香烟为减肥的秘密武器，借抽烟来抑制对甜食的欲望。女星安迪·麦克道尔从影前曾是模特儿，靠服食减肥药丸和可卡因保持身材细瘦，她说：“你如果查字典就知道，‘模特儿’的意思是‘范例’。少女们为了要像模特儿那么瘦，什么方法都会试，一天到晚只喝健怡可乐，还有抽烟。”还有比这样更糟的。男影星小罗伯特·唐尼说：“有些实际的问题是海洛因和可卡因可以解决的，例如体重过重，或是注意力不能集中。”他是过来人，说得应该没错。

 

　　超级市场出口结账处摆着教你减肥的书。为了凸显男子气概要抽香烟，为了治疗烟抽多了造成的勃起障碍，又得服用“伟哥”。这些显然都矛盾得近乎荒唐，但这只是从公共卫生的观点看来如此，从获利最大化与充分就业的观点看来却很合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有问题才会有获利，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要不断成长，不能只靠埋头制造平淡无奇的产品和耐久商品了。大豆和烘干机能带动的经济活动量就只有那么多。瘾品却能辐射出“外部性”，制造更多的经济活动。瘾品就像一种永恒运动的机器，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给所有人，农民、律师、瘾品史研究者都从中受惠。

 

　　托马斯·默顿修士在1948年间就说过：“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用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和渴求。”这话说得完全对。瘾品制造者与多巴胺的关系就如同色情业者与睾丸素酮、食品销售者与味蕾、整形外科医生与异性追求的美丽外表的关系。这些人都以利益为目标，都能借科技之助启动人体内在的奖励和调节机制。这些机制是在与现今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完成进化的，如此被牟利者利用，显然对生理上有害，在道德上也是一种颠覆。如何处理“靠社会问题获利”，是出现过多次的政治上的两难，在全球化逐渐形成之际，问题也更趋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