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近年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INCB)[1－3]、联合国国际禁毒计划署(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Programme, UNDCP)[4,5]、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6,7]、美国社区药物滥用流行病学工作组(Community Epidemiology Work Group, CEWG)[8－10] 和亚洲多城市药物滥用流行病学工作组(Asian Multicity Epidemiology Work Group, AMEWG)[11] 的报告, 对近年来全球的毒品形势作一分析。

    1 毒品滥用

    根据INCB最近公布的资料, 五种主要毒品的全球滥用者人数占全球人口比例高达3.78％(表1)。 东亚与东南亚、南亚、欧洲、北美和大洋洲是滥用海洛因问题较严重的地区, 其中亚洲地区的海洛因问题最为严重, 我国的情况亦是如此。进入90年代以来, 我国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毒品滥用者剧增, 根据正式公布的数字,1997年我国毒品滥用者数字(54万),是1990年(7万)的7.7倍。滥用者中的男女比例大致为4：1, 但近年来妇女所占比例有日益加大趋势(表2)[11] ; 30岁以下的滥用者占绝大多数(>90％)。海洛因滥用者经过脱毒(detoxification)治疗后的复吸率很高(表3)[12] , 表3中各项复吸率数据的比较经过显著性测验处理后的P值总结于表4,由表4可见: 一般情况在同一个脱毒后期限内,复吸次数多的滥用者组, 其复吸率高于复吸次数少的组; 同样复吸次数的滥用者组, 脱毒后期限长的滥用者, 其复吸率就比脱毒后期限短者高。因此, 复吸问题是我国当前戒毒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滥用者文化程度较低,多数为初中以下水平。静脉滥用毒品带来HIV感染问题已在我国蔓延。多药滥用(polydrug abuse)现象在我国滥用者当中相当普遍。俄罗斯的滥用者中,阿片类滥用者所占比例, 1994年为37％, 1997年增至87％。非洲目前海洛因还不是主要滥用的毒品, 但在个别国家如肯尼亚的大城市中, 滥用海洛因日益严重。亚洲地区的海洛因滥用者越来越多地采用注射方式; 欧洲多数采用抽吸方式; 美国的海洛因滥用者除主要采用注射外,近年来采用鼻吸(snorting)方式者愈来愈多。

    在不少国家, 一些医疗用阿片类药品被转入非法渠道成为毒品,近年在东南亚和香港以及南亚地区出现滥用可待因止咳糖浆现象, 南亚一些国家有滥用丁丙诺啡问题, 我国在前几年出现滥用二氢埃托啡问题, 目前, 特别是我国的东北地区, 存在滥用哌替啶(度冷丁)现象,欧洲的美沙酮滥用者人数大幅度增加, 这与随便开写该药处方和大力开展美沙酮维持治疗有关。

    可卡因滥用问题以美洲最为严重, 美国自80年代中期爆发可卡因滥用以来, 至今滥用可卡因仍为该国的头号毒品问题, 据美国18个大城市戒毒机构的统计,有9个戒毒机构的住院戒毒者所滥用的毒品以可卡因占多数。西欧受美国影响, 可卡因滥用问题也较严重。前苏联解体后, 在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出现滥用可卡因现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已存在可卡因滥用问题。亚洲地区总体来看可卡因滥用现象较轻微, 但近年趋势在西亚地区一些国家如以色列, 黎巴嫩,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可卡因滥用不断增多。非洲国家自进入90年代以来可卡因滥用逐渐蔓延, 在西非一些与巴西城市有直接航线联系的大城市, 滥用可卡因现象增多。

    滥用大麻现象遍及全球五大洲, 在大多数国家中, 它是滥用范围最广的毒品,全世界滥用大麻人数(1.4亿)在各种毒品滥用人数中名列榜首,估计美国在1996年的月内大麻滥用人数约达1000万;美国青少年在近年兴起抽吸一种称“钝毒”(blunts)的大麻制品, 用大麻置换雪茄的烟丝, 掺入其它毒品如苯环利定(phencyclidine, PCP),“快克”(crack), 甲基苯丙胺或可待因止咳糖浆; 最近在美国和西欧兴起室内非法种植大麻,采用现代科技(营养液水栽法, 电脑控制恒温、恒湿、紫外线恒照射),提高大麻有效成分四氢大麻酚(tetrahydrocanna_ binol, THC)的含量,室外种植大麻的THC含量为4.3％,室内人工栽培的大麻, 其有效成分THC平均含量为7.4％, 有的可高达24％－30％。

    镇静催眠药与抗焦虑药滥用现象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 较常被滥用的药品有: 地西泮(diazepam), 司可巴比妥(secobarbital), 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 三唑仑(triazolam), 阿普唑仑(alprazolam), 替马西泮(temazepam); 在非洲, 镇静催眠药与抗焦虑药滥用问题较严重, 一度被用作催眠药的甲喹酮(methaqualone, 即安眠酮)因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潜力并有明显的滥用倾向, 早已被废弃不作医疗应用并已成为人群滥用的毒品；在印度非法制造的甲喹酮加上抗组胺药称为Mandrax的毒品大规模非法贩运至非洲特别是南非, 是当地这类毒品的主要来源。

    近20年兴奋剂滥用问题在全球范围迅猛发展, 苯丙胺类兴奋剂(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s, ATS)是最主要的一类, 其中以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俗称“冰毒”(ice)的滥用最为普遍; 不法分子通过结构改造发展出一类称为“致幻性苯丙胺类兴奋剂”(hallucinogenic 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s)的毒品, 它们作为“策划药”(designer drugs)一律被列入《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表Ⅰ进行严格管制, 其代表为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ethylenedioxymethamphe_ tamine,MDMA),俗称“迷魂药”(ecstasy,XTC), 在我国称“摇头丸”。90年代以来兴奋剂滥用人数明显增加, 仅次于大麻, 位居第二(3020万人,见表1),根据UNDCP的资料,分布在五大洲共32国的统计数字表明, 2/3 国家(21国)的兴奋剂滥用人数超过其海洛因加可卡因滥用人数之和, 问题最突出的有两个国家, 即日本和韩国, 其滥用兴奋剂的人数为海洛因加可卡因滥用人数的7倍, 另有6个国家(丹麦, 危地马拉,菲律宾, 巴西, 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上述比值均在5倍以上; 过去泰国滥用的毒品以海洛因为主, 90年代以来兴奋剂滥用增多,到1993 年兴奋剂滥用者达到泰国总人口的0.38％,与海洛因滥用人数的比例(0.36％)并驾齐驱; 德国1994年的兴奋剂新滥用人数为1982年的14倍, 增长幅度最大, 其次为可卡因(12倍); 英国高中生(15－16岁年龄组)曾滥用兴奋剂的现患率,1989、1991与1993年依次为1％, 5％和10％,呈直线上升趋势;1994年美国急诊室的甲基苯丙胺急性中毒病例为1990年的3.5倍,高于可卡因和海洛因的记录,后二者分别为1990年的1.8与1.7倍。

    2 毒品非法生产与非法贩运

    全球毒品的非法生产增加、贩运活动猖獗。罂粟非法种植地区比以前增多, 除原来的“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外, 80年代以来在墨西哥、黎巴嫩和哥伦比亚又新添了罂粟非法生产基地, 前苏联解体后, 在独联体一些中亚成员国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也出现非法种植罂粟的情况。亚洲依然是非法阿片与海洛因的主要产地,1992年在阿富汗非法种植罂粟有19 470公顷,生产阿片约640 000 kg,目前“金新月”地区的非法阿片产量已超过“金三角”地区, 阿富汗的非法阿片产量1997年增加了25％,“金三角”地区的罂粟非法种植主要集中在缅甸境内; 秘鲁、玻利维亚与哥伦比亚是非法种植古柯的主要基地, 1993年非法生产古柯叶330 000 000 kg与可卡因322 000 kg。非洲一些海港和空港已成为海洛因与可卡因非法转运的中继站, 毒品也大规模经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过境贩运,1996年麻醉品的缉获量比1990年增多(表5)。

    苯丙胺类兴奋剂(ATS)的全球缉获量自70年代后期以来逐年增加,1994年为1978年的8倍; 1991－1993年的平均年缉获量为3988.4 kg,其中亚洲地区占41.6％,欧洲占33.8％, 美洲占20.0％, 大洋洲占4.2％, 非洲占0.3％, 中近东占0.1％, ATS缉获量排列前五名的国家及其平均年缉获量(kg): 泰国(971.2),英国(672.9),中国(554.5),美国(448,4), 埃及(418.0); 1994年因兴奋剂违法被捕人数: 日本17 564, 菲律宾2077, 韩国(1993年)1121, 瑞典2825,比利时4324,分别占本国毒品违法被捕人数的88.3％, 60.0％, 49.7％,44.5％和22.2％,中国台湾省的兴奋剂问题相当严重, 有地下工厂非法制造甲基苯丙胺向日本和菲律宾等地走私贩运,1993年因兴奋剂违法被捕多达44 000人,在每百万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2105人, 位居世界之最。

    毒品的价格高昂, 其中海洛因的价格最高,表6列举90年代美国17个大城市的海洛因价格, 1996 年均比 1990 年明显上涨, 涨幅最低1.5倍 (纽瓦克),最高达30.0倍(芝加哥),1996年与1995年相比,过半数城市(10个)的海洛因价格比一年前上涨1.1－2.3倍, 过半数城市(9个)的纯海洛因价格每千克都在百万美元以上, 在达拉斯竟高达666万美元。

    可卡因的价格低于海洛因, 1997年与1990年美国11城市的可卡因价格比较见表7,表中数字显示可卡因的价格在多数城市都上涨, 最高价格为每千克15万美元(新奥尔良, 芝加哥和华盛顿)。

    1991－1994年间美国的兴奋剂平均价格(万美元·kg－1)为:甲基苯丙胺4.25－16.25,“迷魂药” 8.0－25.0, 甲基卡西酮7.5－12.0。

    3 毒品问题两个引起关切的动向

    3.1 静脉滥用毒品与艾滋病迅速传播

    艾滋病(AIDS)是近20年来威胁人类健康最为严重的一种传染性疾病, 根据WHO(1997)的资料, 自1981年首次发现第一例患者以来,在全球估计死于此病已有1170万人, 1997年新发生的AIDS患者约580万例(其中15岁以下儿童59万例), 累计患者数3060万例,该年死于AIDS约230万人(其中180万成年人), 在各种疾病的死亡数中占第7位,WHO的报告中预测, 到2000年将有HIV /AIDS患者4000万人。我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AIDS患者后, HIV感染者数目逐年迅速增加, 到1998年9月底为止,全国共报告HIV感染者11 170例(其中包括AIDS患者338例), 估计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30万,已有184例AIDS患者死亡。

    AIDS的病原体HIV有三种传播途径: 性传播, 血行传播和母－胎传播。注射毒品是血行传播的最主要方式, 在世界不少地区, HIV/AIDS患者中注射毒品滥用者(injecting drug user, IDU)占有相当高比例(表8)。

    我国历年的检测结果表明, HIV /AIDS患者中的IDU所占比例都很高, 在1990、1994、1996和1998年检测出的 890、1774、3341与11 170例HIV/AIDS患者中,IDU所占比例分别为73.8％, 63.8％, 57.4％和67.5％,提示艾滋病在我国的迅速传播, 注射毒品滥用是主要因素。

    80年代在爱丁堡等城市对IDU人群所作的HIV检测结果充分证明HIV感染在IDU人群中的传播非常迅速, 由表9所列数据可看出,三个城市(邦)中IDU的HIV阳性率都在短短一年内从0％或1％急速上涨至41％－54％, 感染了HIV的IDU必然又能通过血行传播和性传播迅速增加新的HIV感染人数。

    在美国96个大城市开展了一项对HIV感染高危人群的HIV感染率调查, 将高危人群分为三类: (1)注射毒品滥用者(IDU);(2)男同性恋者(HMS);(3)异性性接触者(HTS), 其性伴侣为IDU和(或)双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检测结果总结于表10。

    由表10可见, IDU组的HIV每年新感染率最高, IDU人群的HIV阳性率略低于男同性恋组。上述事实说明,注射毒品在人群中起着迅速传播HIV感染的作用, 由此必然使HIV感染人群迅速扩大,对人类健康威胁甚大, 此问题已在社会上受到极大关注,目前许多国家已将防止或减少注射毒品作为艾滋病防治的重要对策,称为“缩小危害”(harm minimization),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三:(1)大力宣传避免共用注射针, 向毒品滥用者免费提供一次性使用的注射器与针头, 以及提供消毒用的漂白粉; (2)提倡使用并免费提供避孕套; (3)大力推行美沙酮维持计划(methadone maintenance program)。美沙酮维持计划由美国首先推出, 实行至今已有20余年并已陆续在不少国家中推广, 尽管对此项计划仍存在争议, 但一些国家通过多年实践认为它对遏制HIV /AIDS的扩散有一定的积极效果, 国际禁毒专家曾建议我国试行此项计划, 由于它涉及有关重要的政策性问题, 必须经过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官员的认真论证, 由政府决定是否试行。

    3.2 “毒品合法化”问题

    在毒品形势日益严峻情况下, 近年来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中兴起一股主张“毒品合法化”的逆流, 企图使毒品自由化,完全取消禁毒斗争,鼓吹者选中“大麻合法化”作为第一个突破口,这几年来在宣传上不遗余力大造舆论,例如大力促销用大麻植物制造的产品,包括日用品、食品、饮料等,其主要目的在于树立起大麻作为一种“无毒和可食用甚至有营养”的正面形象,为使用大麻合法化鸣锣开道, 进而达到毒品全部合法化的目的; “毒品合法化”在欧洲个别国家得到政府的默认、鼓励与支持,例如允许咖啡店合法出售限额数量的大麻供滥用者合法使用; 政府对公共场所的公开吸毒与贩毒现象熟视无睹, 采取宽容姑息政策; 政府出面开展临床试验,用海洛因作为“戒毒”药品对海洛因成瘾者实行“脱毒”甚至“维持”治疗, 公开宣扬取得“积极成果”, 企图向国际推广。当前社会上存在着鼓励使用非法药物的环境, 例如: (1)流行歌曲中有些歌词对使用和滥用药物持鼓励或容忍态度, 直接或间接提倡吸大麻或消遣性使用其它药物, 某些流行歌星发表演说主张非医疗目的用药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认为这是正常的个人生活方式; (2)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如在报纸或杂志上登载社会各界名人签署的推行使用大麻的广告,报刊一味追求轰动效应而不实事求是的报道起着相反的宣传效果;(3)利用互联网(Internet)传播制作和使用毒品的知识, 交换如何逃避执法部门侦查的经验, 以及利用互联网作广告, 宣传使用兴奋剂作为减肥药, 推销大麻产品和种子等。“毒品合法化”鼓吹者虽然只是极少数, 但其影响不容忽视, 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针锋相对地采取坚决措施消除其恶劣影响, 防止毒品对广大人群的毒害腐蚀。

    参考文献

    1 INCB.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for 1997.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E,INCB,1997.1:1－66.

    2 INCB.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for 1996.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E,INCB,1996.1:1－66.

    3 INCB.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for 199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E,INCB,1994.1:1－57.

    4 UNDCP. 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s: a global review. UNDCP Technical Series No.3, 1996.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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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SA. Multicity study on drug injecting and risk of HIV infection. WHO/PSA/94.4, 1994.3－231.

    7 WHO. Life in the 21st century. A vision for all.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1998.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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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NIDA/CEWG. Epidemiologic trends in drug abuse. Vol I. Highlights and executive summary December 1996. NIH Publication No.97－4204:1－83.

    10 NIDA/CEWG. Epidemiologic trends in drug abuse. Proceedings June 1990: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276－108/20863:1－37.

    11 Cai Zhiji. Trends of drug problem in China during recent years. Report of the Asian Multicity Epidemiology Work Group 1996. Centre for drug research international monograph series No.9:121－123

    12 刘志民, 曹家琪, 朱光荣, 等. 阿片依赖者脱毒治疗后复吸因素调查. 中国药物依赖性通报, 1997,6:169－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