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我们做出了这个重大的决策——抓捕药物上瘾者，惩罚他们，并让他们受苦。当时，我们相信这些举措可以阻止他们继续使用药物，激励他们戒断。几年前，我在关注身边几个我爱的人的药物上瘾情况，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帮助他们的方式。我意识到，关于物质依赖，有很多最基本的问题，我却不知道答案。比如，什么造成了上瘾？为什么我们继续那些没有任何效果的应对方式？又没什么什么更好的方式呢？

　　所以我阅读了很多资料，但并不能从中找到答案。所以我想，好吧，我会去和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或是有上瘾问题的人，或是研究者——交流，看看有什么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

　　我已开始并没料到我会走上3万英里，也没想到会和各种不同的人交流，从来自布鲁克林的跨性别可卡因交易商，到一个每天花了很长时间给他的猫鼬喂食迷幻剂（hallucinogen）的科学家——仅仅想知道猫鼬是不是喜欢迷幻剂。结果证明猫鼬很喜欢那些迷幻剂，当然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我去了葡萄牙，作为全球为唯一一个合法化所有药物（从大麻到可卡因）的国家。然后我意识到，以前我关于药物上瘾的认识全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开始接受关于药物上瘾的新证据，我们就会改变很多相关的政策。

　　让我们先开始回顾一下我们原有的认识，我自己原先的认识。比如，我们以在座的中间一排为例。你们中的所有人，从现在开始，20天之内，每三天使用一次海洛因。（指现场观众）做了这个假设之后，有些人明显比另外一些人要热情很多。不过不用担心，这只是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会被告知同样一个故事——因为那些药物里有能让人上瘾的成分，过一段时间以后，人体就会产生生理上的依赖。20天之后，你们都会成为海洛因上瘾者。对吧？我过去也是那么想的。

　　提醒我这个故事有不合理之处的第一件事情是——它是在哪个时间点被阐释的。如果今天我离开这个讲台，出门被车撞了，摔坏了自己的髋部，我会被送去医院，然后使用很多二乙酰吗啡。实际上，二乙酰吗啡就是海洛因，而这个比你能在大街上买到海洛因要好很多，因为你从药贩子那里买来的是“受污染”的，纯度非常低，那医生开给你的海洛因是纯度很高的，（因为治疗）。你会持续使用海洛因很长时间，在病房里同时有很多其他病人，你也许还没意识到，你已经使用了大量的海洛因。这样的事情全世界随时都在发生。

　　如果我们关于上瘾的观念是对的，那些接受治疗的病人都应该变成海洛因上瘾者了啊。关于这个，已经有过详细的研究。这样的上瘾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你的祖母动了一次髋骨置换手术，出医院后，她不可能变成一个药物上瘾者。当我知道这个事实后，我感到非常古怪，因为这和我被告知的、我所理解的完全相反。刚开始我不愿意相信，知道后来我认识BruceAlexandar，来自温哥华的心理学教授。

　　他开展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试验，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了药物上瘾问题。Alexander这么跟我解释：我们关于药物上瘾的认识来自上世纪早期做的一系列简单试验，你甚至可以回家自己做。一个笼子，里面有一只老鼠，给它两瓶水，一瓶里是有海洛因或者可卡因。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老鼠通常会选择那瓶有海洛因的水，然后很快让自己过量而死。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实验认识药物上瘾的机制的，对吧？

　　在上世纪70年代，Alexander教授重新审视了这个实验，并注意到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把老鼠放在笼子里，它干不了什么别的事情，只能去嗑药。让我们试一些别的方法吧。所以教授建了一个比较大的笼子，叫“老鼠公园”，简直就是老鼠的天堂。有奶酪、彩球、隧道，而且，它们可以有很多小伙伴，可以有很多性行为。当然，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水——其中一些里面有海洛因。令人惊讶的结果发生了——在老鼠公园里，老鼠并不喜欢有海洛因的水。几乎从来不会碰。没有老鼠会强迫使用药物，更没有老鼠过量。而如果单独拿出来做实验，过量发生的比例几乎是100%。当他们过着愉悦的社区生活时，它们根本不会碰海洛因。

　　当Alexander发现这个情况时，他认为，因为它们仅仅是老鼠，和人类不一样。但幸运的是，有一个人类实验，遵守同一原则，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越南战争。

　　在越南，20%的美国士兵使用大量的海洛因，如果你阅读当时的新闻报道，他们（记者）非常担心，我们在未来会在美国的大街上看到几十万药物上瘾者。当这些士兵回家的时候，《普通精神病学档案》（TheArchives of GeneralPsychiatry）做了一个详细的研究，想了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他们没有去康复中心，他们也没有出现戒断症状，其中的95%后来就是自己不用了。如果你相信那套关于“成瘾物质”的说法，那依旧会觉得这个事实不可思议。但Alexander教授认为，关于上瘾，应该有别的阐释。

　　他认为——也许让你产生物质上瘾的是那些“致瘾”位置，而是你所面对的牢笼。

　　如果物质上瘾只是你适应生活环境的一种方式呢？

　　来自荷兰的Peter Cohen教授认为——也许我们不应该把它叫做物质上瘾，而应该叫做“联系”（bonding）。

　　人类自然的联系外界的需求，当一个人感觉健康、快乐，他会倾向于与他人建立联系。但如果不是这样，比如你受到创伤、被隔离，或者被生活打败，你会与某些给你带来安慰的东西建立联系。那些东西可能是赌博、色情产品，或是大麻、可卡因等。与一些物质建立联系是我们的天性。作为人类，这种联系正式我们所需求的东西。

　　一开始，我觉得很难理解，但有一样事情帮助我理解了——

　　我可以走过去拿一瓶水，在座的各位每人也都有一瓶水。忘记什么药物，忘记什么药物战争。我们手里有的这瓶水可以是伏特加，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喝醉，这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

　　在座的每个人都花钱来听演讲，我想你们都有足够的钱去买六个月的伏特加。你不会因此而无家可归。但你们不会去那么做，你们不去那么做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人会阻止你，而是因为你有自己的关系和联系，而你想存在于这些关系中。你有自己热爱的工作，爱的人，你有健康的关系。

　　物质上瘾的核心部分——我认为的，或者是现有证据显示的——是一个人无法存在于自己的关系网中。

　　所有这些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证据。比如，最明显的证据来自“药物战争”。在亚利桑那州，我与一批女性进行了交流，她们被迫穿上面写着“我是药物上瘾者”的T恤，她们穿着脚镣，去挖坟墓，边上看的人就在嘲笑她们。当这些女性离开监狱，她们会有犯罪记录，她们不能获得合法的工作，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以这样类似的方式对待药物上瘾者。我们惩罚他们，羞辱他们，记录他们的犯罪行为。我们为他们与外界的连接设置障碍。

　　来自加拿大的博士GaborMate，有一次对我说，如果你想设计一个让药物上瘾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体系，你就会使用那个体系（亚利桑那的例子）。有一个地方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我决定去看看那个体系的运作状况。

　　在2000年的时候，葡萄牙的药物使用问题是欧洲最严重的，1%的人口有药物上瘾问题。每年，他们都在加大打击力度（采取美国的方式）：惩罚、污名化。情况每年都在恶化。一天，首相和反对派领导人坐下来一起开会，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了，让我们聘请一个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专家团队吧，来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团队由博士Joao领导，在分析了现有的证据之后，他们说：将药物使用非罪化，但是，很重要的下一步是——把过去用于打击药物使用、限制上瘾者人身自由的经费，用来重新建立他们与社会的联系。这和美国和英国的治疗方法完全不一样，在美英，有康复，心理治疗，当然这些有一定的作用。但在葡萄牙，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为上瘾者创建工作机会，向他们提供小规模贷款，帮助他们创业。

　　比如，如果你说你是个机修工，他们就会带你去汽车修理厂，告诉主管说，如果你雇用这个人，我们会支付一半工资。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保证每个上瘾者在早上起床以后，会知道有事情要去做。当我去葡萄牙的药物上瘾者交流时，他们重新发现了目标，重新建立了与社会的联系。到现在，这个试验已经进行了15年，结果是：根据一家英国期刊的报道，葡萄牙全国的注射药物使用者数量已经下降了50%。过量发生率大幅下降，HIV感染率也大幅下降了。所有的研究也表明物质上瘾问题大大缓解了，更重要的没有人还会回到原来的体系中去。那是政治上的证据。

　　另外还有一层证据——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自我感觉越来越脆弱的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上瘾，无论是智能手机、购物还是吃东西。比如，在这个演讲开始之前，我们被告知必须关闭手中的智能手机。你们的表情就像是——一个上瘾者被告知药贩子在未来几个小时内会缺席。我们在说人的“疏离感”是造成上瘾的因素，但要说这种疏离感在逐渐加剧，你们肯定会觉的很奇怪——因为现在是人类历史上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时代啊。但我相信，我们现在有的这种联系，或者我们认为所有的那种联系，是对真正的人类联系的戏仿而已。

　　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危机，你会注意到一些事情。那些在Twitter上关注你的人不会过来坐在你身边。你在Facebook上的好友也不会帮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和你有真正紧密联系的朋友才会帮助你。

　　环境作家BillMacKibben的研究告诉了我们很多相关的信息。普通美国人所认为的个人紧密朋友（出现危机时可以求助的人）的数量，自195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下降，在家庭中个人空间的规模在不断增大。这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用朋友交换个人空间，用物质交换“联系”。结果就是这是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人类社会之一。

　　Alexander（做老鼠公园实验那位）说，在物质上瘾领域，在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个人康复上，这没有错，但我们需要谈一谈社会康复。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不仅仅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创造这样一个社会——对很多人来说，个人生活就像一个被隔离的牢笼，比起“老鼠公园”里的那种社会，要差远了。

　　坦率说来，这不是我要研究着这个的原因，我对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不感兴趣，我只想帮助我爱的人。当这段个人研究旅程结束，回过头来看我生命中遇到的那些上瘾者，如果你很坦率，你会承认爱一个上瘾者很难。很多人知道他的情况，你也会经常发飙。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如此白热化，是因为触及到每个人的内心。每个人都认识一些上瘾症状的人，并且会说，我真希望有人会阻止你。当今社会对药物上瘾的一种典型方式就是干预。

　　有一部相关的片子《干预》，它建立在简单的假设之上。找到一个上瘾者，把他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告诉他所做的事情错了。如果他不改变的话，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他们所做的就是以断绝上瘾者与外界的联系为威胁，确保上瘾者可以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进行改变。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个方式没用。我认为这就是将“药物战争”的逻辑引入到对个人的干预中去。我于是想，我可以成为葡萄牙人吗？我现在要做的——我无法要求你们去持续这么做，也不会告诉你们这很容易——就是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告诉他们我爱你，无论他们在不在用药物。无论你处在什么状态，只要你需要我，我就会到你身边，因为我爱你，我不想看到你孤独一人。

　　这个信息的核心部分——你并不孤独，我们爱你——必须存在于应对上瘾问题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还是个人的层面。

　　100年来，我们一直在歌唱药物战争的曲调，现在我们应该唱爱的曲调。因为上瘾的对立面不是节制，而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