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法》于该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将“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设置、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的立法权限授权国务院行政立法。然而，迄今《禁毒法》实施一年有余，而行政法规迟迟未能出台。为弥补法律适用层面的缺失，包括《公安部关于对强制隔离戒毒与劳动教养能否合并执行问题的批复》在内的部分规范性文件对于强制隔离戒毒措施（以下简称戒毒措施）的执行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补充性规定，规范性文件中事实上对劳动教养场所继续承担部分戒毒措施的执行予以了确认。这在公安部着手起草的《戒毒条例》（草案）中也得到印证，现在乃至将来，司法行政机关主管与公安机关主管两种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体制的并存已是大势所趋。而司法实践中，鉴于劳动教养决定呈下降趋势，部分省份整合现有的劳教所资源，转而由劳教所承接强制隔离戒毒所的职能，完全不再担负任何劳动教养决定执行职能，并取得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欣慰于法治进程突飞猛进之中，也发现戒毒措施作为整合强制戒毒与劳教戒毒的一个新鲜事物，由于配套规范的不甚明确，在司法、公安各自为阵的管理模式中，无论是戒毒措施决定的作出，还是戒毒措施的执行来讲，普遍存在问题，而相关法律依据的过分原则和规范性文件之间的明显冲突，使得在戒毒措施的决定以及执行方面，办案机关执法随意、权力寻租现象有所抬头。这不仅造成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以下简称“强戒人员”）思想方面的不稳定，影响配合治疗效果；也对管教效果的评估甚至执法机关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直接影响到禁毒人民战争的社会效果以及法律的权威。

　　因此，如何在禁毒法语境下，在戒毒治疗活动的有序开展与强戒人员正当权益维护之间寻求平衡，无疑成为问题解决的症结之所在。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行政权力的自我完善，但完全寄希望于行政机关的自我完善远远不够。将必要的外部监督与内部完善统一起来才是取得禁毒战争全面胜利的根本。本质上，这属于对行政行为执行的法律监督范畴。虽然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但对于行政管理活动过程的检察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并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相关职权，虽《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五条有所突破，但一方面该解释原则性强，操作性弱，另则仍无法回避对于行政管理活动进行检察监督的规范依据缺失的尴尬。实际上，现有法律体系之中，检察机关对于行政决定执行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劳教活动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是对行政诉讼判决、裁定的抗诉监督。而高检院针对刑罚执行场所及劳动教养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先后颁布的四个办法作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但如何将法律监督的职能应用于强戒隔离戒毒治疗管理活动领域，司法解释则为阙如。

　　直至《公安部关于对强制隔离戒毒与劳动教养能否合并执行问题的批复》出台后，虽然劳教所检察室可假之于《劳动教养检察办法》之名以行对并行采取强制隔离戒毒措施的劳教人员监管执法活动的检查监督之实，但检察院职责有所边际，而劳动教养执行与戒毒措施执行性质毕竟有别，尤其在富余劳教所整体转制的趋势下，很多劳教所虽名为劳教所，但加挂强制隔离戒毒所牌子，这种背景下，此类驻所检察室如何定位，如何做好角色转变，如何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理论方面的困惑及实务上的困难仍十分普遍。但结合检察权的基本理论，以及我们在检察强制隔离戒毒执法中所发现的共性问题，立法层面有所作为，进一步明确相关监督依据、监督内容，规范监督流程及方式才能适应新时期公信力建设的需要，方能实现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治病救人的立法初衷。

　　但在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检查监督权配置方面，应把握这么两个本旨：一方面，赋予检察机关对于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执行的监督权力，即能弥补内部完善的短板，又能延伸监管的广度和深度，是较为可行的监督方式，但检察机关并非万能，检察权的无限扩张只会造成另一个极端，所以在对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执行配置检察权之时，一方面，应该尊重检察权构造的基本原则，因为“在具有基本司法构造统一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检察制度，在具有一类共同的职能、组织和活动特征的同时，遵循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坚持着不同的法治理念。这些差异性是我们推进检察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1]并且“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哪些职权，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既有某些共同的因素，也又某些不同的因素”“检察权内容上的区别，至少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第一，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第二，法制传统……；第三，本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检察权的构造时，也应当充分考虑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定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中国的国情。”[2]另一方面，应该严格贯彻限权的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力求权力限制与私权保护之间、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内部完善与外部监督之间的无缝结合，以达到检察权配置的初衷。值此《戒毒条例》起草如火如荼之际，为深入打好禁毒战役这场人民战役，笔者建议，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健全、完善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检察权配置。

　　其一，加强立法，制度层面保证强制隔离戒毒所检察监督的系统化、法制化、常态化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内容包括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刑罚执行监督，权力作用方式上体现了国家权力之间干预与制约关系。其区别于党、政机构体系中的纪律检查、行政监察，也区别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检察职权；虽然目前检查监督的领域更多的为刑事诉讼以及刑罚的执行活动，但“监督所应具有的权威不仅仅来自权力的等级结构，而且来自不同权力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3]笔者非常赞同这样一种认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在人大权力之下行政权、司法权和检察权这三权也应该是平等制衡的关系，人民检察院除了可以对法院进行监督以外，还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由于行政权的范围很广，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检察机关对所有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也是不现实的，因此除了通过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严重违法构成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侦查行使监督权以外，法律应该有选择地设定检察机关对具体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的范围。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检察院对行政机关刑罚执行和劳教活动的监督权，笔者认为，在将来的法律制度建构中，还应该适当扩大检察院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范围，建议在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规定：重要的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