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地，我发现这块地方布满了便衣警察。那小子可什么都没看到，他连我的警报手势都看不明白。我得凑到他身边去，在他耳朵根上说一声“雷子”他才有反应。然后，我悄悄地朝动物园走，他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吸毒的家伙靠近我，我冲他说：“别动了，老朋友。食堂那边正在搜捕。不过，我能帮你弄到地道的海洛因。”这时，那个二道贩子已经在我身边，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包药。怎么能这么干呢！300米以外就在搜捕，而这个傻小子却从口袋里掏出这么一大包海洛因！

　　两个正在这个角落溜达的便衣朝我们走来。跑是没有用了，他们马上就会抓着我们。那个二道贩子把那些小药包向上空扔去——真是一团淡紫色铝铂纸的旋风啊，他一定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切栽到我和那个“老瘾”身上。

　　他们让我们举起双手，靠着一辆伏尔克车站好，搜查我们的身上——因为有时这伙人是带有武器的。可是，我们中间最大的还没有16岁。那个混蛋的“雷子”竟乘机揉我的奶！但我显得十分得意。药我用过了，而经过了“美丽牧场”之后，什么也不能使我害怕了。我又重新扮起受过很好教育的小姑娘的角色。在收缴了我的身份证后，便衣们马上变得客气起来。一个便衣说：“老天爷，你还不到15岁，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逛逛。”我把一支烟塞进嘴里，这可让他火了：“扔了它！这是毒药！这么年轻！”我把烟扔了。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艾尔恩斯特广场的警察局，关在一间拘留室里。那个刚下海的二道贩子慌了手脚，不住声地嚷嚷：“让我出去！让我出去！”而我，脱掉上衣，把它卷成一个枕头，躺在床架上，打起盹来。拘留，这吓不倒我。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是从“美丽牧场”逃出来的呢！

　　果然，两小时后，他们把我放了。我又转回技术大学。路上，我的良心在折磨我：就这样，我又一次在碰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又陷进去了。热泪从我脸上流下来，现在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去找妈妈吧？就这样瞳孔缩得像针眼，娇滴滴地，噘着嘴，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我逃出来了，美美地给我准备顿饭吃吧！”

　　我到了技术大学的“反毒品中心”，它就设在原来的食堂那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有“能耐”，他们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来决定给我母亲打电话。她得知我在技术大学，稍稍放下心来。一到家，我就睡在床上了：发烧40度。妈妈叫来了急诊医生。医生要给我打针。我怕得要死：在胳膊上一天注射2、3次算不了什么，可是要在臀部注射，就把我吓坏了。

　　体温马上降了下来，可这时我已经瘫软成一团了——“美丽牧场”从精神到肉体都使我完蛋了。我在床上躺了3天。等我一能起床，我马上就跑到了反毒品中心。要到那里去，“午餐和咖啡厅”是必经之路，我是跑着经过这段路的，绝没左顾右盼。

　　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肯听我说话的人。让我讲话，这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妈妈，爸爸，戒毒所的人总是对我长篇大套地说。而这里，他们让我讲讲在我身上发生的事，让我自己试着总结一下。我还跑到传染病医院去，因为这时候我的脸黄得像柠檬了。那天早晨，我在咖啡厅前碰到了几个伙伴，他们全都跑开了，还一边向我喊：“快走开，你没看见自己得了黄疸病了吗？”

　　是的，我不想看到。真是古怪，每当我怀着最近“脱钩”的希望，停止使用一段时间的毒品之后，就会得注射毒品的人的通病。当我的腹疼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就要妈妈陪我到斯特格里菲诊所去（我之所以选中了这家诊所，是因为那里的伙食还可以）。我们在候诊室里等了2个小时，肚子疼得使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随便哪个护士都可以给我下诊断，因为这从我黄黄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谁也不动弹。屋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孩子，如果我的黄疸是传染性的——我已经得过传染性黄疸了——那可真有传染给所有的人的危险。

　　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太过份了。我扶着墙朝走廊走去——我太虚弱，又疼得像个受炼狱之苦的罪人。我寻找传染科。一个医生从我面前经过，我对他说：“给我一张床位吧，我可不愿意传染那些人。我有黄疸，也许您已经看出来了吧？”那家伙表示了歉意，他无能为力，我还得回到候诊室去。

　　最后终于有个医生接待我了。我宁愿马上告诉他我是个吸毒者，扔给我的是冷冰冰的答案：“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

　　一说到吸毒者，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又上了出租汽车。因为这些医生不愿意为我诊治，我妈妈非常气愤。第二天早晨，妈妈又把我送到鲁道夫?维尔苏医院。因为我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这回可把小鞋穿上了。

　　一个年轻的实习大夫要给我抽血化验。我一上来就告诉他：“这根血管不行，它硬得像木头。你得在下面另找一根。而且进针也不能直着，而应该斜着刺。要不然就扎不进去。”那家伙无言以对，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去刺一根硬化的血管。他徒劳地抽针筒：一滴血都吸不出来。最后，由于针管里形成的真空，针头整个从我手臂上脱了出来。这之后，他才问我该扎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