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找我的妈妈，告诉她我的决心。一开始，她显得很冷淡，我马上哭了起来。接着，我试着把我的事讲给她听，并不太歪曲真情。这回轮到她哭了。她把我搂在怀里，一直不放开。我们哭得像泪人一样。这可真是舒服极了。我的妹妹也是一样，她也很高兴又能看到我，这夜晚我们俩一起睡在我原来的床上。

　　很快，我就感到了毒瘾发作的初期症状。

　　又一次断毒开始了，我已经不知这是第几次了。我大概是断毒次数最多的世界冠军，总之，我不知道有谁，像我这样心甘情愿地断了这么多次毒，却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运气。

　　这几乎和第一次一模一样。妈妈请了假，给我带回来了我所要的一切：瓦里姆、葡萄酒、鸡蛋烤饼、水果。然后，到第四天，妈妈把我领到了“美丽牧场”。这是我坚持要去的，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不这样，我可能第二天又会开始注射毒品了。

　　他们马上让我脱去衣服，送我去洗澡间，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那里已经有两个完全是疯疯癫癫的老婆子在洗澡。人们把我塞进第三个浴盆，并且在我擦洗的时候寸步不离地监视着我。在那里，给了我一件仿古的睡衣和一条从肋骨到膝盖那么长的短裤，我要是不想让它掉下来，就只有提着它。我被带到留诊处，接受观察。我是惟一在16岁以下的病人。除了一个大家叫她“洋娃娃”的外，其余的完全是一群疯子。

　　“洋娃娃”从早到晚找活干，在留诊处，她很有用，帮了护士们的大忙。“洋娃娃”是个和我能聊聊的人，她一点疯样也没有，只是头脑有些迟钝。从14岁那年她的哥哥姐姐把她送来住院起，她就一直留在“美丽牧场”。很明显，她没有接受过治疗，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被留在留诊处了，可能是因为她非常有用的缘故吧，但是，依我看，这事办得不怎么样。因为一个人头脑有点迟钝，就该让她在留诊处呆上15年吗？

　　最初的几天里，我在足足有一个小队的大夫面前接受检查。实际上，这群白大褂中的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不顾廉耻地朝我这件仿古睡衣里面偷看。他们的头目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天真地告诉他，我愿意接受几天治疗，然后就去寄宿学校，在那儿我能准备我的学士考试。他不断地说：“好。好。”就像人们跟疯子说话一样。

　　一些关于疯人的故事冲上了我的脑海。我想，我说过的这些话真能让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自以为是拿破仑的疯子。我突然怕了起来：我会不会也一辈子被他们留在这里，怪里怪气地穿着一件仿古睡衣和一条给巨人准备的短裤？

　　但是，两天之后，断毒的病状消失了。我被送到B病区。我的衣服也还给了我，我甚至有权使用刀叉吃饭了（在留诊处，只发一把吃粥的勺子）。我遇到了另外3个吸毒鬼，是3个我认识的姑娘。我们总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很快就被那些老奶奶们命名为：“恐怖分子专桌。”

　　她们之中有一个名叫丽姬娜的姑娘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不少时光了。她也肯定地说：“美丽牧场”比监狱更糟。特别是在牢房里还能想方设法搞海洛因，而这里，却非常难。

　　除此之外，现在我们是四个人，过得挺高兴。尽管如此，我慢慢地开始感到不安。每当我问医生什么时候送我去治疗时，根本就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句意思明确的话来。他们总是说：“再看看吧。”或是诸如此类的他们整天向疯子们说的废话。

　　本来我妈妈和儿童救济会说定，我在“美丽牧场”过四天——以保证我戒除毒瘾——然后再把我送去治疗。但这时，治疗中心答应的床位不再是问题了。而且，我独自断了毒，几乎不再有毒瘾了。

　　就这样，有一天，他们要我在一个文件上签字，根据这个文件，我自愿地在戒毒所医院居留三个月。当然，我拒绝了，我宣布我要马上离开此地：我是自愿而来，那么，我当然可以随意而去。这样，主任医师来了，并且肯定地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就将要求当局给我进行6个月的行政拘留。

　　我觉得上当了。极度慌乱中，我想象着自己已经束手就擒，任这群傻瓜大夫摆布了。他们可以给我贴上随便什么疾病的标签：严重神经官能症啦，精神分裂症啦，谁知道还会有什么名堂。等把我关进疯人院，就再也没有什么权力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和洋娃娃一样的命运。

　　更糟的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疯到什么程度了。我的神经官能有问题，这是肯定无疑的。和反毒品中心顾问们的谈话至少使我知道了这个：毒品瘾，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强迫性冲动型的神经官能症。一想到这里，我就能解释一些事：明知毒品会使自己完蛋，却多次用了又戒，戒了又用；我让母亲受了那么多罪，我待人接物的态度，都明显地不正常。我可能是莫明其妙地疯了。

　　于是我就想方设法使医生和护士们不能发现我的神经失常。

　　那些女护士把我当成一个白痴，就像别的白痴一样。我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对待她们很凶；医生们向我提问题，我的答案与我当时所想的完全不同。我努力使自己不成为我自己，而成为另外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可等他们一转过身，我就骂自己说的全是蠢话。这回，肯定他们会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地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