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某些政府机关不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我们通过对“团伙之家”的调查表明，吸毒的现象并没有减退的趋势，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以同美国相比拟。今天，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没有经过职业训练或失业的青年。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起来公开反对当局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我们对“团伙之家”地下酒吧的关闭一定会把这种长期被掩盖的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诚然，西柏林的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吸毒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治理。

　　当我们在许多方面获得满意的结果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开放“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这也是我们这一决定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设立起由国家补贴的戒毒治疗中心和咨询服务处。我们的治疗设备有很大改善。尽管如此，事隔两年之后，吸毒的问题并未消声匿迹，因为新的青少年一代也同样存在吸毒现象。至于两年前的那些老吸毒者，有不少人已经死于毒品的摧残之下。

　　我们在“团伙之家”新接触到的年轻人，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家庭，尽管近几年来，人民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存条件实际上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身带武器，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凶器。而且可以看到，某些青年人的民族好斗情绪完全是受到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年轻人的处境之所以日趋恶化，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习过于艰苦，功课负担过于繁重；另一方面是一旦走出学校，立即就会遭到失业的威胁和各色各样的家庭纠纷。

　　情况十分严重。像克罗比斯这样的住宅区，居民多达45000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上“大批”这样的形容词：大批的青年失业者，大批高考落第者，大批的家庭纠纷……等等。除此之外，那里的“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自然的特征，几乎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休息、娱乐的场所。这对那些弱者来说，特别是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确受害非浅。在克罗比斯小区，一旦工程完工，那就意味着每寸可以建筑的土地都被占光，既没有为孩子们留下一块活动场地，也没有任何青少年的娱乐场所，没有一块可以消遣、散步的地方。这里既没有一个大的公园，也没有草地，没有树林，没有一处可让儿童嬉戏、青年人散步的地方。

　　这种大规模的住宅区完全是按照商业价值的观念设计出来的，丝毫不考虑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这种强加给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后果一直为人们所担忧，而今天，这种恶劣的后果越来越明显了。

　　物质生活的困难总是来源于社会冲突和问题。由于房租昂贵，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迫使当父母的必须一道外出工作，迫使男人和女人必须为日常的操劳付出更大的力气和艰辛。而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欢乐和财富。

　　毒品向来就是阻止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身受其害的人们觉醒起来的最可怕的手段之一。就像长期以来，酒精对于工人阶级所起的麻痹作用一样。近几十年来，除了酒精之外，又增添许多种毒品，诸如各种兴奋剂或麻醉剂，其买卖是合法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还有非法的药品，但其利润更加可观，如海洛因、可卡因等。

　　事实上，最令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吸毒的人很多，而是那些虽然身处困境，却不求助于毒品的人更多。这种现象对于青年人更是如此。尽管他们有不少人身处逆境，尽管吸毒的人有增无减，尽管青少年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加，尽管法西斯思想被捡起来当作时髦货在青年工人中传播，可是走正路的青年人仍大有人在，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第一次吸毒的那个周未，就在“音响舞厅”碰到了戴特莱夫。他立刻看出我的状况：“你干得好！你完全处于虚幻状态了。”阿斯特里德已经告诉他了。

　　我回答他说：“安静点儿，老朋友。你自己才真上瘾呢。而我呢，我不会让自己上瘾的。”

　　戴特莱夫没有找到反驳的话。因为他有气无力。他没有毒瘾发作——他尚未达到肉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但是他非常想注射一针毒品。他终于对我说，他很想买一点儿兴奋剂，但是他没有钱。

　　我说：“伙计，你瞧。”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偷窃。他同意了——但是他应该知道这对我会产生什么结果。20分钟后，我扒到20马克。戴特莱夫到手的少得多，但是这点儿钱对于我俩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要想“神游”一番，需要极少量的毒品就够了。自然也没有两人平分的必要，那天晚上，戴特莱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只是嗅了嗅。我一个月前下的决不碰海洛因的决心，突然烟消云散。

　　戴特莱夫和我重新在一起，好像我们从未分开过似的。好像这几个星期末我们在“音响舞厅”几乎像陌生人似地擦肩而过这件事也不曾存在过。他和我都不再提这事。世界又变得像那个星期天那样美，那天我给戴特莱夫做饭，接着我们又一起吃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