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我和弗朗克约好在海曼广场见面。我从没有注意到他是如此又高又瘦。他和团伙里其他小伙子的年龄差不多，也是16岁左右的人，他说他现在体重只剩下63公斤。这是他刚才卖血时才称的重量。弗朗克常常靠卖血挣钱来支付他吸毒的部分费用。

　　音乐会在“德意志大厅”举行。气氛非常热烈，观众情绪高涨，因为在场的几乎都是戴维?波维的崇拜者。在我们座位旁边，坐着一帮美国士兵。他们嘴里叼着烟斗，抽着大麻。只要你看他们一眼，他们就会把烟斗让你抽一口。尽管弗朗克拼命地抽，但他仍觉得越来越难受，因为他的烟瘾太大，无法控制。

　　戴维?波维的演唱开始了。他的歌声和形态太棒了，几乎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一样。不过，当他刚唱起《已经太迟了》这首歌的头几句时，我就觉得难过极了，因为这首歌所描写的也正是我眼下的处境。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弗朗克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我们遇见戴特莱夫的伙伴贝尔恩德。他说得想办法给弗朗克弄到一针海洛因。可我们身上的钱不够，于是，我搬出我那讨厌的绝招：“我没有钱买地铁车票，请大家帮帮忙吧！”来参加音乐会的人多数身上都带着不少钱，而且这时候刚刚散场，街上的妓女还来不及缠上他们。所以我刚开完口，一大批硬币就像雨点似的“叮铃当啷”落在我的塑料口袋里。

　　这些钱已经足够买两针海洛因——当时这玩艺还比较便宜。

　　贝尔恩德拿着钱就去找卖主。突然间我起了这么一个念头：“既然这些钱是我搜集来的，我为何不试它一针，体验体验海洛因到底有多大功效。”因为普通毒品对我来说已经无济于事，所以海洛因将是我在吸毒道路上的归宿，看来这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当我说出我的主意时，小伙子们都一致反对我。弗朗克生气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干这个，你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厉害，你要是沾上这个，那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我现在这个可怜的模样。”

　　既然我已打定主意，我也就听不进他的劝告。相反地，他们越说，我越是想试一试，再说，我只想体验一下而已，往后再也不打还不成吗？

　　他们没法说服我，只好也分给我一份。贝尔恩德教我怎样注射，其实这是多余的，我早就听说过。我说我不想打针，只想口服。

　　我把分给我的那份药面儿吃下去了，起初我觉得又苦又辣，我真想立即吐出来，很快我就觉得我的四肢变得很沉。很沉，一会又觉得很轻，很轻。我身上的不舒服一下全消失了。我从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轻松，愉快。

　　这一天是1976年4月m日，离我14周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早上5点钟的时候，贝尔恩德建议我们到他家去。我很高兴地挽着弗朗克的胳膊和他一起去了。

　　我觉得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充满欢乐的家庭。我感到和这两个男孩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甚至最秘密的心里话也可以对他们讲。海洛因已经使我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兄妹。我从没有这样幸福过。

　　我在贝尔恩德的床上和他睡在一起，他并没有碰我。我们是兄妹关系———对海洛因的难兄难妹。弗朗克自己睡在地板上，头靠着沙发。

　　夜里我觉得浑身发痒，我只好脱光衣服，用梳头发的梳子全身上下地挠，一直挠到出血，尤其是腿肚子那块地方。我知道，凡是打海洛因针的人都会浑身发痒，他们身上都会伤痕累累，特别是腿肚子的地方。这是识别吸毒者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弗朗克的腿肚子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肉，全都被他抓烂了，因为他并不是用梳子挠痒，而是用小刀子刮。

　　晚上，我回到家里。我不时地想着：“你才13岁，可是已经沾上了海洛因。”最初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毒瘾的危机发作，所以我感到十分高兴。整整一个星期我的脾气好极了，在家里，没有吵过一次架；在学校，我接连得到几个好分数。

　　当我回到“团伙之家”时，我发现还有另外四个伙伴也开始打海洛因针。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边，以示高人一等。很快，团伙里服海洛因的人越来越多。海洛因终于像一颗炸弹似地把整个格罗比斯小区炸开了。

于尔根·克万特牧师

　　（青年辅导负，清除“团伙之家”的社会文化中心负责人）

　　许多年来，“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曾经是克罗比斯小区和努考林小区的年轻人主要聚会的地方。每天晚上，至少有五百多名青少年前来这里活动，直到1976年我们把它关闭为止。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海洛因的使用在这里毁坏了一代青年人。我希望对这个“团伙之家”的关闭能够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灾难性局势的关注。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对于烈性毒品在克罗比斯小区传播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早在学生运动时代，我们就曾经讨论过如何限制普通型毒品的问题。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在我们的中心就有30到50个年轻人转而服用烈性毒品。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不采取法律的措施，而局限于向年轻人做正面的说服教育，那会被认为是怂恿他们越走越远，将会被看作是我们承认对毒品的斗争无能为力的表现。